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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蕃蕃尼古道世界屋脊喜馬拉雅山的西南麓廣泛分布着一些裂縫，這些裂縫因為海拔較低，成為山兩邊國家來往的通道，吉隆溝就是其中比較重要的一條。在歷史上，吉隆溝有個著名的名字，叫作「蕃尼古道」。大唐時期，唐史在這裡上演了「一人滅一國」的人生傳奇；滿清時期，大清還在這裡上演過一場「自衛反擊戰」。

蕃尼古道之誕生

唐蕃古道到達拉薩後，並沒有終止，而是繼續向南延伸，經日喀則地區，取道芒域貢塘（吉隆溝），一直延伸到了泥婆羅（尼泊爾）。成書於公元7世紀中葉的唐釋道宣《釋迦方志.遺蹟篇》所載之「東道」：這條路線，大體上可以分為南北兩段：北段系自青海至拉薩，公元641年文成公主入藏，大約即取此道；南段系從拉薩經後藏邊地出境，入北印度尼婆羅國，大體上應當就是赤尊公主進藏採取的路線。

1990年6月，中國學者在吉隆發現了一通名為《大唐天竺使出銘》的唐代摩崖石碑，依據有關的古代文獻材料，可以肯定此通石碑是在唐顯慶三年(唐高宗李治年號，公元658年唐代使節王玄策等人奉旨出使天竺時途經吐蕃西南邊境的吉隆，勒石記功留下來的遺物。吉隆為西藏古史記載中之「芒域貢塘」的統治中心，歷史上從來即為吐蕃南界的重要關隘。在今天的吉隆境內，還保存着許多與這條古道有關的文物古蹟。千百年來，蕃尼古道一直是中國與南亞地區交流交往的重要通道。

蕃尼古道之佛道

蕃尼古道的開通，使古代中印、中尼文化交流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新氣象。過去中印間的陸路交通主要是採取「天山道」或「雲南道」，蕃尼道這條新道一經開通之後，很快成為當時最重要的國際通道。臧史記載吞米桑布扎的天竺求學之路由此南去，而寂護、蓮花生等大師的傳法腳步由此北來。義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傳》中載錄唐時僧人經過吐蕃與尼婆羅者有玄照、道希、玄太、道方、道生、末底僧訶與師鞭、玄會等人。季羨林先生曾經評論說：「在短時間內這樣多的人走尼婆羅道，是空前的，也是絕後的。」

此前，唐朝僧人赴天竺學經和使節往來多取道古絲路龜茲道，此路需繞行吐火羅、大小勃律（帕米爾高原）經由疏勒、龜茲到達長安，由於路途遙遠，往返竟需花費4年。而「唐竺古道」貫通後，玄照法師赴天竺習經後，經吐蕃拜見文成公主後歸唐，「巡涉西蕃而至東夏（唐），以九月而至部，正月便到洛陽」其整個行程僅用了4個多月的時間。宋元明時期的蕃尼古道也大致沿襲了這一線路，經吉隆入關後，大致沿聶拉木、定日、協嘎爾、薩迦、拉孜、日喀則一線前往山南和拉薩。

蕃尼古道之兵道

一人滅一國

在蕃尼古道上，唐朝使節王玄策四次出使天竺，還上演了「一人滅一國」的人生傳奇。王玄策第二次出使印度，唐史沒有記載詳細的出發時間，敦煌學專家、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陸慶夫教授據文獻推測，王玄策一行從長安出發的時間應該在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7年）。王玄策作為正使，率副使蔣師仁等三十餘人，再次出使印度。不料此時與唐修好的戒日王已死，剛剛到達中印度，王玄策一行便受到自立為王的阿羅那順的進攻，王玄策及使團被俘。

但王玄策十分機靈，趁夜色逃脫，日夜兼程，趕往吐蕃西部邊境，以唐帝國及姻國吐蕃的名義徵召泥婆羅（尼泊爾）國軍隊。在泥婆羅國七千人的軍隊和吐蕃一千二百人的精銳部隊支援下，大破中印度軍，俘虜了阿羅那順及其家屬。在這次外交事件中，王玄策當機立斷、有勇有謀，可惜在名將如雲、重臣如雨的貞觀年間，他的事跡和聲名不見顯著，新、舊《唐書》均無傳。

