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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石武四郎

仓石武四郎（1897－1975）是日本新县高田市人，仓石武四郎是国立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中学院院长，东方学会评议员，中国语学研究会理事长，勋二等、瑞宝章获得者，日本朝日文化奖获得者，中国语学文学研究家。他的父亲仓石昌吉是明治维新时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的学生，典型的书香门第使他从小就与古籍结缘。他于1922年进入当时日本中国学的中心——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在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等中国学的奠基者指导下从事研究。1926年，他担任了京都帝国大学讲师，1927年升任助教授，1928－1930年被日本文部省派往北京留学。

仓石武四郎

（1897－1975）是日本新县高田市人，仓石武四郎是国立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日中学院院长，东方学会评议员，中国语学研究会理事长，勋二等、瑞宝章获得者，日本朝日文化奖获得者，中国语学文学研究家。他的父亲仓石昌吉是明治维新时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的学生，典型的书香门第使他从小就与古籍结缘。他于1922年进入当时日本中国学的中心——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在狩野直喜、内藤虎次郎等中国学的奠基者指导下从事研究。1926年，他担任了京都帝国大学讲师，1927年升任助教授，1928－1930年被日本文部省派往北京留学。

仓石武四郎 - 简介

1921年，他在东京帝国大学中国文学科毕业后，就来到向往已久的中国南方进行考察，短期的中国之行使他对“训读”法与中国现代语之间的隔膜产生了深刻的认识，因此成为他一生研究汉语教育、改革的契机。虽然在那一年他考上了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的特选公费生，但一年之后即中途退学。自1894年甲午海战以来，日本成为世界强国，往昔向中国学习的风尚一变而为中国学人纷纷留学东瀛，日本学者也以留学欧洲为时尚。但以狩野、内藤为首的有识之士却在建立新的中国学格局中认识到留学中国的意义。于是，在战后成为日本中国学翘楚人物的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等人便相继逆潮流之势而被派到中国留学。

仓石武四郎 - 生平

仓石武四郎的兴趣，是在清代考据学特别是小学、音韵的研究上。他真正想听的课程，是语言文字学家钱玄同（1887－1939）在师大开设的“国音沿革”和“说文研究”。因此，他通过另一位学者马廉向时任师大国文系主任教授的钱玄同提出了请求，得到的回答是：“我在北京大学也有同样的课程，况且北大有旁听制度，去那里如何？倘若一定要在师范大学，那里没有旁听制度，我自然无法答应，不过，也许可以偷听……。”（仓石武四郎《钱玄同与黎熙》，载作者著《汉字·日本语·中国语》，くろしお出版1982.）在钱玄同先生的暗示下，他从1929年秋季学期开始了师范大学的学习。从仓石武四郎留存下来的《述学斋日记》和回国后上报文部省的《在外研究始末书》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他在师大的听课情况，那就是：钱玄同的“国音沿革”、“说文研究”，孙人和的“词学”，沈兼士的“文字形义学”，黄节的“曹子建诗”。他每周都穿梭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之间，聆听上述钱、孙沈、黄之外还有杨树达、吴承仕、范文澜、赵万里、伦明等众多民国知名学者的课程。甚至每周一次，他还向晚清遗老杨钟羲学习清朝典制、向年轻的俞平伯学习翻译之道。这样繁重的课程在日本来华留学生中是非常罕见的。

明治以来日本的这种留学被称为“在外研究”，来到中国的日本学者实际上很少拜师或进高校接受严格的中国学问训练，很多人在中国只是进行考察和收集资料，间或约请一些学者做言语不通的“笔谈”。在仓石武四郎留学期间，真正能如此克服语言的障碍而虚心就学的，只有他和吉川幸次郎、水野清一等少数的学者。他与吉川幸次郎共同住进了北京的四合院，并穿上了中国服装，像中国人那样开始了他们在北京的生活。在最初的四个月中，他们请了旗人来讲解《红楼梦》，通过这部名著的精读，既掌握了北京话，而且也了解到了北京人的风俗生活。其后，他在与中国学者的交往中了解到当时北京大学和中国大学的旁听制度，于是又办理了手续到那两所大学中听课。

仓石武四郎 - 成绩

1928年3月23日，仓石武四郎以日本文部省资助的在外研究人员身份被派往北京留学。仓石刚到北京的时候，找了个名叫奚待国的旗人为他讲解《红楼梦》。每天上午三个小时学一回，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学习了四个月，为他打下了非常好的中文基础。

在北京留学期间，仓石武四郎与中国学者频繁来往。当时中国的著名学者，他大多登门拜访，讨教学问，得到诸多中国国学大师的熏陶。在规定的两年留学期满后，他又得到上野育英会的奖学金资助，继续在中国逗留了四个多月，于1930年8月5日回到日本。

仓石武四郎 - 荣誉

留学回国后，他继续在京都帝国大学任职，并兼任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前身）研究员。1939年，他以《段懋堂的音韵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1940年，又兼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1949-1958年，任东京大学专任教授。此后又担任日中学院院长等职。

