亞歷山大·赫爾岑
目錄
歷山大·赫爾岑
歷山大·赫爾岑，（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е́рцен，1812年－1870年），俄國思想家、革命活動家，長期流亡西方，反對沙皇專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е́рцен制主義。病死於巴黎。代表作有長篇小說《誰之罪？》（1846年）、中篇小說《克魯波夫醫生》（1847年）和《偷東西的喜鵲》（1848年）。
赫爾岑詳細介紹
赫爾岑的個人簡介
赫爾岑(1812年—1870年)出生在莫斯科一個大貴族家庭，因他是私生子，所以不能繼承父姓，但他的父親十分愛他，給他取赫爾岑為姓，德語意為「心」，並使其受到良好的教育。少年時代受十二月黨人思想影響，立志走反對沙皇專制制度的道路。1829年秋進莫斯科大學哲學係數理科學習。學習期間，他和朋友奧加遼夫一起組織政治小組，研究社會政治問題，宣傳空想社會主義和共和政體思想。《世界歷史名詞》(第一版)收錄了「赫爾岑—奧加廖夫小組(Herzen-Ogarev Circle)」一詞，將其定義為「1831-1834年莫斯科大學的革命學生赫爾岑、奧加廖夫等在十二月黨人運動的影響下成立的組織，研究各種政治學說。赫爾岑作品的豐富深刻的思想內容和比較完美的藝術技巧，使他成為19世紀中葉俄國現實主義文學的優秀代表之一。[1]
赫爾岑對社會的影響
在19世紀40年代的莫斯科
他是最顯赫的風雲人物之一。1834年，「赫爾岑小組」的大多數成員被逮捕，赫爾岑在審查之後被流放，先後在彼爾姆、維亞特卡、弗拉基米爾和諾夫哥羅德等地被監禁，或在當地的衙門當差。在斷斷續續近十年的流放生活中，赫爾岑閱讀了大量哲學和思想著作，深受空想社會主義理論和德國古典哲學的影響。同時，對俄國民間生活的深入了解，更強化了他的反抗精神，他也因此具有了更為堅定、清晰的社會理想和政治抱負———推翻沙皇的專制統治。1842年，結束流放生活的赫爾岑回到莫斯科，在莫斯科的這幾年(1842年—1847年)，是他一生思想生活中最重要的時段，流放時期積累起的見聞和思考，反抗的精神和堅定的理想，在19世紀40年代莫斯科熱烈的社會文化環境中找到了噴發口。在關於黑格爾哲學的辯論中，在對現存制度合理性的質疑中，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論爭中，處處可以聽見他的聲音，他和別林斯基、格拉諾夫斯基、霍米亞科夫等人，被視為40年代中期俄國社會思潮高漲時期最顯赫的風雲人物。在這一時期，他先後發表了《科學中的一知半解》和《自然研究書簡》兩篇哲學論文。他同時從事文學創作，連續發表了三部中長篇小說，即《誰之罪》(1845年)、《克魯波夫醫生》(1847年)和《偷東西的喜鵲》(1848年)，其共同主題是對社會不公正、不合理之原因的探究，即「思想小說」和「問題小說」，在當時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
俄國式社會主義
他的「俄國式社會主義」理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1847年，為了獲得一個自由的政治活動空間和思想傳播場所，赫爾岑以給妻子治病為由離開俄國來到西歐，從此開始了他長達20餘年的流亡生涯。赫爾岑來到巴黎的時候，恰逢歐洲大革命前夕，蓬勃高漲的革命形勢使赫爾岑對歐洲和俄國的未來產生了樂觀的憧憬。但與此同時，他也對西歐社會中的資產階級及其道德和作為進行了抨擊，這使他與大多數俄國西方派之間的裂痕進一步擴大了。法國革命之後，赫爾岑對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所作所為極為不滿，認為是對廣大人民利益的出賣，他的失望和對歐洲命運的擔憂也由之而來，《寄自彼岸》一書比較集中地體現了他這一時期的情緒。 1850年，赫爾岑拒絕了沙皇尼古拉一世要他回國的命令，從此成為一位政治流亡者，不久他就加入瑞士國籍。19世紀50年代初，為了擺脫「家庭噩夢」(夫妻的感情危機，母親和兒子在海難中喪生)，赫爾岑遷居倫敦，並開始了《往事與沉思》(又譯《往事與隨想》)的寫作。與此同時，赫爾岑還寫了《論俄國革命思想的發展》一書，向歐洲讀者介紹了俄國人民及其反抗奴役的歷史，介紹了俄國那些維護人民利益的社會活動家、思想家，尤其是文學家們所發揮的重要作用。 大約就是在寫作此書的前後，赫爾岑的「俄國式社會主義」理論開始成熟，在他看來，俄國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度相對而言不太發達，社會主義思想比較容易為人民所接受，俄國由來已久的村社制度實際上就可以被看成是「社會主義的萌芽」，只要能在俄國消滅專制制度和農奴制，社會主義理想就完全有可能在俄國實現。赫爾岑的這一學說在俄國產生了極大的影響，是稍後出現的民粹派運動的理論先聲，後來無疑也影響到了列寧的社會主義理論。 人生價值
作為俄國思想家的赫爾岑，其一生是具有某種典型意義的。為了捍衛真理，他成為了本階級的叛逆，最後被迫流亡國外，但仍然念念不忘「精神上的回歸」。他的沉思和寫作，他創辦的《北極星》、《警鐘》和「俄國印刷所」，目的均在於此。他寫作長篇回憶錄《往事與沉思》，就是為了真實地記錄「歷史在一個人身上的反映」，既是為了回憶個人的精神成長過程，也是為了論證歷史發展的合理性。甚至連他自己立場上的不斷「搖擺」，也都成了19世紀中後期俄國思想脈搏跳動的記錄—他曾是一個地道的西方派，到了西方之後卻倡導起具有斯拉夫派色彩的「俄國式社會主義」來。 能將他的一生聯結為一個整體的，能說明其所有行為之邏輯性的，就是別林斯基很早就在赫爾岑身上發現並推崇的那種「思想的力量」。高爾基說過，赫爾岑一個人「就代表整整一個領域，就代表一個思想飽和到驚人地步的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