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决策学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外交决策学是一个名词术语。

汉字(拼音:hàn zì，注音符号:ㄏㄢˋ ㄗˋ)，又称中文、中国字、方块字，是汉语的记录符号，属于表意文字的词素音节文字。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已有六千多年的历史。在形体上逐渐由图形变为笔画，象形变为象征，复杂变为简单;在造字原则上从表形、表意到形声。除极个别汉字外(如瓩、兛、兣、呎、嗧等)，都是一个汉字一个音节。 需要注意的是，日本、韩国、朝鲜、越南等国在历史上都深受汉文化的影响，甚至其语文都存在借用汉语言文字的现象。

名词解释

在国际政治中，行为体的互动都是有明确的对外政策目的的行为。行为体能否实现自己的目的，取决于能否制定并实施适当的对外政策。与这样一种现实的需要相适应，在过去的50年中，有关外交决策（foreign policy decision making－FPDM）的研究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逐渐发展起来，并最终成为国际政治研究中一个重要学科。这门学科的主旨，就是研究决策者与所处环境之间在不同层次上的互动过程和互动内容。进行这个领域的研究，对于国际政治研究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外交决策学领域逐渐形成三个理论框架：即以博弈论为主要方法的理性选择模式、以系统论和控制论为方法的官僚组织模式和基于心理分析法的认知心理模式。这三种模式可以说构成了外交决策理论的骨干，它们分别探讨了外交政策形成的推理过程、组织过程和认知过程，研究对象分属国家层次、组织层次（middle-range）和个人层次。其中，第一种模式和以其为基础的博弈论被国际关系学界视为主流理论，影响也最大，被称为“正式模式”或“正式假设”（formal model or formal assumption）。①

外交决策学的由来与相关概念

外交决策学是决策科学发展的产物。18世纪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国家逐渐出现大型工业企业，有了大量管理实践和决策实践的存在，使管理理论和决策理论的出现成为可能。系统化的管理理论即管理科学在20世纪初才出现，而作为其分支的决策理论则是在上世纪50年代才开始在管理学界流行。决策科学的兴起与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等人的倡导有关，西蒙本人也因其对经济组织内的决策程序进行了开创性研究，而获得197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②上世纪50年代，随着研究方法和资料处理手段的更新和进步，决策科学迅速被引入其他学科，包括外交政策研究。

从学理上探讨外交决策，首先应从概念上对政策（policy）与决策（decision）进行区分。在许多人脑子里，做出决定（decision-making）与决定政策（policy-making）是同义语。的确，二者有密切联系，但它们并不是一回事。

政策这个概念一般用在比决定更宽泛的地方，是概括性比较强的决定，表现为一组或者一系列决定；同时它又含有对目标或意图的阐述。在这里，目标（objective）是指人们特别期望出现的一种未来状态，这种状态必须是具体的。一般来说，只有追求某一具体目标的决策组织或系统才是有意义的。除目标和意图之外，政策在内容上还应包括两个要素：一个是行动（action），即已经采取、正在采取和即将采取的那些行动；另一个是规则（rule），即行动的指南（guide）。 规则通常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1.对未来某种状况做出反应的主旨（substance），如反对什么国家对什么地方以什么形式入侵；

2.做出某种特殊反应的条件是什么，即在什么情况下才应做出这样的反应；

3.有关未来事件或状况的解释。所以，政策就是对已经出现、正在出现或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事件所确定的行动方针和行动规则，以及对行动后状况的解释。

决策是从公认的、数量有限且疑问尚存的方案（project）中挑选出在决策者看来会导致未来某种特定状况的方案的过程（process）。外交决策学研究的是国家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外交政策”与“对外政策”在中文里有时是有区别的，但在英文是同一词组，即“foreign policy”。外交决策（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有时也被译做“对外政策制定”（英文有时也写为foreign policy making 或foreign policy formation等）。

作为国家的一种公共政策，对外政策所针对的是本国管辖范围之外的事务，是“对他国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国际环境中的各种关系，有意或无意地给予影响的公共政策。”华莱士（William Wallace）认为：“外交政策是把民族国家与其国际环境连接起来的政治”。同对内政策相比，对外政策同样是形成于一国之内的政策，不同点在于它是指向或应用于国家的外部环境中。

与其他类型的决策相比，外交决策有着自己的特殊性。施奈德认为，后者有10个重要特点：

1.目标、计划及解释的范围更大；

2.对象更庞杂并会带来敌意和不满；

3.需要集中的不同观点更多；

4.决策环境更加复杂和不确定，结果也更难以预测和控制；

5.信息来源更广阔且不可靠，信息分类构成特别问题；

6.相对缺少实验和重复的机会；

7.组织效率和政策后果难以判断；

8.更有必要研究那些无法满足最低要求的选择；

9.判断问题性质所需时间更长；

10.更有可能出现基本价值观的冲突和全面妥协的必要性。

由于对外政策决策于国内，实施于国外，因此外交决策学的研究对象既包括国内政治变量，也包括国际政治变量；其内容既涉及政治学又涉及国际政治学。正是由于这种跨学科的特点，外交决策学不但联接起这两个分属不同层次（level）、各有自己的概念、假设和方法的领域，而且在方法上还使用了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运筹学、组织理论、认知理论等，构成了国际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交叉部分。

在国际政治学科，外交政策分析（foreign policy analysis－FPA）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外交决策学是外交政策分析的一部分。一般来说，外交政策分析的内容包括两方面：第一是政策研究，即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分析和预测一国外交政策的目标、内容、原因、环境等因素，探索国家外交政策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研究决策者如何确定国家利益和对国家利益的追求途径等；第二是决策研究，即用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分析外交决策的机制和过程，以及这些机制与过程对政策制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