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出行的准备工作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 古代人出行的准备工作 |
 |
古代人出行的准备工作中国古代有名的旅行家，大多数都有着很高的文学天赋，以我们最熟悉的唐代大诗人李白为例，自从辞官飘然离开长安之后，他就游览了唐朝的大好河山，并且留下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篇。而李白这样的古代行旅生活肯定会让现在生活在蜗居之中的现代人浮想联翩，如果要是在古代的话，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岂不是轻而易举?[1]
然而事实上从中国古代“衣食住行”四字的排序之中我们能够注意到，“行”被放在了最后一位，这并非是因为中国古人对出行工具和出行道路的不重视，而是因为古代交通条件有限，旅途通常是漫长而危险的。因此古人在踏上旅途之前，往往需要进行若干的准备工作，并且其中的一些规则曾经长期流行于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生活之中，并且成为中国传统礼仪的代表性象征。
出门前的心理准备：龟甲占卜，择良辰吉日
尽管占卜之术在现代人看来纯属无稽之谈，但是在中国古代极其注重风水堪舆的古典唯物主义认知之中，“占卜”占有极其重要的社会地位。如果从现代社会心理学角度来考虑的话，古人出行之前“占卜问卦”事实上是追求一种心理环境的庄严与肃穆，是一种效果极好的情绪安慰剂。
早在商朝后期，殷墟遗址之中就出现了有关占卜的一些物品，当时的古人使用火来炙烤龟甲或者兽骨，然后通过上面的裂纹来预测未事物的吉凶，这一方式便被称之为“卜”。当然，占卜不一定非要使用龟甲，用草木等物品亦可，司马迁在《史记·龟策列传》中介绍，占卜这一文化不仅仅在中原地区流行，在偏远的“蛮夷氐羌”等地区也同样盛行，可见这一神秘仪式对古代人民生活的重要程度。
在殷墟遗址出土的卜辞之中，商王所询问的内容大多数是征伐、巡游等出行活动的凶吉，如“贞：勿出行”、“往来亡(无)灾?”等记载，都是商王出行时所进行的卜问记录。两周时期，传说天子或者诸侯每5年都要举行一次巡狩活动，在这一行动之前必须连续问卦5年，每年都是吉兆才能够启程。
那问题来了，如果要是占卜结果不吉利的话，那天子或者诸侯们是不是就没办法出门了呢?据《左传·文公十三年》记载：
“先王卜征五年，而岁习其祥，祥习则行，不习则增修德而改之。” 也就是说，如果不能得到吉兆，周天子或者诸侯们就应该加强自身的修养和德行，然后重新问卜。
当然，这种占卜之术古往今来有不少学者都提出过质疑，比如战国时期的韩非子、汉代思想家王充等等，他们曾经在自己的著作之中批判过这种迷信做法，但是问卦占卜的形式却依然长期流传于古代上层社会，并且对于古代人的出行带来极大的影响。举例来说，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的秦代古代墓葬之中，出土了10余种先秦时代的秦朝竹简，其中包括《日书》两册，而《日书》正是先秦时期人们为了确定时辰的吉凶而行事的数术文化著作。
《日书》所记载的大约都是行归宜忌的内容，特别是行归忌日多达151日，也就是说全年365天之中有将近一半的时间不适合出门。尽管战国晚期至秦汉时期，是中国古代交通业发展和盛行的一个新阶段，但是这一时期人们的出行却受到了多方面的禁制，并且由此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出行规律与社会民俗，有些甚至已经到了十分严苛甚至偏执的情况。
《后汉书·郭躬传》之中，就记载了一个严格遵守中国古代历法的平民——陈伯敬。汉桓帝时期兵荒马乱，这一特殊时期也严重影响了陈伯敬的出行规律：除了小心谨慎之外，他的出行也严格遵循历法上的吉凶：
“行必规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马，终不言死，目有所见，不食其肉，行路闻凶，便解驾留止，还触归忌，则寄宿乡亭。” 尽管如此，他却依然避免不了因罪致死的下场，这很显然是莫大的讽刺。
那么有人就会问了：中国古代历法对平民出门的制约力真的有那么大吗?事实上，历法并非法律，尽管历朝历代的出行禁忌多有不同并且普遍存在，但是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区，这种出行禁忌对于普通平民百姓的制约能力还是极其有限的，如曹雪芹《红楼梦》第一回之中，甄士隐认为读书人贾雨村应该选择十九日作为黄道吉日进京赶考，结果第二天贾雨村就上京赶考，并且他还留下话给甄士隐：“读书人总以事理为要，不及面辞了。”而甄士隐听了之后也只能作罢。
