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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切迷人戴爱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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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切迷人戴爱莲》中国当代作家梁宾宾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亲切迷人戴爱莲

——追忆戴爱莲先生

甲申年的初夏,我走进了一个美丽、安详、幽静的院落。鲜花摇曳,树影婆娑,就仿佛一组组美人盘旋起舞在阳光下;鸟儿轻盈地游戏于花前树下,它们生怕惊扰了居住在这里的主人——我悄然走入这神话般的境界:四壁上悬挂有名人字画,大厅里摆放着线条优美、造型独特、花纹细致的钢琴,这都表明着居所主人的不同凡响。它告诉我,这里居住着中国舞蹈的创始人,拉班舞谱的引进与推进者,中国中央芭蕾舞团艺术顾问,中国舞蹈家协会名誉主席戴爱莲先生。

院落里的自然景致,看不出修饰过的痕迹。朴素而庄重的楼房比它的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五十年前,中国工人用建造人民大会堂剩余的材料在这里盖起了两座华侨公寓。坐落在花坛中央的篮球场,曾经是戴爱莲先生的学生们开Party的舞蹈场所:彩灯高照、舞曲飞扬、佳人起舞的场面想想都令人神往。就连戴爱莲先生居所的客厅也曾是她的学生们舞蹈的排练场。

已经故去的著名画家吴作人先生原是戴先生的老朋友和邻居;著名画家叶浅予先生原是戴爱莲的丈夫——在这歌舞升平、诗情画意的世界里,感受到的只有积极快乐,没有消极悲伤。

当时的戴爱莲先生已是八十八岁的高龄,但在她的脸上依然洋溢着不倦的神采和发自内心的喜悦。她娇小且轻盈的身材、柳叶般的弯眉和月牙似的笑眼透着仁慈和纯真的魅力,这魅力也为我们的谈话营造出了一个轻松而美好的氛围。我们的交谈是随意而愉快的。

我相信任何一个人面对她都会循着她的心路历程进入一个神圣的舞蹈殿堂。那殿堂是优美的、灵动的、撼人心魄而不朽的。

翻开她的简历,那一连串的尊称与殊荣让我进一步认识了眼前这位老人:“戴爱莲,中国当代舞蹈艺术先驱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著名舞蹈艺术家、舞蹈教育家、编导、中国舞蹈史学者。曾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委。”

戴爱莲先生于1916年5月出生在三代侨居加勒比海的特立尼达岛的家庭,她的父母亲是中国广东人。戴爱莲自幼学习芭蕾舞和钢琴,非常有兴趣。

1928年,戴爱莲凭着优秀的天资考入了特立尼达芭蕾舞蹈学校,几年后随母亲定居伦敦。她曾在著名舞蹈家安东·道林、玛格利特·克拉斯和玛利·兰伯特等名流的指导下学习古典芭蕾舞,后考入了莱斯里主办的舞蹈工作室研习现代舞。

由于父亲生意的破产,戴爱莲参加了在英国西南部德文郡——达亭顿庄园尤斯、雷德舞蹈学校所举办的夏季六周免费舞蹈训练班,在那里学习现代舞。由于对舞蹈的痴迷和热爱,年幼的戴爱莲渴望成为这所学校持有奖学金的正规生。经过努力,她终于如愿以偿了。在那里她系统地学习了舞蹈理论家拉班的情感表现方法、舞蹈技术理论和拉班舞谱。

舞蹈这门艺术很早就吸引了戴爱莲,同时上帝也赋予了她丰厚的舞蹈天资。特立尼达岛有在“复活节”前狂欢的习俗,这使幼小的戴爱莲与舞蹈结下了永久之缘。她的节奏感很强,常担任儿童舞蹈的领舞,当她五六岁时就开始演出歌舞剧,成为这个岛上第一个和白人学习芭蕾的华人。每逢演出,台下都有人新奇地叫喊道:“看啊,中国小女孩!”

