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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四川酉阳(现为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龙潭镇五育村人,土家族。历任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副书记、第二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刘仁(1909-1973) ,原名段永鹬(段永强)。四川酉阳(现为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龙潭镇五育村人,土家族。历任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副书记、第二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

生平事迹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坚贞不屈。1973年10月26日21时30分,在北京含冤逝世,终年65岁。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平反昭雪。

中共中央华北局:1948年5月9日,中共中央及中央军委决定将晋察冀晋冀鲁豫两个解放区及其领导机构合并,组成华北局、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和华北军区。刘少奇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同时,华北局和华北军区积极准备配合东北野战军提前入关举行平津战役

人物简介

1924年到北京,入北京师范大学附中读书。在舅父赵世炎的影响下,积极参加反帝爱国学生运动。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到中共天津市委工作,任纺织行动委员会书记,组织赤色工会,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工人开展斗争。

1930年被捕,在狱中坚持斗争。迫使国民党当局于1932年宣布无罪释放。

1933年起,先后在内蒙古张家口北平等地从事兵运工作和群众工作,策动国民党地方军队参加抗日同盟军反蒋抗日。

1935年被派往苏联学习。

1937年底回国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党校秘书长兼班主任。

1938年冬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工作,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委员、秘书长、组织部副部长。

1942年任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书记(后改称城工部长)兼敌工部长等职。对根据地的巩固扩大和日伪统治的大城市中党组织的重建、发展,做了重要工作,并为根据地输送了大批军火、药品和通讯器材等物资。

1948年他及时向中央汇报了敌人妄图偷袭党中央、毛主席所在地西柏坡的重要情报,中央立即采取了措施,粉碎了敌人的阴谋。他还为紧密配合解放军解放天津,促成北平和绥远的和平解放,做了大量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华北局组织部副部长、城工部部长,组织平、津、唐等城市广大地下党员和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群众,开展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形成“第二条战线”,有力地配合了北平的和平解放和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共北京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副书记、第二书记,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为首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贡献。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迫害,坚贞不屈。

1966年11月,江青陈伯达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公开点了刘仁同志的名。一天深夜,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把刘仁同志抓走了。之后是一连串无休止的游斗,刘仁同志受到百般凌辱。1968年1月以后,刘仁同志被带上沉重的手铐,非法关进监狱,不允许孩子和爱人探视。

1972年底,刘仁同志的爱人甘英第一次看到他,身体已被摧残得不象样子,探监结束所带回刘仁的衣物已全部发霉,毛裤、棉裤上有大小便的残痕,上衣有斑斑血迹。

1973年10月26日,甘英同志突然接到通知,要她立即到北京市第六医院去,这是甘英最后一次见到刘仁同志了。

1973年10月26日21时30分,刘仁同志在北京含冤逝世,终年65岁。刘仁同志逝世后,夫人甘英同志曾撰文《非常的考验——深切怀念刘仁同志》以示怀念。

1979年2月21日,中共中央为刘仁同志举行追掉大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平反昭雪,追悼大会由聂荣臻同志主持,林乎加同志致悼词,称刘仁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北京市人民的好领导”。[1]

战友情义

1934年,王再兴到北平寻找党组织,他到了一个联络点,刚刚走近,就发现周围有不少可疑的人在转悠。突然,王再兴看见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刘仁远远地过来了。他赶快迎着刘仁走过去,边走边向刘仁摇手。刘仁心领神会,迅速离开了是非之地。

解放以后,刘仁曾担任北京市委第二书记。王再兴也于1954年调到北京后,多次听人提起,说刘仁一直在打听他的消息,希望和他见面。王再兴觉得当年向刘仁报警是自己应该做的事,不值一提。刘仁现在身负重任,工作忙,不便打搅。尽管同在北京,他从未和刘仁联系。后一位在北京市委工作的同志听说此事后向刘仁求证,刘仁高兴地说:“王再兴救过我,我一直在寻找他。我一定要和他见见面。”在这位同志的帮助下,1960年春节前,王再兴到北京市委大楼去见刘仁。战友重逢。[2]

