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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大空襲 原圖來源
「台北大空襲」一般指的是1945年5月31日美軍對台北市所進行的大規模轟炸。「台北大空襲」並非是一場只發生在台北的獨立事件，而是從1944年底開始，盟軍對台灣大規模空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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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轟炸
台北大空襲發生的背景，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以美軍為首的盟軍對日本進行的「戰略轟炸」。而台灣作為日本南進的主要基地，自然也成為了轟炸的目標。戰略轟炸在當時是一種相當新穎的作戰方式，他的出現可以追朔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
根據李德哈特（Sir Basil Henry Liddell Hart）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史》所整理的脈絡，德國在1917到1918年間對倫敦的轟炸，雖然規模不大，卻帶給英國政府心理上的強烈震撼。這促使了英國在戰後積極的發展空中轟炸技術，期望在未來的戰爭中取得優勢。
當時不只英國，在世界各地也都有敏銳的軍事家嗅到了轟炸技術對未來戰爭的影響力。例如義大利的杜黑（Giulio Douhet）出版了《制空權》、美國的威廉・米契爾（William Lendrum "Billy" Mitchell）出版了《空中國防論》。日本的石原莞爾在《戰爭史大觀》也提到：
在空軍發展下，都市會受到轟炸，而受到損害的不再只是軍人。全體健康男子都須從軍的今日，從既成的觀念來看是徹底的全民皆兵制度，可是社會已經進入了下一個世代。是已經開啟了全體國民捲入戰火中的大門了。
在這樣的觀念下，日本在兩次大戰的戰間期，也開始積極發展空中武力。然而曾令毅在《二次大戰前日軍在台航空兵力發展之初探 （1927－45）》一文中提到，受限於1922年《華盛頓海軍條約》與1930年《倫敦海軍條約》的限制，日本在1936年底前，只在台灣設有「屏東陸軍飛行第八聯隊」。而在1936年後，才擴編為「第三飛行團」。
雖然「戰略轟炸」的概念是從一戰結束便開始發展，但具體的做法、戰術、價值都是到了二次大戰才逐漸從實踐中摸索出來。例如李德哈特提到，在二戰初期英國政府曾經過分迷信轟炸的有效性，認為只要依靠大量轟炸機瘋狂轟炸就能打敗德國。但經歷了1943跟1944年的慘重損失後，英國政府才發現轟炸有效的先決要件是「取得制空權」。
然而在這個摸索過程中也出現了負面的影響，那就是原本轟炸的目標應該限縮在軍事與工業設施。但由於沒有掌握制空權與導航技術的限制，導致轟炸的精準度非常低落。在軍方無法保證準確攻擊軍事設施，民間又因敵方誤擊得怨恨施壓軍方進行報復攻擊的情況下，戰略轟炸的目標逐漸走向「無限制轟炸」或「區域轟炸」等非人道的方向。李德哈特直接批評這種走向為「恐怖主義」：
1942年2月14日，英國轟炸機部隊所奉到的新訓令曾經強調現在的轟炸作戰是「以敵方平民人口的士氣為焦點，而尤其是工廠作業人員的士氣」定為「主要目標」。於是恐怖主義毫無保留的變成英國政府的既定政策，雖然在國會答覆詢問時，還繼續在掩飾其說詞。
