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倉石武四郎

倉石武四郎（1897－1975）是日本新縣高田市人，倉石武四郎是國立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日中學院院長，東方學會評議員，中國語學研究會理事長，勛二等、瑞寶章獲得者，日本朝日文化獎獲得者，中國語學文學研究家。他的父親倉石昌吉是明治維新時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福澤諭吉的學生，典型的書香門第使他從小就與古籍結緣。他於1922年進入當時日本中國學的中心——京都帝國大學大學院，在狩野直喜、內藤虎次郎等中國學的奠基者指導下從事研究。1926年，他擔任了京都帝國大學講師，1927年升任助教授，1928－1930年被日本文部省派往北京留學。

倉石武四郎

（1897－1975）是日本新縣高田市人，倉石武四郎是國立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日中學院院長，東方學會評議員，中國語學研究會理事長，勛二等、瑞寶章獲得者，日本朝日文化獎獲得者，中國語學文學研究家。他的父親倉石昌吉是明治維新時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福澤諭吉的學生，典型的書香門第使他從小就與古籍結緣。他於1922年進入當時日本中國學的中心——京都帝國大學大學院，在狩野直喜、內藤虎次郎等中國學的奠基者指導下從事研究。1926年，他擔任了京都帝國大學講師，1927年升任助教授，1928－1930年被日本文部省派往北京留學。

倉石武四郎 - 簡介

1921年，他在東京帝國大學中國文學科畢業後，就來到嚮往已久的中國南方進行考察，短期的中國之行使他對「訓讀」法與中國現代語之間的隔膜產生了深刻的認識，因此成為他一生研究漢語教育、改革的契機。雖然在那一年他考上了東京帝國大學大學院的特選公費生，但一年之後即中途退學。自1894年甲午海戰以來，日本成為世界強國，往昔向中國學習的風尚一變而為中國學人紛紛留學東瀛，日本學者也以留學歐洲為時尚。但以狩野、內藤為首的有識之士卻在建立新的中國學格局中認識到留學中國的意義。於是，在戰後成為日本中國學翹楚人物的倉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等人便相繼逆潮流之勢而被派到中國留學。

倉石武四郎 - 生平

倉石武四郎的興趣，是在清代考據學特別是小學、音韻的研究上。他真正想聽的課程，是語言文字學家錢玄同（1887－1939）在師大開設的「國音沿革」和「說文研究」。因此，他通過另一位學者馬廉向時任師大國文系主任教授的錢玄同提出了請求，得到的回答是：「我在北京大學也有同樣的課程，況且北大有旁聽制度，去那裡如何？倘若一定要在師範大學，那裡沒有旁聽制度，我自然無法答應，不過，也許可以偷聽……。」（倉石武四郎《錢玄同與黎熙》，載作者著《漢字·日本語·中國語》，くろしお出版1982.）在錢玄同先生的暗示下，他從1929年秋季學期開始了師範大學的學習。從倉石武四郎留存下來的《述學齋日記》和回國後上報文部省的《在外研究始末書》中，我們可以大致了解到他在師大的聽課情況，那就是：錢玄同的「國音沿革」、「說文研究」，孫人和的「詞學」，沈兼士的「文字形義學」，黃節的「曹子建詩」。他每周都穿梭在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國大學之間，聆聽上述錢、孫沈、黃之外還有楊樹達、吳承仕、范文瀾、趙萬里、倫明等眾多民國知名學者的課程。甚至每周一次，他還向晚清遺老楊鍾羲學習清朝典制、向年輕的俞平伯學習翻譯之道。這樣繁重的課程在日本來華留學生中是非常罕見的。

明治以來日本的這種留學被稱為「在外研究」，來到中國的日本學者實際上很少拜師或進高校接受嚴格的中國學問訓練，很多人在中國只是進行考察和收集資料，間或約請一些學者做言語不通的「筆談」。在倉石武四郎留學期間，真正能如此克服語言的障礙而虛心就學的，只有他和吉川幸次郎、水野清一等少數的學者。他與吉川幸次郎共同住進了北京的四合院，並穿上了中國服裝，像中國人那樣開始了他們在北京的生活。在最初的四個月中，他們請了旗人來講解《紅樓夢》，通過這部名著的精讀，既掌握了北京話，而且也了解到了北京人的風俗生活。其後，他在與中國學者的交往中了解到當時北京大學和中國大學的旁聽制度，於是又辦理了手續到那兩所大學中聽課。

倉石武四郎 - 成績

1928年3月23日，倉石武四郎以日本文部省資助的在外研究人員身份被派往北京留學。倉石剛到北京的時候，找了個名叫奚待國的旗人為他講解《紅樓夢》。每天上午三個小時學一回，一百二十回的《紅樓夢》學習了四個月，為他打下了非常好的中文基礎。

在北京留學期間，倉石武四郎與中國學者頻繁來往。當時中國的著名學者，他大多登門拜訪，討教學問，得到諸多中國國學大師的薰陶。在規定的兩年留學期滿後，他又得到上野育英會的獎學金資助，繼續在中國逗留了四個多月，於1930年8月5日回到日本。

