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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新文学封面 原图来源 | |
| 期刊名 | 台湾新文学 |
|---|---|
| 创刊时间 | 昭和10年(西元1935年)12月28日 |
| 停刊时间 | 昭和12年(西元1937年)6月15日 |
| 起迄卷期 | 第1卷第1号～第2卷第5号 |
| 刊期 | 月刊，共15期、15册 |
| 出版地 | 台中州大屯郡雾峯庄吴厝九七 |
| 发行单位 | 台湾新文学社 |
缘由及理念
1935年11月杨逵离开台湾文艺联盟、另创台湾新文学社，随即于隔月发行《台湾新文学》，此刊物先后共企划编辑了15期，其中1卷10号被处以禁止发行处分，所以通算共发行14期，历时约一年半，和台湾文艺联盟之机关志《台湾文艺》并称一九三○年代台湾文坛最具代表性的两份文艺刊物。到了1937年，几份官方刊物先于4月掀起废止“汉文栏”（中文版面）的风潮，致使《台湾新文学》也受到波及，再加上卢沟桥事变前夕的肃杀气氛，迫使《台湾新文学》不得不于同年6月停刊。《台湾新文学》的诞生其实是杨逵对台湾文艺联盟心生不满的具体反应。原来杨逵和台湾文艺联盟之机关志《台湾文艺》有著密切的关系，他曾任《台湾文艺》的日文编辑。然而为了蓝红绿的小说〈绅士への道〉（〈迈向绅士之道〉）的刊载问题，杨逵与总编辑张星建起了很大的争执，杨逵主张刊载，张星建极力反对。终于张星建的意见占优势，却也引发杨逵对于《台湾文艺》之路线的不满。因为，这不仅仅是刊载一篇小说的问题，而是更深刻的意识型态的冲突，这便关系到台湾新文学运动的理想状态和文艺大众化路线的个人见解不同。不可讳言，当时的《台湾文艺》已有了纯文艺的倾向，出现了不少风花雪月的游戏文章，而杨逵坚持用写实主义来描写台湾的历史与现实，因此不免与杂志高层张深切、张星建的意见相左，最后也导致杨逵离开了台湾文艺联盟，自行创办《台湾新文学》。在《台湾文艺》中没有机会露脸的〈迈向绅士之道〉，终于在杨逵的主张下于《台湾新文学》上刊载（1936.6），随即获得一阵好评，这也使得文坛人士对于《台湾文艺》的选稿标准产生质疑，并且更加肯定杨逵的眼光与文学理念。
成员阵容
《台湾新文学》在编辑委员的阵容上，有“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杨守愚（以上负责汉文稿件）、盐分地带诗人吴新荣、郭水潭、王登山（以上负责日文诗歌）、杨逵、赖明弘、赖庆以上负责日文一般文类），俱是当时文坛最活跃的作家。在编辑方针上，可以发现具有“汉文创作的提倡”、“民间文学的重视”、“乡土色彩的发扬”、“艺术大众化的实践”等四方面的坚持，亦皆以反映台湾穷苦大众的生活现实为依归，除了有浓厚的社会主义倾向，更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更具体地说，在社会主义倾向上，《台湾新文学》1卷8号上的“高尔基特辑”以及1卷9号上王诗琅的〈鲁迅を悼む〉（〈悼鲁迅〉）与黄得时〈大文豪鲁迅逝く〉（〈大文豪鲁迅逝世〉）等，都表现出《台湾新文学》对世界级的左翼文学家的景仰与不舍。另外在民族意识的展现上，《台湾新文学》1卷10号（1936.12）所推出“汉文创作特辑”以及积极协助李献璋编著之《台湾民间文学集》的出售事宜，都可以看出在异族殖民统治下，《台湾新文学》对于保存民族文化之重视。虽然“汉文创作特辑”被日本官方以“内容不妥当，全体空气不好”为由禁止发行，足见《台湾新文学》的反殖民的精神对殖民当局造成的忌惮。在执笔者方面，乍看之下与《台湾文艺》大同小异，不过许多知名作家如赖和、周定山、杨守愚、郭秋生、廖毓文、王诗琅、朱点人等，在《台湾新文学》发刊后都选择只为《台湾新文学》执笔，与《台湾文艺》渐行渐远，由此可见文坛人士对两份杂志的评价。
影响
《台湾新文学》还举办过一次名为“悬赏原稿募集”的征文活动，作品限制必须书写台湾的历史，作者则限定为新人作家，提拔新人与重视殖民地历史记忆的用意十分明显。这次的征文活动最大的收获便是吴浊流的〈泥沼中的金鲤鱼〉这篇小说。吴浊流曾忆及这篇小说的入选给予当时并未以小说家为志业的他莫大的鼓舞，可见若没有台湾新文学社的慧眼，台湾文坛有可能就此失去一位伟大的作家。《台湾新文学》奖励新人的做法虽然没有获得立竿见影的功效，《台湾新文学》最终还是苦恼于稿件的匮乏，不过它为台湾文学洒下种子，吴浊流的例子足见《台湾新文学》的远见。最后，由于《台湾新文学》在编辑与运作上的用心，已俨然成为文坛众望所归的中心，因此原本成员庞大、经营既久的《台湾文艺》不敌《台湾新文学》的强力挑战，这从双方所展现出来的斗志与热情就可以得到很明显的答案。《台湾文艺》于1936年8月底发行后停刊，而后《台湾新文学》又继续经营了将近一年，维系著台湾新文学的命脉，直到1937年6月才不得不停刊。这是《台湾新文学》在文学史上所具有的地位。[1]
注释
- ↑ 赵勋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