對日本的轟炸
而在台灣方面，二戰初期由於日本掌握了西太平洋的制空權與制海權，因此台灣當時是作為日本對菲律賓與中國發動空中攻擊的跳板。雖然美軍早在1942年4月18日就曾經以航空母艦奇襲，發動「杜立德空襲」（Doolittle Raid）對東京進行轟炸。而張建俅在《二次大戰臺灣遭受戰害之研究》一文中提到，早在1938年2月23、24日，蘇聯派駐中國的志願隊便以中國的南昌、漢口為基地，駕駛SB－2型輕型轟炸機對台北的松山進行轟炸。
但在欠缺制空權與持續性的情況下，這種轟炸在政治上的宣示意義遠大於他在軍事上的實質效果。隨著美軍在太平洋上的反攻，尤其是1944年7月馬里亞納群島的陷落與10月拿下了菲律賓的雷伊泰島，使美軍的長程轟炸機能以陸地基地為依託對台灣與日本本土進行持續的轟炸。
台灣當時的航空部隊，從1936年以來經歷數次擴編，到1944年6月已經成為「第八飛行師團」。雖然從編制上看，日本守衛台灣的空中力量似乎越來越強。但隨著日本海空實力在太平洋戰場的大量損耗，尤其是1944年6月間被美軍戲稱為「馬里亞納射火雞大賽」的「菲律賓海海戰」跟同年10月的「台灣沖航空戰」後，日軍在台灣的空軍力量幾乎被消滅殆盡。
在喪失制空權的情況下，美軍在二戰結束前，可以毫無顧忌的以轟炸的方式摧毀日本的工業力量。李德哈特談到，過去以中國為基地對日本進行轟炸，會面臨補給困難的問題（當時美軍在中國的空軍補給須利用穿越喜瑪拉雅山的「駝峰」航線進行運補）。因此在馬里亞納群島的機場整備完成前，美軍1944年下半年在整個「日本境內」只轟炸了800噸的炸藥。而在機場整備完成後，光是1945年3月9日到19日十天內，就投擲了10萬噸的炸藥，而到了當年7月投擲的炸藥更成長到3月的三倍。
這段時期也正好是「台北大空襲」發生的時間。
這樣的空襲最終造成了日本有850萬人從城市逃往鄉村，石油的工業產量減低83％、飛機引擎減低75％、飛機結構減低60％、電子裝備減低70％。而光是1945年3月間的東京空襲，就造成平民18萬5千人的死傷。
對台灣的轟炸
至於盟軍對台灣的轟炸，根據張建俅的《二次大戰臺灣遭受戰害之研究》，在1944年中以前，都還是突襲式的零星發生。直到1944年下半年，才配合菲律賓戰役的爆發開始大規模的持續轟炸。而轟炸的第一波高潮發生在1944年10月間，為策應菲律賓戰役所爆發之「台灣沖航空戰」的一部分。接下來第二波是1945年1月間為支援呂宋島登陸戰所進行的轟炸。
這兩波轟炸是由美國海軍38特遣艦隊的艦載機，與駐紮中國成都的美軍20航空隊負責，使用的是B－29超級空中堡壘轟炸機。這種轟炸機載彈量極大，所幸從1945年1月31日後，美軍20航空隊轉移到馬里亞納群島的空軍基地負責轟炸日本本土。轟炸台灣的任務轉而由美軍第5航空隊從菲律賓利用B－24、B－25發動攻擊。
總結盟軍在二戰期間，對台灣所發動了15,908架次的轟炸，共投了炸彈84,756顆、燒夷彈35,463顆，投彈總數為120,219顆，總重量為20,242公噸。張建俅在文中談到：
這個數字若與中國在中日戰爭期間所受的空襲相比，投彈數量是其二分之一弱，但投彈總重量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一般來說由於盟軍特別是美軍轟炸機的載彈量遠遠超過日軍所擁有的各式轟炸機，因此盟軍可以四分之一日軍空襲中國飛機的數量，投擲噸位較重的炸彈；若再考慮炸彈的性能，主要攻擊時間的長短，攻擊目標的多寡、面積的大小等等因素，台灣所遭受攻擊的強度，不但絕對超過中國任何一省，就是與整個中國曾經遭受的空襲相比，相信亦不遑多讓。