另外，王玄策從天竺出訪歸來，帶回了10位製糖工匠。他們在江南用「竹甑法」制出了顏色較淺亮的精沙粒糖。王玄策的傳奇經歷表現在他數次出使印度，展現了過人的擔當精神和外交才華，為大唐贏得了尊榮。

自衛反擊戰

同樣在蕃尼古道上，清朝名將福康安則率清軍擊退了廓爾喀人的入侵，維護了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上演了一場「自衛反擊戰」。乾隆年間，控制尼泊爾的廓爾喀從吉隆入侵西藏，大肆燒殺搶劫，震怒的乾隆皇帝派大將軍福康安領軍將廓爾喀擊潰，收復了領土，並一直打到廓爾喀的首都陽布(今加德滿都)附近，直至廓爾喀臣服才班師回朝。從此規定尼泊爾每五年定期向清朝政府朝貢。據統計，從1789—1909年間，尼泊爾共向清朝派出19批朝貢使團。

這場爆發在吉隆、後藏的廓爾喀之戰，從戰役規模來說並不算甚大。但它帶來的影響，卻深深改變了西藏的政治生態。戰後乾隆帝指示福康安等人，總結之前歷代中央政權治藏的經驗教訓，由福安康領銜草擬，報乾隆欽定，制定推行了《欽定藏內善後章程》（又稱《欽定藏內善後章程二十九條》），成為中央對西藏政權管理的根本大法。《善後章程》中明確了清朝中央政府的駐軍、造幣、稅收權和對活佛登記造冊的制度。針對後藏「活佛之家」的弊端，清政府特意御賜金瓶，正式實施「金瓶掣籤」制度，杜絕活佛轉世中的人患。

離吉隆鎮不遠，有一處古戰場，懸崖上的四個字「招提壁壘」，相傳就是福康安為了紀念大獲全勝而親筆題寫的。

蕃尼古道之商道

在歷史上，蕃尼古道除了是佛道與兵道外，還是一條重要的商道。古道上的吉隆鎮，因為適中的位置，則成了重要的商業交流中心。古道開闢之後，吐蕃的藥材、皮張、羊毛製品、乳酪、酥油，尼泊爾的銅器、木雕、瑪瑙、寶石、佛經，中原地區的絲綢、食鹽、陶瓷器、紙墨、布帛等，都可以在吉隆鎮找到，吉隆鎮可謂是當之無愧的邊境商業貿易中心。商業的發達，讓統治者越發重視吉隆，甚至還選擇在這裡建立過王國。公元11世紀，松贊干布建立的吐蕃王朝崩潰之後，後裔子孫逃到吉隆地區，建立了貢塘王國，王城就建在吉隆。

作為商業貿易中心，來吉隆鎮交易的商人難免會有貿易摩擦。清朝時期，滿清政府為了規範邊境貿易，還專門在吉隆設立了國際市場。到了19世紀，隨着貿易範圍的擴大，又在吉隆地區分設宗嘎上宗(「宗」為西藏原有行政單位，相當於現在的「縣」)、宗嘎下宗、吉隆東宗、吉隆西宗來分別管理，這種設定一直延續到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

解放後的西藏，吉隆作為商業口岸的潛力，得到了國務院的重視。為了便於開展邊境貿易，國務院於1961年決定在吉隆設立海關，並於1978年批准吉隆為國家一類陸路通商口岸，中尼兩國政府簽約商定，雙方邊民可在雙方境內30公里範圍內出入，開展自由貿易。

總而言之

蕃尼古道沿線大量遺蹟和藏漢文記載表明，該道自唐代以來一直是中尼兩國交流的重要通道。為中央政府對西藏的有效治理，國家的統一，西藏地方社會、經濟的發展及其與內地政治、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的雙向交流和融合，以及中尼兩國關係的發展，進而聯繫南亞、中亞諸國都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新時期國家「一帶一路」倡議下，這條古道的進一步開發和建設，隨着中尼公路和未來中尼鐵路的開通，對於西藏經濟的騰飛和社會的穩定，以及中國與南亞諸國的合作，必將產生積極而又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