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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國時期佛教的發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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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三國時期是怎麼傳播的三國佛教，包括公元220—265年間魏吳蜀三國時代的佛教。那麼這個時期佛教的發展過程是什麼樣的？
其中，魏繼後漢，建都洛陽，一切文化都承後漢的餘緒，所以魏代的佛教也可說是後漢佛教的延長。[1]
在這個時期，有天竺、安息、康居等國的沙門曇柯迦羅、曇諦、康僧鎧等，先後來到洛陽，從事經典的翻譯。魏明帝(227—239年)曾大起浮屠(見《魏書.釋老志》)，陳思王曹植也喜讀佛經，並創作梵唄。吳據江南，建都建業。佛教由中原輾轉傳入。當時支謙、康僧會等先後入吳。
孫權問支謙以經中深義，拜為博士，令和韋昭等一同輔導東宮(見《出三藏記集》卷十三)。又康僧會感得舍利，使孫權為之建寺塔，號建初寺。尚書令闞澤答孫權問：評比三教的高下而推尊佛法(《廣弘明集》卷一引《吳書》)。後來孫權之孫孫皓即位，將要毀壞佛寺，污穢佛像，因康僧會說法感化，終於從受五戒。
蜀僻處西偏，舊錄相傳有蜀《首楞嚴》二卷，蜀《普曜經》二卷(《出三藏記集》卷二)，似乎已流傳佛教，但這兩部在蜀流傳的經久已逸失，其詳未見記載，所以歷代經錄中只有魏、吳錄，而無蜀錄。
戒律的傳來，是三國時代佛教中重大的事件。先是魏境雖有佛法流行，然而僧眾只是剪除頭髮，也沒有稟受歸戒，所有齋供禮儀咸取法於傳統的祠祀。
到了魏廢帝嘉平二年(250年)，中天竺律學沙門曇柯迦羅(此雲法時)游化洛陽，主張一切行為應遵佛祖，於是洛陽僧眾共請譯出戒律。迦羅恐律文繁廣，不能為大眾所接受，因而譯出《僧祇戒心》，即摩訶僧祇部的戒本一卷，又邀請當地的梵僧舉行受戒的羯磨來傳戒。
這是中土有戒律受戒之始，後世即以迦羅為律宗的始祖。當時又有安息國沙門曇諦(此雲法實)，也長於律學，於魏高貴鄉公正元二年(255年)來到洛陽，在白馬寺譯出《曇無德(法藏)羯磨》一卷，此書即一直在中土流行。因它原出曇無德部的廣律，即《四分律》，後來中土的律宗獨尊《四分》，和它有關。當時開始依此羯磨而受戒的有朱士行等人，一般即以士行為中土出家沙門的開始。
魏代的譯師，除曇柯迦羅、曇諦之外，還有康居沙門康僧鎧，於嘉平末年來到洛陽，譯出《郁伽長者所問經》一卷、《無量壽經》二卷等四部。
又有龜茲沙門帛延，於高貴鄉公甘露三年(258年)來洛，譯出《無量清淨平等覺經》二卷、《叉須賴經》一卷、《菩薩修行經》一卷、《除災患經》一卷、《首楞嚴經》二卷等七部。此外還有安息沙門安法賢，在魏代譯出《羅摩伽經》三卷、《大般涅盤經》二卷，翻譯年代不詳，其書也都闕失。
吳代的譯經，開始於武昌，大盛於建業。譯人有維祇難、竺將(一作律)炎、支謙、康僧會、支彊梁接等五人。維祇難為天竺沙門，於孫權黃武三年(224年)
攜《法句經》的梵本來到武昌，由他的同伴竺將炎與支謙共同譯出二卷，後經校訂(現存)。竺將炎後又於黃龍二年(230年)，在楊都(建業)為孫權譯出《三摩竭經》、《佛醫經》各一卷(現存)，就中《佛醫經》是和支謙共譯的。支謙是這一時代的譯經大師，先世本月支人，他的祖父法度在後漢靈帝(168—189年)，
率領國人數百東來歸化，支謙即生在中國。早年受業於支讖的弟子支亮，漢獻帝末年，避亂到武昌，更入建業，一直到吳廢帝亮建興年中(252—253年)，專以譯經為務。所譯廣泛涉及大小乘經律，包括大乘《般若》、《寶積》、《大集》等經凡八十八部一百十八卷，現存五十一部六十九卷(此據《開元釋教錄》
卷二)。其中重要的譯典其，有《維摩詰經》二卷、《大明度無極經》四卷、《太子瑞應本起經》二卷等。後漢支讖原傳弘方等般若之學，譯出的《道行般若經》十卷和《首楞嚴三昧經》二卷(已佚)，盛行於魏晉之間。
支謙繼承支讖的思想體系，改譯《道行》為《明度》，文體亦變冗澀為簡潔流利。純用意譯，即向來不翻的真言也沒有例外(如《無量門微密持經》的八字真言)。又曾為他自己所譯的《了本生死經》作注，為經注的最早之作(《出三藏記集》卷六、八三)。
康僧會的祖先是康居人，世居天竺，他的父親因經商遷到交阯，僧會年十餘歲時出家，明解三藏。赤烏十年(247年)來到建業，先後譯出《六度集經》九卷(現存)和《吳品經》(《般若》五卷，已佚)等。
他又著有《安般守意》、《法鏡》、《道樹》三經的註解，並且都作了序文。他早年從陳慧等傳承安世高「安般」之學，在《安般序》中論述心的溢盪由於內外六情而起，須修「安般」，即數息、隨、止、觀、還、淨六行以治之。這是僧會學說的要點。
支彊梁接(正無畏)於吳廢帝亮五鳳二年(255年)，在交州譯出《法華三昧經》，即《正法華經》六卷(已佚)，為《法華經》的第一譯。此外,失譯諸經在古、舊錄中被認為是出於魏吳時代的有八十七部(《開元錄》卷二)。
這一時期中，中土沙門開始西行求法者，即朱士行其人。士行，潁州人，出家以後，研鑽《般若》。
以此經舊譯文義不貫，難以通講，常慨嘆其翻譯未善，又聞西域有更完備的《大品經》，乃誓志西行尋求，以甘露五年(260年)從雍州(在現今陝西省長安縣西北)出發，越過流沙，到了于田)，寫得《大品般若》的梵本九十章六十餘萬言，於晉武帝太康三年(282年)遣弟子弗如檀(譯雲法饒)等十人送回洛陽，後於元康元年(291年)由竺叔蘭譯出，名《放光般若經》。他本人即留在于田，到了八十歲圓寂。
三國時代佛教的傳弘，雖然範圍還不廣闊，但已逐漸和固有的文化相結合。
如支謙、康僧會都是祖籍西域而生於漢地，深受漢地文化的影響，在他們的譯籍里，不但文辭典雅，並且自由運用老氏的成語，以表達佛教思想。其次，支謙依《無量壽經》和《中本起經》製作連句梵唄三契，康僧會也依《雙卷泥洹》制泥洹梵唄一契。
他們都創作歌詠經中故事的讚頌聲調，通於樂曲。舊傳康僧會來到吳地傳播佛教時，還帶來印度佛教畫本，當時畫家曹不興，即據以繪畫佛像，成為名家。這些都對佛教的傳播有大影響。至於寺塔的建築、佛像的雕塑，也各具備一些規模，只是遺物不存，難言其詳了。[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