而整個二戰空中轟炸所造成的破壞，在人員方面，台灣總督府公佈的官方資料為6,100人死亡、435人失蹤、重傷3,902人、輕傷5,335人。而張建俅在《二次大戰臺灣遭受戰害之研究》文中，根據戰後的田野訪談，推測總督府的傷亡數字統計，應該比真實的傷亡要低。總督府統計全台因轟炸而全毀的房屋有29,191棟，半毀的有17,127棟，合計46,318棟。工廠被炸毀202座。而在電力、供水、電信、交通方面也都蒙受了慘重的損失。
《二次大戰臺灣遭受戰害之研究》一文也搜集了很多當事人口述空襲後的慘狀。例如文中提到作家東方白的父親向他講述「台北大空襲」後的慘況：
我一世人不曾看過彼倪多的死人，彼一日由蓬萊國民學校對面彼間葬儀館經過，看著彼亭仔腳，一具復一具，疊到滿滿滿，攏是臨時用甘蔗蒲板儲的，湯流到土角一四界，十坎店外就鼻著味，鼻若沒掩咧，沒法度通由彼面前的大路經過。
因此空中轟炸成為了當時台灣人對二戰印象最深刻的切身感受。張建俅在文中提到：
吳新榮回憶到戰爭末期人們一聽到汽車聲便以為是敵機的聲音，慌忙走避。這種對空襲的恐懼在當時是非常普遍的經驗，而恐懼的來源主要是來自於空襲所造成對每個個體可能傷亡的威脅。
這種威脅不只是來自街談巷議，絕大部分當時的人都有目睹空襲的經驗，許多人更曾親身遭受攻擊，或者目擊轟炸過後屍橫遍地甚至屍塊高掛電線的慘狀。而空襲的威脅甚至還曾經成為提親的藉口。
台北大空襲
1945年5月31日，駐菲律賓蘇比克灣的美國第5航空隊派出4支航空大隊共117架B-24轟炸機進行空襲任務；以3架B-24為一編組，於當天上午10點到下午1點對台北實施無間斷轟炸。
美軍在台北空襲的作戰目標，是針對舊台北城區（今台北市忠孝西路、中華路、愛國西路、中山南路圍成的矩形區域）、城外的台灣步兵第一聯隊、山砲兵第48聯隊（兩單位駐地均位於今中正紀念堂所在地）等軍事單位，以及包含台灣總督府（今總統府）在內，位於榮町、京町、文武町、書院町、明石町、旭町等地的主要總督府所轄官署建物等地。根據統計，當天台北市共遭受了多達3,800枚各式炸彈的轟炸。
雖然美軍事先使用空照標明預定轟炸的政府機關、軍事機構等地，但仍造成三千餘名台北居民當場死亡，傷者及無家可歸者更達數萬人以上，當時台北城內許多建築設施毀壞，整體損失慘重。
大稻埕
做為台北三市街之一的大稻埕，繁華程度不亞於城內，河港運輸的機能在1860年開港通商後漸漸取代艋舺，且街區的南側及東側都有鐵路經過，北邊也有聯絡三重、蘆洲的台北橋，此商業及交通機能完備的區域在1945年就成為盟軍無差別轟炸的地區之一。在這之前，總督府其實也預料到盟軍隨時會對台北三市街及已有一定居住人口的城南地區展開空襲，因此開始舉辦防空演習、針對建築物做防空偽裝、興建高射砲基地，甚至拆除民房以規劃疎開空地帶以防止建築一路延燒，有點類似今日防火巷的概念。總督府也在大稻埕南方建立起防空蓄水池（今建成圓環），以備不時之需，如今到建成圓環時會覺得比其他地方寬闊許多，也是因為規劃疎開空地帶所造成的結果，大稻埕境內主要的疎開空地帶還有今南京西路及歸綏街到鄭州路之間的重慶北路，現今南京西路及延平北路交叉口附近的太和堂藥房也因為1945年的第二次疎開空地帶規劃而遭拆除，戰後才重建。而防空空地到了現在大部分變成了公園，如大稻埕公園、歸綏戲曲公園、朝陽茶葉公園等都是，如今公園變成運動及泡茶聊天的場所，又有誰會記得此地與戰爭，與空襲息息相關呢？總督府看似做了萬全準備，但炸彈會落在哪裡誰都不知道，尤其是在後期的無差別轟炸，美軍沿著日新國民學校（今日新國小）、蓬萊國民學校（今蓬萊國小)再到天主堂（今台北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一路轟炸，造成不小死傷，天主堂半毀，蓬萊國民學校受創嚴重，日新國民學校建築也有部分損壞。