从贾雨村的态度我们能够察觉到读书人对选择黄道吉日的正确态度，即所谓的“事理为要”，相信在他们日常的出行生活之中，也是通过这种灵活的态度和手段来处理行旅生活和择吉避凶之间的矛盾的。
出门前的物质准备：重装车马，行万里之路
在中国古代传统的军事观念之中有着“三军未动，粮草先行”的道理，这一理论对于需要长途旅行的旅人们来说同样适用。而这种物质准备，在中国各个朝代之中的称呼却不太一样：魏晋南北朝之前，为了满足行旅需要而准备的物资一般被称之为“装”或者“行装”，此后改称为“行资”，到宋元时期又变为“盘缠”，与此同时还有“旅资”、“旅费”等多种代称。
先秦时期，当时的行装一般都需要使用马车或者船只进行装载，比如《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灭亡吴国之后，认为自己应该急流勇退，于是辞官退隐之后“轻其轻宝珠玉”，乘船带着家人离开了越国，后来定居于陶地，后人又被称之为“陶朱公”。后来，范蠡的次子因为杀人被楚国抓了起来，于是他就让自己的三儿子带着满满一车黄金前往楚国，为了遮掩车内的财富，他将这些黄金放在粗劣的瓦罐之中，并且使用牛车进行运输，可见范蠡对儿子出行规划的细致程度。
而在司马迁的《史记》之中，我们也能够察觉到古代人对于出门行装准备的重视程度：如《刺客列传》之中，太子丹为荆轲找好刺杀秦王的匕首之后，“乃装为遣荆轲”;而《孝武本纪》之中也记载方士栾大曾经准备应汉武帝的命令“治装行，东入海”，寻找他的老师从而为汉武帝求得长生不老药。
从以上记载之中我们可以发觉，所谓“装”或者“行装”、“治装”所指的都是旅行路上事先准备好的物资，一般情况下来说，“行装”的选择应该以轻便简洁为主，因此范蠡所携带的都是“轻宝”，可见如果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情况下，携带贵重珠宝或者金银等货币应该是最为明智的选择。
不过由于秦汉时期长期实行的“重农抑商”政策，导致这一时期的“行装”费用颇高。西汉初期，陆贾作为西汉使者出使南越，当时的南越王赏赐给陆贾“橐(tuó)中装直千金，他送亦千金。”后来陆贾为了回避汉朝权力之争回乡归隐，于是将先前“所使越得橐中装”全部拿出卖得千金，作为他三个儿子创业的资本。
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南越王赏赐给陆贾的“橐(tuó)中装”是汉朝使者所得到的专用旅费，而陆贾之所以能够将南越王的礼物卖得千金，是因为南越王所赠与的旅费实际价值过于昂贵的缘故。那么南越王的礼物为什么如此值钱呢?对此唐代著名学者司马贞认为里面的东西应该是“明月珠之属”，也就是南越特产的夜明珠。
西汉初期，随着商品经济的繁荣，商人们在准备出行之前都需要准备极其繁重的“行装”，如《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之中，司马迁对汉朝初期的经济形势是这样评价的：
“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
可见商人“重装”，也就是需要准备充足的旅费周游天下，是一件令人瞩目的客观事实。
南北朝时期出现了新的名词“行资”，用于形容旅人的物资准备，如宋代《太平广记》之中所收录的南朝宋《幽明录》记载：
“明旦，船欲发，云：‘暂上，取行资。’” 而北魏文学家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也曾经记载，宋云与惠上曾经“割舍行资”，在城北附近修建了一座“浮图”。
宋元时期，行旅生活的费用被民间俗称为“盘缠”，其实这也很好理解。古代铜钱都是中间有孔洞的方孔铜钱，每一千枚为一“贯”，于是古代旅人就将这些铜钱绑在腰上，这样的旅费即方便携带又不会丢失，因此这种“盘起来缠在腰上的铜钱”就成为了旅费的代名词。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盘缠”一词除了用于代指旅费之外，有的时候还往往代表一般的柴米油盐等日常费用，如南宋诗人萧德藻《樵夫》有云：
“一担干柴古渡头，盘缠一日颇悠游。” 除此之外，“盘缠”作为生活费用的代名词还经常出现在元代杂剧之中。“盘缠”一词的大行其道，反映出当时的平民阶层已经有更多的自由和权利选择出门旅行，并且出门旅行在古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