那时候戴爱莲经常登台演出,通过电视屏幕和舞台,她已经成为当时英国家喻户晓的名人。然而戴爱莲是一位有民族自尊心的人,她自幼生长在海外,接受的是纯西方的文化教育,但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

在英国上学时她不会讲汉语感到很可悲。在大英博物馆里戴爱莲阅读到英文版的《中国历史》,这使她大开眼界。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深深地吸引了她,尤其是盛唐文化使她着迷。 中国的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是我对芭蕾最初的记忆。在“祖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我曾无数次的带着妹妹在露天的银幕下观看过这两部中国芭蕾经典之作。而从与戴爱莲、白淑湘的交道之后,我开始进一步认识芭蕾这门舞蹈艺术。

我开始补课,在电视上、在剧场里重新感受她的魅力:芭蕾是一门科学的、令人愉快的综合性舞蹈艺术,最早起源于意大利,由宫廷芭蕾发展而来,至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她把音乐、美术、舞蹈和谐地融为一体,以其独特的品貌展现在观众面前。

芭蕾舞的特点是用足尖跳舞,体态轻盈的演员就像天空中漂浮的白云、水中嬉戏的白天鹅,给观众以梦幻般的感受,特别优美。更为重要的是,它是通过人体运动的姿态来表达人类的情感和故事情节,让人不得不静下心来细细揣摩和欣赏舞台上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的一切。

她以一种优美的方式向人们展示着天上人间的悲欢离合,她的高雅和神奇给人以视觉的享受和心灵的愉悦。法国文豪雨果在为意大利芭蕾舞明星玛丽·塔里奥尼赠书时说:“献给您那神奇的足,献给您那美妙的翼”。可见芭蕾神奇、美妙的独特品质。

而在当时芭蕾舞与现代舞相互对立的状态下,戴爱莲先生已经萌发了博采众长、开拓创新的意识,注定了她后来在舞蹈艺术事业方面的领军地位。 1937年,戴爱莲参加了英国援华委员会组织的义演活动,为中国抗日集资。1940年春天她只身回到了祖国。她热爱中国的传统文化,立志要寻找中国舞蹈的根。 那一年春天欧洲的气候特别寒冷,船上冷风逼人,滴水成冰。船只在航行中躲避着水雷,经过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香港,这时的报纸上立刻出现了这样一则消息:《中国舞蹈家从英国学习归来》。

在当时抗日战争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戴爱莲不仅对中国舞蹈进行研究,还教授舞蹈,登台演出。在宋庆龄的感召下,她参加了“保卫中国同盟”的抗日募捐活动。虽然要忍受饥饿四处逃难,她说心里有了理想的目标就不觉得苦,也从没有后悔过。

在抗日救亡的演出活动中,她结识了一批有才华的爱国艺术家:张大千、叶浅予、丁聪、郁风等人,到达内地后她又结识了田汉、欧阳予倩、郑振铎以及周恩来、邓颖超、郭沫若、陶行知等进步人士,从中受益匪浅。在他们的影响下,她以极高的热情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从事进步的文化事业。从此,她把中国看成了自己的家,将自己的命运与祖国的命运融为一体。

北平解放那天,戴爱莲尽情地跳,跳了一整天民族舞蹈,以抒发对祖国的挚爱真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她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学习了少数民族传统歌舞,将散见于民众中自然传衍的舞蹈加工为舞台艺术品,成为整理民族民间舞并将其加工为舞台艺术的先驱者。

她以多方面的途径和多种形式普及、传播民族舞蹈,由她编导的舞蹈作品《荷花舞》、《春游》、《飞天》曾在国际上获奖。女子群舞《荷花舞》和女子双人舞《飞天》成为戴先生的传世之作。

《荷花舞》是女子群舞,由刘炽作曲,徐杰领衔首演,是戴先生在那个时期的代表作。舞蹈取材于流传在陇东、陕北的民间舞“荷花灯”,由刘炽等艺术家对其进行了加工后,戴爱莲于1953年以高超的编舞技法进行了再创造。

她以比兴的手法,表现了荷花出淤泥而不染的秉性,以盛开的荷花象征欣欣向荣的祖国。舞蹈形象鲜明,动作流畅,结构凝炼,于简洁中见功力;《飞天》为女子双人舞,创作于1954年,由刘行作曲,徐杰、资华筠首演。它是当代中国第一部取材于敦煌壁画的舞蹈,以戏曲中的“长绸舞”加工为独立的纯舞蹈艺术。舞蹈以绸带飞扬瞬间的舞姿造型和流畅、滑翔、腾跃的步伐,营造出翱翔天宇的一种意境,以表达人类对新生活的希冀和向往。

由于政治运动的干扰与牵连,戴爱莲先生曾中断了对舞蹈的研究。1954年她被任命为北京舞蹈学校校长后,重又继续研究古典芭蕾。

那时的中国正处在经济困难时期,还没有条件生产做芭蕾舞裙所需要的细纱,演员们在舞台上穿的纱裙都是用浆过的白布做成的,她们穿在脚上的舞鞋,是由曾在上海跟苏联人学习过制作舞鞋的沈师傅带领徒弟们做的。