我們可以發現大稻埕遭受空襲的建築物外觀都有一個共通點：磚紅色，一般而言，從轟炸機的視角來看，紅色就成為明顯的目標物，很可能成為轟炸的目標，但美軍真的會選擇人潮聚集的學校、宗教場所進行轟炸嗎？我想是不太可能。就算是「無差別轟炸」，美軍也在調查所做的地圖上標明學校及市場等平民聚集的地方，證明美軍知道那是萬萬不可炸到的區域，否則會有觸犯戰爭罪的疑慮，但為何還是波及到了呢？仔細觀察可以發現被轟炸的這些地點旁都有重要的政府機構及產業設施，例如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的北方剛好就是臺北北警察署，而日新國民學校及雙連國民學校中間有個醬油會社，不禁懷疑是否臺北北警察署及醬油會社才是美軍原本的空襲目標，學校及教堂只是受到波及或是風向突然改變造成的飄移，甚至是飛行員的誤判，所造成的無辜死傷。
鐵道設施
鐵道作為日治時期全島交通運輸的命脈，在太平洋戰爭期間就成為盟軍空襲的對象，而堪稱台北門戶的台北車站，與周邊的鐵道部及以貨運為主力樺山車站成為台北交通設施的指揮中心及運輸中心，因此在美軍空襲之前總督府就特別留意這塊地方，除了在1943年於鐵道部園區內建立防空洞兼當作戰時指揮中心，除了可以保全職員，或許也有部分附近居民的性命，也可在預想中廳舍受到空襲破壞或是人員因躲避空襲無法在廳舍辦公等情況下，仍可以維持全島鐵路相關運作及一般行政工作，而鐵道部信好在1945年5月31日的台北大空襲當中幾乎未受損壞，防空洞還可在國民政府來台之後繼續使用，只是抵禦的對象從美軍變成了共軍，而防空洞本身也有所增建，形成特殊的山形結構。但附近的台北車站就沒那麼好運，在空襲中遭到破壞，從美軍於1945年6月17日，相當於台北大空襲後半個月所拍攝的空照圖可以看見台北車站的東側遭到明顯的破壞，已經呈現焦黑一片的狀態，附近的台北鐵道飯店也遭受波及。但可惜的是現今的台北車站已經是戰後興建的第四代車站，空襲當時的第三代已不存，因此無法在建築上或周邊找到空襲的戰爭痕跡。 而由台北車站再往東走就可以到達樺山貨運站，這個車站在日治時期淡水線的大稻埕車站於1937年廢止後，樺山貨運站一直到戰後都肩負著大稻埕貨物的輸送工作，此繁盛的貨運站當然也有被美軍空襲的可能性，因此總督府在車站兩旁各興建一座防空洞，讓在樺山站工作的職員與附近居民得以躲避空襲，而在1945年5月31日的空襲當中樺山站也有受到破壞，而防空洞或許是因為有多加了隱蔽設施，在美軍的空照圖上無法知道受損情況，但它可以留到今日被發現，可見應沒有太大的損壞。值得一提的是訪問防空洞周遭居民的時候，她給了一個有趣的答案：那個是墓。這或許代表台北大空襲的記憶以被消除得十分乾淨，才讓周遭居民把這個水泥建築當成某位先人的墓，又或是因為附近是軍法處的舊址；或許是其造成的肅殺氣氛，甚至是掩蓋日治時期歷史所說的謊言，在那個幾乎沒有人敢有自己意見的年代，這段空襲歷史就被消失掉了。還有一個可能是那地方真的有屍體存在，不論是空襲的犧牲者還是白色恐怖時期的受難者。但我們卻只能做這些推測，並不能真正瞭解到底那位婦人所說的墓代表的是什麼……
城內