倉石武四郎 - 榮譽

留學回國後，他繼續在京都帝國大學任職，併兼任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今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前身）研究員。1939年，他以《段懋堂的音韻學》獲文學博士學位。同年，任京都帝國大學教授。1940年，又兼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1949-1958年，任東京大學專任教授。此後又擔任日中學院院長等職。

倉石武四郎 - 作品

倉石武四郎除了在經學、文學等領域裡成果斐然外，更為重要的是，他在戰後致力於日本的現代漢語教育，並作出傑出貢獻。倉石武四郎創立了中國語學研究會、倉石中國語講習會（日中學院前身），並通過《支那語教育的理論與實際》（1940）、《漢字的命運》（1952）、 《中國語五十年》（1973）、 《架起通往中國的橋樑：倉石25年中國語教學總結》（1977）、《語言、思維與社會》（1981）、 《漢字．日本語．中國語》（1982）等研究專著與《倉石中國語教本》、《岩波中國語辭典》 （1963）等教材和工具書的編纂，深入漢語研究並推廣漢語學習。

倉石的研究成就還表現在中國經學、文學等多重研究領域，其《尚書正義（校訂本）》（1936）、 《段懋堂的音韻學》（1941）、 《中國文學史問題》（1957）、 《中國文學史》（1956初版、1962再版）、 《吳稚暉：中國的思想家》（1963）、 《中國文學講話》（1968）、 《目錄學》（1973）等著作都是中國學研究的重要成果。

倉石武四郎作為日本著名的中國學家，以對漢語研究、漢語教育及辭典編纂的功績而成為現代日本漢語研究的泰斗。他對現代漢語教育的貢獻成為日本中國學發展的重要推進力和具體成果，1974年被授予日本朝日文化獎。

倉石武四郎 - 重點事件

1921年東京帝國大學中國哲學文學科畢業，同年赴中國，在江蘇，浙江沿海地區進行考察。1922年升入京都帝國大學大學院，在狩野直喜、內藤湖南指導下，專攻《說文解字》。1926年任京都帝國大學講師，1927年任副教授。1928—1930年在中國進行兩年半的語言調查。1931—1937年任東方文化學院京都研究所研究員，從事《尚書正義》的校訂工作。1939年以《段懋堂的音韻學》獲文學博士，同年任京都帝國大學教授，1940年起兼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

戰後不久，與新島淳良等以東京大學為中心，創辦中國語講習會。1946年東方文化研究所建立語言研究室，任該室主任。1949年起任東京大學中國語學教授。 1954年10月第一次訪問新中國，同年編輯出版以拉丁拼音為序編排的《中國語辭典》 (第一分冊)。1955年參加《現代中國文學全集》(15卷本，河出書房刊)的編譯，主編第14卷《短篇集·謝冰心篇》。1955—1958年參加《世界大百科事典》(33卷本，平凡社刊)中國文學部分的編寫。1956年參加《東洋名著》的編寫，主編《中國篇·中國文學名著》，同年任《變革時期的中國研究》的主編。1959—1961年任《中國古典文學全集》(33卷本，平凡社刊)總主編之一，並編譯《歷代詩選》。1960年第二次訪問中國。1959—1962年參加《亞洲歷史事典》(10卷本，平凡社刊)的編寫。1965—1966年參加《世界文學小辭典》(新潮社刊)的編寫，1968年參加《世界文學大系》中國文學的編譯，1970年任《宋代詞集》主編。1970—1972年任《增訂中國古典文學全集》(60卷本，平凡社刊)的總主編之一，並具體編譯第4卷《莊子》和第20卷《宋代詞集》，1970—1974年參加《世界大百科事典》(33卷本，平凡社刊)中國文學部分的修訂，1975年11月14日去世。

倉石武四郎 - 評價

倉石武四郎在師大不僅受到錢玄同的影響，他與先後在師大任教的陳垣、魯迅、高步瀛、黎錦熙、孫人和、楊樹達、陸宗達也都有交往。陳垣先生感動於他的求學熱忱，在他離別北京之際還專門到車站贈書相送；而在日本，第一個將魯迅作品搬上大學講堂的就是倉石武四郎；黎錦熙的《國語語法》則成為他回到京都之後利用率極高的教材。在北京留學的後期，他一直住在孫人和先生家中，與孫先生建立了深厚的私人友誼。

一個典型的故事是：孫人和在與書肆的夥計通電話購書時，因為濃重的蘇北方言而不能被對方明白，往往求助於一口京話的居停倉石武四郎來接電話。在倉石來北京之初，曾經表達過在中國最想見到的青年學者是陸宗達和趙萬里，後來他們之間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據陸宗達先生的高足、師大王寧教授回憶，20世紀六十年代，倉石武四郎先生還將他用國音字母拼寫的白話《四書》寄給陸宗達先生，但遇上文革，這件珍貴的文獻在1978年才到陸先生手中，而此時的倉石武四郎已仙逝多年。此後陸先生多次對自己的學生提及倉石武四郎將《四書》「文言變白話，文字變拼音」的不尋常功力。這一方面反映出倉石武四郎與陸宗達這兩位中日「說文」大家之間持久的友誼，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他在學習國音字母方面的痴迷程度。

倉石武四郎 - 參考資料

[1] 中國網 http://www.china.com.cn/chinese/ch-yuwai/159768.htm

[2] 當代中國論文網 http://www.studa.net/Present/080731/14585038-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