起初演员们穿时感觉鞋子不太舒服,后来舞鞋在制作工艺方面不断改进,得到了完善。北京舞蹈学校除了对学生们进行芭蕾舞的教学外,还教授中国古典舞、中国民间舞、外国芭蕾舞、宫廷舞、历史生活舞和文化课,在戴爱莲先生的倡导下,创办了传授亚洲舞蹈的东方舞班。

建校四年后,在周恩来、陈毅等国家领导人的关心下,北京舞蹈学校成功地排演了芭蕾名剧《天鹅湖》。戴爱莲先生集众家之所长,善于吸收各艺术门类的优点。她学习安徽花鼓戏,她看过梅兰芳先生所有的演出剧目,她认为梅兰芳的京剧舞蹈特别美。

在她的家里,展示着著名画家吴作人、黄永玉和叶浅予的美术作品,在她的艺术境界里融汇着多种艺术形式:古典现代、东方、西方、高雅、通俗、宫廷、民间……

戴爱莲先生称舞蹈理论之父鲁道夫·拉班(Rudolf Laban)为外公,因为她是拉班舞谱的第三代传人。在中国,她引进、普及、传授了拉班舞谱,始终以此作为教学的基础。

她用一个简单的比喻向我阐释了舞谱的重要性:“什么是乐谱什么就是舞谱。如果音乐没有乐谱,贝多芬、肖邦的音乐就不可能被流传下来,舞谱的作用也是如此。”

拉班舞谱在国际舞蹈界很通行,每两年一次的国际拉班舞谱年会,都会在不同的国家召开。她热情地告诉我,她是第一个将拉班舞谱介绍到中国来的人,虽然中国从事拉班舞谱工作的人数不多,却具有国际水平。

戴爱莲先生很重视舞谱的原理和它的科学性:很多艺术形式都是由文字来记录的。比如人类用古代的甲骨文和东巴文记录了历史,而中国古代音乐的流传是靠宫、商、角、征、羽来完成的。由于舞蹈没有文字记录,许多人说它没有文化而轻视它,使它处于艺术的边缘状态。而舞谱解决了这些问题,它的优势在于容易被理解被掌握。它的符号形象、具体而简单,它的作用就像文字一样,便于演员理解编导的意图。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同行都希望参加到拉班舞谱的民间组织和国际组织当中来,在欧洲、美洲、亚洲、非洲的许多国家里,拉班舞谱得到了广泛的研究和运用。 舞蹈是人类最早创造的一种艺术形式,逐渐发展成为不同的民族舞蹈,不同的舞蹈有不同的特点,表现着不同的美感。不难理解戴爱莲先生此刻的心情,几十年来,她已经运用拉班舞谱记录下了中国藏族舞蹈、秧歌、霸王鞭和其他许多民间舞蹈了。

她去云南时看到纳西族用东巴文记录了古老的祭祀舞蹈,便由她的学生用拉班舞谱记录了其中两段舞蹈,当这“东巴舞谱”被带到国外展示时,前来参观的人当中已经有人读着拉班舞谱跳出了源于中国八百年前少数民族古代的祭祀舞蹈了,这令在场的人非常激动。

在英国皇家舞蹈学院的大厅内,同时陈列着戴爱莲先生的石雕头像和世界上另外三位女性舞蹈家的肖像。在漫长的艺术生涯中,舞蹈事业已经成为戴爱莲先生生命中的一部分,虽然她经历过许多坎坷,但从不抱怨,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她都没有终止过练功。

在她的眼里,芭蕾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枯燥和残酷,而是一门快乐的艺术。幼年在英国时,由于她的个子小而不能进入芭蕾舞团,她说她可以不进,只要允许她上芭蕾课,她就已经很高兴了。

为了请戴先生提供一些与我文章相关的图片,那年的晚秋时节,我又一次敲响了她的家门。“来了,来了……”她总是以这热情、朴素的语言迎接客人的到来。我们拥抱了一下,作为再次见面的礼节。

握着她那双微冰的小手,顿生一种难以言说的空旷感。顾不得寒暄,她就把我领进了她的书房,我一眼看到,书房的墙壁上新添了一幅温家宝总理与戴爱莲先生的合影照片。 我又一次环顾四周,仿佛置身于一个小小的文化宝库中,这里储存着她事业成功的记录和她艺术道路上的每一个足迹,虽然是无形的,但似乎伸手可触,好像空气里都弥漫着惊鸿的舞姿神韵。