城內由於政府機關多設立於此，因此算是美軍的主要空襲範圍，作為殖民統治中心的總督府也在1945年5月31日的台北大空襲中遭到嚴重破壞，可以從美軍空照圖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在總督府旁邊出現了一座「假的總督府」，它是在1934年落成的法院，從上空看與總督府極為相似。而真正的總督府在1945年遭受台北大空襲的轟炸，（向總督府方向看的）左側遭受嚴重破壞，坍塌並且引發火災，要到1948年才修復完成。而位在總督府正前方的長官官邸及度量衡所遭受波及，建物幾乎一夕消失。總督府後方的總督府圖書館及電力株式會社也被空襲襲擊，屋頂都被炸毀，可以很輕易的看見內部結構。城內地區由於有眾多重要設施，引此受災程度應該最為慘烈，因此無法一一枚舉。不過有一真一假兩個總督府的情況真的很特別，可見日本殖民政府為了要保護總督府這個統治臺灣象徵及實質的行政中心，無所不用其極的想出了此魚目混珠的方法，在後世看來也頗有趣，雖然在背後所代表的是無情的戰爭。
艋舺
跟大稻埕、城內同為台北三市街，漢人人口密集的艋舺難免遭受空襲的威脅及波及，連重要的信仰中心龍山寺也不能倖免於難，正殿被炸毀，在戰後才重建，所以進到龍山寺裡面就會發現正殿相較於其他建築來的新穎許多，正是受到空襲破壞的影響。不過也有些艋舺在地居民認為是觀音菩薩保護了他們，祂自己承受了炸彈，這就跟許多地方流傳的「媽祖接炸彈」傳說有異曲同工之妙，這也是臺灣人在面對戰爭及死亡的威脅下，轉而依靠信仰來安慰自己、安慰人心的現象。在遠離龍山寺、青山宮所構成的艋舺核心區域後，有一間最近改造成星巴克的艋舺林宅，有三層樓，再加上頂樓的閩南式祠堂，外觀有許多洗石子裝飾，在當時可說是一間大豪宅。 由這棟別具心裁的美麗宅邸我們還是可以看到在日治末期，受到戰爭政策、空襲的影響所留下來的痕跡，例如在林宅的後院就有一個地窖，這不僅可以當作居家、營業上當作倉庫使用，還可以在面臨空襲時充當防空洞，畢竟林宅外牆是磚紅色所以特別明顯，再來它也是屬於附近高度較高的建築物，被空襲轟炸的風險相對提高，因此這樣的設置可說是一舉兩得。另外還可以觀察到窗戶上都有一截一截的鐵棍，旁邊則有木製欄杆，這是因應太平洋戰爭告急所做的金屬回收政策導致，似乎林家人在政策逼迫下或自願拆下了家裡的鐵欄杆，交給國家使用了，日後才用木製欄杆代替，這反映了臺灣人在這場一心同體的大戰中，連家中可能作為防盜的物品都捐了出去，表現其身為皇民的義務。
中崙
中崙這個地名想必大家都很陌生，甚至連一個純正天龍人可能都不知道它究竟指的是哪裡，其實離東區十分的近，大概是今日敦化北路、長春路、復興北路及八德路所圍起來的區域，地名也流傳至今，附近有中崙市場、大潤發中崙店、台北市立圖書館中崙分館等用舊地名命名的店家及場所，而在中崙莊的隔壁則有朱厝崙莊。中崙或者說整個現在所稱的東區都算是較晚有顯著發展的地方，在清代及日治時期都是農業地帶，水圳、埤塘廣布，可說是台北地區的糧倉，守護土地、農田的土地公就成了普遍的信仰，因此可見到幾間古老的土地公廟，如中崙福成宮。幾乎都是農田的地區究竟跟空襲跟戰爭有什麼關係呢？美軍應該不會選擇去空襲農田吧？ 或許在日治時期後期就有一個動機讓美軍空襲此地，那就是總督府在這裡建造了一座糧倉，在戰後被稱為「一號糧倉」，糧食是民生必需品，儲存糧食的糧倉就成為了不可或缺的存在，而美國當然也瞭解這一點，摧毀糧倉勢必會對臺灣島上人民及總督府產生威脅，糧食少了幾噸，就會有許多人不能溫飽，且這時候的糧食是配給制，更顯珍貴，況且臺灣的糧食有部分是提供給日本本土食用，如果影響到大日本帝國的糧食供給絕對是個大問題，對美軍而言則是個大好機會。就選擇了某日（或許是台北大空襲當天）對位在中崙的糧倉進行機槍掃射，應該沒有造成太大影響，不過在外牆及鐵門上均留下了掃射的痕跡，可說是千瘡百孔，連厚重的鐵門也被打出了一個個小洞。這些戰爭所帶來的傷害十分幸運，沒有被塗去，讓後世的人還可以藉由這些彈痕瞭解臺灣所經歷的戰爭年代，但又有多少人會記得呢？多少人知道臺灣曾經遭受頻繁的空襲及機槍掃射呢？