仓石武四郎 - 作品

仓石武四郎除了在经学、文学等领域里成果斐然外，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战后致力于日本的现代汉语教育，并作出杰出贡献。仓石武四郎创立了中国语学研究会、仓石中国语讲习会（日中学院前身），并通过《支那语教育的理论与实际》（1940）、《汉字的命运》（1952）、 《中国语五十年》（1973）、 《架起通往中国的桥梁：仓石25年中国语教学总结》（1977）、《语言、思维与社会》（1981）、 《汉字．日本语．中国语》（1982）等研究专著与《仓石中国语教本》、《岩波中国语辞典》 （1963）等教材和工具书的编纂，深入汉语研究并推广汉语学习。

仓石的研究成就还表现在中国经学、文学等多重研究领域，其《尚书正义（校订本）》（1936）、 《段懋堂的音韵学》（1941）、 《中国文学史问题》（1957）、 《中国文学史》（1956初版、1962再版）、 《吴稚晖：中国的思想家》（1963）、 《中国文学讲话》（1968）、 《目录学》（1973）等著作都是中国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仓石武四郎作为日本著名的中国学家，以对汉语研究、汉语教育及辞典编纂的功绩而成为现代日本汉语研究的泰斗。他对现代汉语教育的贡献成为日本中国学发展的重要推进力和具体成果，1974年被授予日本朝日文化奖。

仓石武四郎 - 重点事件

1921年东京帝国大学中国哲学文学科毕业，同年赴中国，在江苏，浙江沿海地区进行考察。1922年升入京都帝国大学大学院，在狩野直喜、内藤湖南指导下，专攻《说文解字》。1926年任京都帝国大学讲师，1927年任副教授。1928—1930年在中国进行两年半的语言调查。1931—1937年任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研究员，从事《尚书正义》的校订工作。1939年以《段懋堂的音韵学》获文学博士，同年任京都帝国大学教授，1940年起兼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

战后不久，与新岛淳良等以东京大学为中心，创办中国语讲习会。1946年东方文化研究所建立语言研究室，任该室主任。1949年起任东京大学中国语学教授。 1954年10月第一次访问新中国，同年编辑出版以拉丁拼音为序编排的《中国语辞典》 (第一分册)。1955年参加《现代中国文学全集》(15卷本，河出书房刊)的编译，主编第14卷《短篇集·谢冰心篇》。1955—1958年参加《世界大百科事典》(33卷本，平凡社刊)中国文学部分的编写。1956年参加《东洋名著》的编写，主编《中国篇·中国文学名著》，同年任《变革时期的中国研究》的主编。1959—1961年任《中国古典文学全集》(33卷本，平凡社刊)总主编之一，并编译《历代诗选》。1960年第二次访问中国。1959—1962年参加《亚洲历史事典》(10卷本，平凡社刊)的编写。1965—1966年参加《世界文学小辞典》(新潮社刊)的编写，1968年参加《世界文学大系》中国文学的编译，1970年任《宋代词集》主编。1970—1972年任《增订中国古典文学全集》(60卷本，平凡社刊)的总主编之一，并具体编译第4卷《庄子》和第20卷《宋代词集》，1970—1974年参加《世界大百科事典》(33卷本，平凡社刊)中国文学部分的修订，1975年11月14日去世。

仓石武四郎 - 评价

仓石武四郎在师大不仅受到钱玄同的影响，他与先后在师大任教的陈垣、鲁迅、高步瀛、黎锦熙、孙人和、杨树达、陆宗达也都有交往。陈垣先生感动于他的求学热忱，在他离别北京之际还专门到车站赠书相送；而在日本，第一个将鲁迅作品搬上大学讲堂的就是仓石武四郎；黎锦熙的《国语语法》则成为他回到京都之后利用率极高的教材。在北京留学的后期，他一直住在孙人和先生家中，与孙先生建立了深厚的私人友谊。

一个典型的故事是：孙人和在与书肆的伙计通电话购书时，因为浓重的苏北方言而不能被对方明白，往往求助于一口京话的居停仓石武四郎来接电话。在仓石来北京之初，曾经表达过在中国最想见到的青年学者是陆宗达和赵万里，后来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据陆宗达先生的高足、师大王宁教授回忆，20世纪六十年代，仓石武四郎先生还将他用国音字母拼写的白话《四书》寄给陆宗达先生，但遇上文革，这件珍贵的文献在1978年才到陆先生手中，而此时的仓石武四郎已仙逝多年。此后陆先生多次对自己的学生提及仓石武四郎将《四书》“文言变白话，文字变拼音”的不寻常功力。这一方面反映出仓石武四郎与陆宗达这两位中日“说文”大家之间持久的友谊，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他在学习国音字母方面的痴迷程度。

仓石武四郎 - 参考资料

[1] 中国网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ch-yuwai/159768.htm

[2] 当代中国论文网 http://www.studa.net/Present/080731/14585038-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