当她进一步了解了我的来意后,捧给了我足够的照片让我挑选,我精心经意地挑选出与文章相匹配的三幅照片,在这之后,她热情地向我描述了这一张张照片背后的故事…… 她像个孩子似的抬头问我:“文章刊出后能送给我一本吗?”“当然,不止一本。如果您要得多的话,我可以跟杂志社联系。”她摇摇头。我理解她并不需要以此为自己做宣传,她完全不需要。只是愿意有一本作为收藏。

她告诉我,头天晚上由于电卡里储存的电用完了,致使她九点钟就睡下了。说话时她愉快地微笑着,仿佛一生一世都是幸福的,从不晓得什么是悲哀,什么是苦难。说到动情处,她的笑是那么畅快,那么亲切,那么迷人,有的时候还那么响亮,不掺任何杂音的响亮,让人感觉踏实和亲切。

记得初次拜访戴爱莲先生时,中途我提出要去洗手间,她立刻给予反应,站起身来领我走进了那间面积不大却十分整洁的洗手间。当我回到客厅后,她向我讲起了一桩与洗手间有关的往事:早年建造房子时,通常一户只给设计一个洗手间,一个人使用不会感觉有什么不方便。

一次她的学生到她家来上舞蹈课,中途说有事要离开一会儿,戴先生没有在意,便放她去了。用戴先生的话说: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她回来,我想,她去哪里了?好久好久她回来了。我问她去那里啦,她回答说,她要方便,出去找厕所,找了很久才找到。我责怪她,为什么不告诉我呢?噢,我明白了,我需要在家里再造出一个洗手间来,于是就请工人师傅在家里挤出一块地方,造出了一个客人用的洗手间,所以现在我的房子里有两个洗手间……

她操着不太地道的汉语,认真地向我描述着这桩她认为很重要的事—— 一个洗手间的诞生和它所诞生的理由。因了这样一桩凡尘小事,竟使她忽然察觉,由于她的疏忽给客人造成的不便,仿佛也让她意识到了,她在人们眼里的与众不同。这让她心里很不舒服,虽然她没有任何过错,但是她依然要弥补,要再造一个洗手间来解决客人们的方便问题,也以这样的方式弥合她与学生,与客人之间那段看不见的距离。这时我也明白了,那种踏实感由何而来。

当我提出要去洗手间时她那种本能的反应,她情不自禁地重提那桩久远往事的来由。无意之中她所表现出的游离于现实以外的本真,和细致入微的善良,使我忘却了她的年龄和身份,记住了她的可爱和亲近。我想,这正是她所希望的,她希望后人了解和传承她的舞蹈艺术,特别是拉班舞谱,也希望人们将她看作朋友或亲人。

看天色已晚,我便起身告辞,这时她从里间屋里拿出一本书《戴爱莲——我的艺术与生活》送到我面前:“这本书送给你,这里面有我的很多照片。” 我郑重地接过来并表示了我的谢意。这本书是经戴爱莲先生口述,由她的学生们记录整理后出版的,书中真实地再现了戴先生将近一个世纪中艺术与生活的轨迹。我翻过封面请她题字,她说:“我的中文字写得不好,写英文可以吗?”但她还是用汉字一笔一划认真地题上了:

送给梁宾宾 戴爱莲2004年11月14日

当我离开华侨公寓时已暮色茫茫,华灯初上,我走向公交车站,走向热闹的人群。眼看着秋日的落叶在橘黄色的路灯下滑行,内心不免涌来几多悲凉。

谁会想到在中国,戴先生没有一位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可留在我脑海里的,却是那幢闹中取静的楼房里一幅幅美好的画面和温暖的气氛。戴爱莲先生直爽、活泼、纯真、执著的个性,以及她对生活、对艺术的热情一直保持至今。

前一次采访结束后我为她拍照,希望她笑一笑,我觉得她笑起来特别迷人。她却说:“不一定要笑,自然也是一种美”。拍过之后,她把她的家庭服务员招呼过来对我说:“请为我们俩拍张合影吧。”

在我的眼里,岁月的痕迹无法遮掩住她的美丽。她不仅是一位国际著名的舞蹈家,还是一位纯朴的中国公民,重要的是她不仅有一种自然的美,还有一个平和的心境。 2006年初,九十岁的戴爱莲先生走完了她卓越的一生,她留下遗愿,将房子和银行存款全部捐献给国家。至此她留给自己的,依旧是那个平和的心境;留给世界的,是她的全部——舞蹈艺术,还有她的真诚。[1]

作者简介

梁宾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会员。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