境外之地—淡水街
位在淡水河出海口的淡水在清代時候就遭受到中法戰爭的威脅，因此自清代是個戰略重地，並且曾修築滬尾砲台，到了日治時期末期，面對太平洋戰爭日益緊張的態勢，日軍也在美軍戰鬥機常會出沒的淡水，也有一說美軍戰鬥機是沿著淡水河進入台北市區，淡水再一次變成了戰略上的據點，總督府本來就有在淡水興建水上機場，負責往來南洋的航班，到了日治末期，移交給軍方使用，成為台北外圍最重要的軍用機場。而美軍似乎也有派戰鬥機掃射淡水沿岸，讓在地居民留下了這類的戰爭記憶及傳說故事，一位中年大叔偶然間提到：
在日治時期末期，當地居民因為害怕空襲所以開始準備逃難，在排成一列的逃難人潮前面引領的是道教的黑令旗及清水祖師、蘇府王爺等神像，乩身也向群眾表明降駕神明的意思：跟著我走就對了，我會帶你們去安全的地方。因此就形成了黑令旗及神明開路、帶路，一群在地居民跟隨在後的情景，據說綿延好幾公里。這時美軍的飛行員也看到了這宛如一條黑龍的奇異景象，本想用機關槍掃射，但降低高度一看卻是一群虔誠的老百姓，也就沒有對他們開槍，轉而前往他處了。
這則故事雖然可信度令人懷疑，但卻真真切切表達了臺灣人對於戰爭、空襲的恐懼及信仰的力量再次於危難時刻發揮出來，成為人們心中無可取代的依賴對象。而這位中年大叔也才五十幾歲，並不是經歷空襲的那個年代，但卻能完整的說出這整個故事，可能是在地耆老的述說使之流傳，而經過這位中年大叔的述說，把淡水人甚至臺灣人的戰爭記憶交到了我這年輕一輩的手上，或許只能靠這種傳承來讓臺灣人保有一點戰爭記憶，這是相當可惜卻也相當可貴的地方。而我的文章又在一次把這記憶傳播出去，希望有更多人可以擔負這個歷史傳承的重任。
境外之地—三重埔
三重位於台北市的邊緣，只隔了一條淡水河，又跟對岸的大稻埕相比來的空曠許多，因此就變成日軍守衛台北市的一個重要據點，便建立起高射砲基地，用來殲滅從淡水河口飛進來的美國戰鬥機、轟炸機，而有沒有發揮效用我們並不知道。但遺址卻保留下來了，在戰後改建成三重空軍一村，變成一個眷村的樣貌，實在很難讓人聯想到這裡原來是高射砲基地，臺灣人的戰爭記憶也就在這波改建中消失殆盡，不過幸好還是有些人記得，標明這裡曾是高射砲基地，不然的話恐怕真的很多人甚至連我自己都不會知道，而且戰爭的痕跡、記憶因為眷村的興建而被消失，但眷村的建物及記憶又能稱多久呢？難免不會成為時代潮流中的犧牲者，畢竟戰爭的年代已經過去，滿是眷村的時代也離現在有段距離了，到底又留下些什麼呢？其實留下的很多，只是不在乎的話就什麼也看不見了。
影響
在這波以台灣各地飛行場與大型航空基地的空襲轟炸，促成政府在1944年11月首次指定台北市防空空地、防空空地帶，這次共指定6處防空空地與6處防空空地帶共拆除351間房屋、拆除面積達3萬9285平方公尺。1945年4月指定了20處防空空地帶，拆除房屋2748間、拆除面積達66萬9007平方公尺。其中46.3%屬於日產、40.2%私產，其他為國庫或市有地。
台北市政府在戰後原則保留這些空地，之後有的轉化為道路，或變成公園，成為台北市都市發展中，受到戰爭防空思維所影響下的城市烙印。
今天的金山南路，並不存在於1932年的台北市區擴大計畫，卻因空地帶的劃設，在1950年代的都市計劃中成為計劃道路；今天的師大路也是，若非「疎開空地帶」的開闢，當時應無道路之計劃，特別是狹長形的師大公園，就是最初「疎開空地帶」所造成的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