坚强不屈

1966年11月,江青和陈伯达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公开点了刘仁同志的名。随后在一个漆黑的冬夜里,一伙人连鞋都不让刘仁穿上,将光着一双赤脚的他强行带走了,戴上了脚镣手铐,关进了秦城监狱。自从进了这里之后,他就再没有了自己的名字,而代替的则是一个数字,那就是他囚衣上的号码:6803。

1968年1月,一个颠倒是非的简报送到了“四人帮”手中,刘仁于是就被升级为“叛党叛国”的“反革命敌特分子”。“四人帮”在这份简报上批示:“要铐起来,进行严厉的突击审问。”“对他们不能用一般对犯人的方法。”

刘仁经常被突击提审。

这种提审,实际上是对人从肉体到精神的一种折磨,其手段之毒辣令人不忍目睹。有的被提审的人员,就是在这种“突击提审”后,不久就活活地死去了。对刘仁的突击审问更是残酷至极,每次都长达三天三夜。他不能立,不能睡,极为痛苦。几十天折磨下来,使他每天咳嗽不断,有时一天吐痰达1公斤之多。“ 四人帮”妄图用此办法来摧毁刘仁的意志。

审讯室里,刘仁一双目光怒视着专案人员。

专案人员见刘仁经过了如此多的折磨之后,仍然目光如炬,不肯“低头认罪”,就大声地问:“刘仁,你知道‘二月提纲’吗?”

就像当年从事地下斗争面对敌特的审问一样,刘仁泰然地回答:“当然知道。”

专案人员气势汹汹地说:“你知道这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背着中央文革搞的吗?”

刘仁:“不知道。”

专案人员逼问:“你一直在家养病,为什么突然要跑去参加彭真的这个会议?”

刘仁反问道:“按照党的组织原则,彭真让我参加讨论,我能不去吗?”

专案人员未想到刘仁会如此地反问,就大声地吼道:“刘仁,你要认识自己的问题!你和彭真为什么要背着中央文革的首长,搞这个‘二月提纲’?”

刘仁坦然地回答:“讨论‘二月提纲’的会议,他们是参加了,可为什么又说没有参加,是彭真背着他们搞的呢?这不符合事实。在会上,我也未见他们之间有过不同意见,也没有发生过什么争吵,这是大家一致通过的事情。”

专案人员一听,气得直拍桌子:“刘仁,你胡说,你要为你的这些言论负责!”

这时,刘仁将戴着手铐的手高高举起,毫不退让地说:“我是自觉自愿地参加革命的,我的言行就得对党负责,不能讲违心的话,不能不尊重事实,决不能把党搞乱,我敢为我的言行负责!”

铮铮铁骨,耿耿丹心,日月可鉴。

刘仁再次被提审时,他已经被折磨得难以行走了。可是,他的意志却坚如钢铁,他知道自己的身后,是千百同志的生命线。

当年刘仁领导北平地下党在白区开展斗争时,全市共有3000多名地下党员,都是按照党的地下斗争原则进行的是单线联系。作为城工部长兼敌工部长的刘仁,以“老头”的代称领导着这支地下党员的队伍,一条条北平地下党员的线索,最后都归到刘仁这个“老头”的总指挥部,他是唯一一个了解北平地下党员全部情况的人。“四人帮”一伙知道,要想达到将北平地下党打成“特务窝子”的目的,能够提供全部情况的就只有刘仁一个人。因此千方百计地攻下刘仁,成了他们的主要的目标。

可是,“四人帮”一伙却打错了算盘,刘仁这个经历过血与火考验的老资格的地下党负责人,又岂是那么容易“攻”下的?

对于“特务窝子”的审问接连不断。

专案人员:“刘仁,你得老实交代你的特务问题!”

