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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时期佛教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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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三国时期是怎么传播的三国佛教，包括公元220—265年间魏吴蜀三国时代的佛教。那么这个时期佛教的发展过程是什么样的？
其中，魏继后汉，建都洛阳，一切文化都承后汉的余绪，所以魏代的佛教也可说是后汉佛教的延长。[1]
在这个时期，有天竺、安息、康居等国的沙门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洛阳，从事经典的翻译。魏明帝(227—239年)曾大起浮屠(见《魏书.释老志》)，陈思王曹植也喜读佛经，并创作梵呗。吴据江南，建都建业。佛教由中原辗转传入。当时支谦、康僧会等先后入吴。
孙权问支谦以经中深义，拜为博士，令和韦昭等一同辅导东宫(见《出三藏记集》卷十三)。又康僧会感得舍利，使孙权为之建寺塔，号建初寺。尚书令阚泽答孙权问：评比三教的高下而推尊佛法(《广弘明集》卷一引《吴书》)。后来孙权之孙孙皓即位，将要毁坏佛寺，污秽佛像，因康僧会说法感化，终于从受五戒。
蜀僻处西偏，旧录相传有蜀《首楞严》二卷，蜀《普曜经》二卷(《出三藏记集》卷二)，似乎已流传佛教，但这两部在蜀流传的经久已逸失，其详未见记载，所以历代经录中只有魏、吴录，而无蜀录。
戒律的传来，是三国时代佛教中重大的事件。先是魏境虽有佛法流行，然而僧众只是剪除头发，也没有禀受归戒，所有斋供礼仪咸取法于传统的祠祀。
到了魏废帝嘉平二年(250年)，中天竺律学沙门昙柯迦罗(此云法时)游化洛阳，主张一切行为应遵佛祖，于是洛阳僧众共请译出戒律。迦罗恐律文繁广，不能为大众所接受，因而译出《僧祇戒心》，即摩诃僧祇部的戒本一卷，又邀请当地的梵僧举行受戒的羯磨来传戒。
这是中土有戒律受戒之始，后世即以迦罗为律宗的始祖。当时又有安息国沙门昙谛(此云法实)，也长于律学，于魏高贵乡公正元二年(255年)来到洛阳，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法藏)羯磨》一卷，此书即一直在中土流行。因它原出昙无德部的广律，即《四分律》，后来中土的律宗独尊《四分》，和它有关。当时开始依此羯磨而受戒的有朱士行等人，一般即以士行为中土出家沙门的开始。
魏代的译师，除昙柯迦罗、昙谛之外，还有康居沙门康僧铠，于嘉平末年来到洛阳，译出《郁伽长者所问经》一卷、《无量寿经》二卷等四部。
又有龟兹沙门帛延，于高贵乡公甘露三年(258年)来洛，译出《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二卷、《叉须赖经》一卷、《菩萨修行经》一卷、《除灾患经》一卷、《首楞严经》二卷等七部。此外还有安息沙门安法贤，在魏代译出《罗摩伽经》三卷、《大般涅盘经》二卷，翻译年代不详，其书也都阙失。
吴代的译经，开始于武昌，大盛于建业。译人有维祇难、竺将(一作律)炎、支谦、康僧会、支彊梁接等五人。维祇难为天竺沙门，于孙权黄武三年(224年)
携《法句经》的梵本来到武昌，由他的同伴竺将炎与支谦共同译出二卷，后经校订(现存)。竺将炎后又于黄龙二年(230年)，在杨都(建业)为孙权译出《三摩竭经》、《佛医经》各一卷(现存)，就中《佛医经》是和支谦共译的。支谦是这一时代的译经大师，先世本月支人，他的祖父法度在后汉灵帝(168—189年)，
率领国人数百东来归化，支谦即生在中国。早年受业于支谶的弟子支亮，汉献帝末年，避乱到武昌，更入建业，一直到吴废帝亮建兴年中(252—253年)，专以译经为务。所译广泛涉及大小乘经律，包括大乘《般若》、《宝积》、《大集》等经凡八十八部一百十八卷，现存五十一部六十九卷(此据《开元释教录》
卷二)。其中重要的译典其，有《维摩诘经》二卷、《大明度无极经》四卷、《太子瑞应本起经》二卷等。后汉支谶原传弘方等般若之学，译出的《道行般若经》十卷和《首楞严三昧经》二卷(已佚)，盛行于魏晋之间。
支谦继承支谶的思想体系，改译《道行》为《明度》，文体亦变冗涩为简洁流利。纯用意译，即向来不翻的真言也没有例外(如《无量门微密持经》的八字真言)。又曾为他自己所译的《了本生死经》作注，为经注的最早之作(《出三藏记集》卷六、八三)。
康僧会的祖先是康居人，世居天竺，他的父亲因经商迁到交阯，僧会年十余岁时出家，明解三藏。赤乌十年(247年)来到建业，先后译出《六度集经》九卷(现存)和《吴品经》(《般若》五卷，已佚)等。
他又著有《安般守意》、《法镜》、《道树》三经的注解，并且都作了序文。他早年从陈慧等传承安世高“安般”之学，在《安般序》中论述心的溢荡由于内外六情而起，须修“安般”，即数息、随、止、观、还、净六行以治之。这是僧会学说的要点。
支彊梁接(正无畏)于吴废帝亮五凤二年(255年)，在交州译出《法华三昧经》，即《正法华经》六卷(已佚)，为《法华经》的第一译。此外,失译诸经在古、旧录中被认为是出于魏吴时代的有八十七部(《开元录》卷二)。
这一时期中，中土沙门开始西行求法者，即朱士行其人。士行，颍州人，出家以后，研钻《般若》。
以此经旧译文义不贯，难以通讲，常慨叹其翻译未善，又闻西域有更完备的《大品经》，乃誓志西行寻求，以甘露五年(260年)从雍州(在现今陕西省长安县西北)出发，越过流沙，到了于田)，写得《大品般若》的梵本九十章六十余万言，于晋武帝太康三年(282年)遣弟子弗如檀(译云法饶)等十人送回洛阳，后于元康元年(291年)由竺叔兰译出，名《放光般若经》。他本人即留在于田，到了八十岁圆寂。
三国时代佛教的传弘，虽然范围还不广阔，但已逐渐和固有的文化相结合。
如支谦、康僧会都是祖籍西域而生于汉地，深受汉地文化的影响，在他们的译籍里，不但文辞典雅，并且自由运用老氏的成语，以表达佛教思想。其次，支谦依《无量寿经》和《中本起经》制作连句梵呗三契，康僧会也依《双卷泥洹》制泥洹梵呗一契。
他们都创作歌咏经中故事的赞颂声调，通于乐曲。旧传康僧会来到吴地传播佛教时，还带来印度佛教画本，当时画家曹不兴，即据以绘画佛像，成为名家。这些都对佛教的传播有大影响。至于寺塔的建筑、佛像的雕塑，也各具备一些规模，只是遗物不存，难言其详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