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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蕃蕃尼古道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的西南麓广泛分布着一些裂缝，这些裂缝因为海拔较低，成为山两边国家来往的通道，吉隆沟就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一条。在历史上，吉隆沟有个著名的名字，叫作“蕃尼古道”。大唐时期，唐史在这里上演了“一人灭一国”的人生传奇；满清时期，大清还在这里上演过一场“自卫反击战”。

蕃尼古道之诞生

唐蕃古道到达拉萨后，并没有终止，而是继续向南延伸，经日喀则地区，取道芒域贡塘（吉隆沟），一直延伸到了泥婆罗（尼泊尔）。成书于公元7世纪中叶的唐释道宣《释迦方志.遗迹篇》所载之“东道”：这条路线，大体上可以分为南北两段：北段系自青海至拉萨，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入藏，大约即取此道；南段系从拉萨经后藏边地出境，入北印度尼婆罗国，大体上应当就是赤尊公主进藏采取的路线。

1990年6月，中国学者在吉隆发现了一通名为《大唐天竺使出铭》的唐代摩崖石碑，依据有关的古代文献材料，可以肯定此通石碑是在唐显庆三年(唐高宗李治年号，公元658年唐代使节王玄策等人奉旨出使天竺时途经吐蕃西南边境的吉隆，勒石记功留下来的遗物。吉隆为西藏古史记载中之“芒域贡塘”的统治中心，历史上从来即为吐蕃南界的重要关隘。在今天的吉隆境内，还保存着许多与这条古道有关的文物古迹。千百年来，蕃尼古道一直是中国与南亚地区交流交往的重要通道。

蕃尼古道之佛道

蕃尼古道的开通，使古代中印、中尼文化交流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过去中印间的陆路交通主要是采取“天山道”或“云南道”，蕃尼道这条新道一经开通之后，很快成为当时最重要的国际通道。臧史记载吞米桑布扎的天竺求学之路由此南去，而寂护、莲花生等大师的传法脚步由此北来。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载录唐时僧人经过吐蕃与尼婆罗者有玄照、道希、玄太、道方、道生、末底僧诃与师鞭、玄会等人。季羡林先生曾经评论说：“在短时间内这样多的人走尼婆罗道，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

此前，唐朝僧人赴天竺学经和使节往来多取道古丝路龟兹道，此路需绕行吐火罗、大小勃律（帕米尔高原）经由疏勒、龟兹到达长安，由于路途遥远，往返竟需花费4年。而“唐竺古道”贯通后，玄照法师赴天竺习经后，经吐蕃拜见文成公主后归唐，“巡涉西蕃而至东夏（唐），以九月而至部，正月便到洛阳”其整个行程仅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宋元明时期的蕃尼古道也大致沿袭了这一线路，经吉隆入关后，大致沿聂拉木、定日、协嘎尔、萨迦、拉孜、日喀则一线前往山南和拉萨。

蕃尼古道之兵道

一人灭一国

在蕃尼古道上，唐朝使节王玄策四次出使天竺，还上演了“一人灭一国”的人生传奇。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印度，唐史没有记载详细的出发时间，敦煌学专家、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陆庆夫教授据文献推测，王玄策一行从长安出发的时间应该在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王玄策作为正使，率副使蒋师仁等三十余人，再次出使印度。不料此时与唐修好的戒日王已死，刚刚到达中印度，王玄策一行便受到自立为王的阿罗那顺的进攻，王玄策及使团被俘。

但王玄策十分机灵，趁夜色逃脱，日夜兼程，赶往吐蕃西部边境，以唐帝国及姻国吐蕃的名义征召泥婆罗（尼泊尔）国军队。在泥婆罗国七千人的军队和吐蕃一千二百人的精锐部队支援下，大破中印度军，俘虏了阿罗那顺及其家属。在这次外交事件中，王玄策当机立断、有勇有谋，可惜在名将如云、重臣如雨的贞观年间，他的事迹和声名不见显著，新、旧《唐书》均无传。

另外，王玄策从天竺出访归来，带回了10位制糖工匠。他们在江南用“竹甑法”制出了颜色较浅亮的精沙粒糖。王玄策的传奇经历表现在他数次出使印度，展现了过人的担当精神和外交才华，为大唐赢得了尊荣。

自卫反击战

同样在蕃尼古道上，清朝名将福康安则率清军击退了廓尔喀人的入侵，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上演了一场“自卫反击战”。乾隆年间，控制尼泊尔的廓尔喀从吉隆入侵西藏，大肆烧杀抢劫，震怒的乾隆皇帝派大将军福康安领军将廓尔喀击溃，收复了领土，并一直打到廓尔喀的首都阳布(今加德满都)附近，直至廓尔喀臣服才班师回朝。从此规定尼泊尔每五年定期向清朝政府朝贡。据统计，从1789—1909年间，尼泊尔共向清朝派出19批朝贡使团。

这场爆发在吉隆、后藏的廓尔喀之战，从战役规模来说并不算甚大。但它带来的影响，却深深改变了西藏的政治生态。战后乾隆帝指示福康安等人，总结之前历代中央政权治藏的经验教训，由福安康领衔草拟，报乾隆钦定，制定推行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又称《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成为中央对西藏政权管理的根本大法。《善后章程》中明确了清朝中央政府的驻军、造币、税收权和对活佛登记造册的制度。针对后藏“活佛之家”的弊端，清政府特意御赐金瓶，正式实施“金瓶掣签”制度，杜绝活佛转世中的人患。

离吉隆镇不远，有一处古战场，悬崖上的四个字“招提壁垒”，相传就是福康安为了纪念大获全胜而亲笔题写的。

蕃尼古道之商道

在历史上，蕃尼古道除了是佛道与兵道外，还是一条重要的商道。古道上的吉隆镇，因为适中的位置，则成了重要的商业交流中心。古道开辟之后，吐蕃的药材、皮张、羊毛制品、乳酪、酥油，尼泊尔的铜器、木雕、玛瑙、宝石、佛经，中原地区的丝绸、食盐、陶瓷器、纸墨、布帛等，都可以在吉隆镇找到，吉隆镇可谓是当之无愧的边境商业贸易中心。商业的发达，让统治者越发重视吉隆，甚至还选择在这里建立过王国。公元11世纪，松赞干布建立的吐蕃王朝崩溃之后，后裔子孙逃到吉隆地区，建立了贡塘王国，王城就建在吉隆。

作为商业贸易中心，来吉隆镇交易的商人难免会有贸易摩擦。清朝时期，满清政府为了规范边境贸易，还专门在吉隆设立了国际市场。到了19世纪，随着贸易范围的扩大，又在吉隆地区分设宗嘎上宗(“宗”为西藏原有行政单位，相当于现在的“县”)、宗嘎下宗、吉隆东宗、吉隆西宗来分别管理，这种设定一直延续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

解放后的西藏，吉隆作为商业口岸的潜力，得到了国务院的重视。为了便于开展边境贸易，国务院于1961年决定在吉隆设立海关，并于1978年批准吉隆为国家一类陆路通商口岸，中尼两国政府签约商定，双方边民可在双方境内30公里范围内出入，开展自由贸易。

总而言之

蕃尼古道沿线大量遗迹和藏汉文记载表明，该道自唐代以来一直是中尼两国交流的重要通道。为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有效治理，国家的统一，西藏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及其与内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双向交流和融合，以及中尼两国关系的发展，进而联系南亚、中亚诸国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新时期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下，这条古道的进一步开发和建设，随着中尼公路和未来中尼铁路的开通，对于西藏经济的腾飞和社会的稳定，以及中国与南亚诸国的合作，必将产生积极而又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