刘仁:“特务,谁是特务?”

专案人员:“你就是特务,解放前就潜入了党内。”

刘仁听后一阵大笑,用手提了提脚上的镣铐,屋子里便响起了“哗啦哗啦”的声音:“请问,你们有凭据吗?有证人吗?要说特务,我是共产党的特务,是带着特殊的任务到城工部工作的,是党中央、毛主席派我重新组建北平地下党的,为解放北平做准备。当年全市的地下党员们冒着生命危险在白区开展斗争时,你们都在哪里?你们凭什么说这些话,凭什么来审问我?”

专案人员被驳得理屈词穷,就冲上去拧刘仁手上的手铐,疼得刘仁头上直冒汗水。

专案人员:“说!你这个特务头子说不说?”

刘仁忍着疼痛站稳,理直气壮地说:“你们不信,可以问党中央,问毛主席,问周总理,我刘仁领导的北平地下党的党员们,当年是如何冒着生命危险在白区工作的,他们为北平的和平解放立下的功劳是不容污蔑的。我刘仁个人的问题你们可以审查,但绝不能任意污蔑北平的地下党组织。”

面对个人的生死,刘仁就是这样大义凛然。他深知自己作为当年北平地下党的“老头”,在这个问题上是决不能有丝毫的含糊,决不能因为个人的安危而编造历史,嫁娲于人。如果自己有半点不慎,就会给当年的城工部,给北平地下党的党员同志们造成无法设想的后果。面对监狱、镣铐和非人的折磨,刘仁宁死不屈,不为解脱自己而尾随于人,也不为苟且偷生而取悦于人。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立场,为许多当年的地下党员证明。有些同志由于年代久远记不清的问题,经过他的证明而得到了澄清。

刘仁被关在监牢几年时间里,吃饭都得举着被手铐铐着的双手,然后从门下面的那个小洞去掏窝窝头。睡觉时被规定脸必须朝外,被冰冷的手铐铐着的双手就得一直压在胸口的同一侧,时间一长疼痛难忍。到了冬天,手上的手铐也一刻不准取下来,连穿衣服都不准取,棉衣连衣袖都无法伸进去,只能披在身上。由于长期胸口受寒,肺炎不断,最后发展成了严重的肺结核。戴着沉重的手铐脚镣,加之没完没了的无情审讯和折磨,就连上厕所也要作为要犯严密看管,刘仁的两只手腕被手铐磨得露出了骨头,脚也被脚镣磨烂。

1973年10月26日,刘仁在秦城监狱含冤而死。“四人帮”的专案人员规定“他还没有结论,孩子们不能戴黑纱”,“不能向别人讲”。就连对刘仁的遗体进行火化时也不能写上他的真实姓名,而只能写上他的囚号:6803。

正如当年刘仁在秦城监狱里对前去探望他的夫人甘英说:“我这一生,坐过国民党的牢,坐过外国侵略者的牢,想不到还要坐我们自己建造起来的牢房。”

1980年12月23日,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审判江青诬陷迫害广大干部和群众时,甘英担任主审审判员,她与同时担任此案审判的刘丽英曲育才黄凉尘坐在审判台的第一排。中央电视台特地对甘英播放了一个特写镜头,人们看到这位主审法官威严面容的时候,同时也看到她的眼里流出了泪水。[3]

参考文献

  1. 重庆市酉阳县人民政府 首页 > 走进酉阳 > 地方名人 > 列表 刘仁 酉阳县人民政府  2017/12/21
  2. 父亲王再兴的风雨历程 添加时间:2012-6-30 17:52:21 作者:王炯 来源:《党史博览》2008年第07期
  3. 文革前后的秦城监狱:曾经炒鸡蛋带蛋壳(二) 2009-06-12 13:15:15 来源: 网易历史 摘自《文史精华》2006年第10期 王文正回忆 沈国凡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