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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廉吏,南阳李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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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廉吏,南阳李贤》中国当代作家张宗成 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大明廉吏,南阳李贤

大家知道,廉政建设包括的范围较广,主要是教育、监督和惩处。教育包含党风党纪教育、示范教育、案例教育、警示教育等; 监督包含着像工程招标监督、干部选拔监督、效能监察、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监督等;而惩处主要是案件办理和一般信访件的处理。此外还有制度建设和廉政责任制建设、惩防体系建设等。

这些经验的获得,一是靠对廉政建设的实践经验总结和研究,二是从历史上的反腐倡廉中吸取经验教训。本文着重谈从历史上的的清廉仕风建设,从中吸取经验。

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明代中叶,着重了解一个人——李贤。当历史的春秋翻转到大明王朝,我们南阳的沃野之上出了一位其生也光其逝也荣的贤者,他就是明清以来邓州乃至南阳郡府社会人臣至尊无二的盛世“名相”李贤。

李贤(1408~1466年),字原德,邓州林扒镇人。他少有大才,25岁便中乡试第一(解元),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中进士,从此便开启了他30多年“居庙堂之高(范仲淹语)”的宦海生涯。历经宣宗、英宗、代宗、英宗、宪宗五朝四帝,英宗复辟后更是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首席内阁大学士,任内阁首辅长达十年之久。他从一个实习官员到一品大员的经历中,成为封建社会里一个致力于清廉仕风建设的廉吏典范。

一、 持之以恒的廉政建设宣传者。

李贤深知廉政建设离不开皇帝的首肯与支持,他持之以恒地规劝三任皇帝勤勉治国,亲贤远佞,倡导廉洁从政。

景泰初年,明朝危机四伏,政局变动不安,李贤忧国忧民,认识到大明要中兴需要一个开明皇帝力挽狂澜。他寄希望于景泰帝,他认为国家要想中兴,必须从根本上做起,而根本的根本,就在于皇帝本身。于是在景泰元年二月初八日,李贤上《上中兴正本策》,劝皇上勤于圣人之学,听从规劝,戒除声色等嗜好,断绝玩好,举动谨慎,崇尚节俭,敬畏天命,勉励近臣,振作士风,团结民心。共十策,凡数千言,其中第六策便是崇节俭。他举如尧、周文王、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的典型事例,让代宗节俭存心,躬行节俭,:务用减省,以苏民力。凡内府一应服食、器用,必须究查今日之费,比起先朝是减省了,还是增多了?以皇上的模范行动,带动臣下,避免臣下奢侈相尚。

景泰帝对李贤的建议很赞赏,视为座右铭,命翰林抄写好放置于左右,以备阅览

到了英宗重新掌权时期,李贤除了在政事方面时时提醒英宗外,还常劝英宗节俭。明代的皇帝几乎都是穷奢极欲,英宗比起他的后代来,还算是较为节俭了。天顺五年他说:“朕今复位五年矣,未尝一日忘在南宫时。是以每日视朝,朝母后毕即亲政务,览章奏。至于饮食未尝拣择去取,衣服亦俱从便。”李贤顺势开导说:“陛下省一分之费则民受一分之赐,施一分之宽则民被一分之泽。”

李贤不仅奏章和交谈劝导皇帝,他还利用一切天象变异开导英宗,他常对英宗说:“天威可畏,乞陛下凛然加省,无狎左右近幸,崇信老成,共图国是。”

为了督促英宗做一个圣明的皇帝,李贤建议皇帝多读书,多与贤臣接触。天顺五年四月,英宗说,他自己“饮食随分,未尝拣择去取。衣服亦随宜,虽着布衣,人不以为非天子也。”李贤说:“如此节俭,益见盛德。若朝廷节俭,天下百姓自然富庶。前代如汉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皆能节俭,当时海内富庶。惟耳目玩好不必留意,自然节俭。”

成化二年(1466年)秋,李贤又向皇帝进言:“今天下盗贼未息,灾伤未止。仰惟祖宗创业垂统,宫禁甚严,内外不许混杂。府库充积金银,不肯妄费。游宴有常所而不纵情,赏赐有常规而不滥及。至于《祖训》一书,尤为明备。惟陛下逐一省览,刻意恭俭,以绳祖武,以幸天下。”(程敏政《篁墩文集》卷40《李贤行状》)。

面对三任皇帝,李贤始终不忘规劝他们从自身做起,从节俭做起,防微杜渐,带动各级官员,带动民风尚俭戒奢,从历史记载看,李贤苦口婆心的劝谏,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二、身体力行的廉政措施实践者。

清廉从政不能光靠说教,必须有实实在在的行动。李贤也是十足的行动派。他不失时机地提出建议并身体力行地落实廉政和反腐的举措。

景泰三年五月,45岁的李贤与姚夔受朝廷委派到四川“考察庶官”,也就是代替朝廷考察百官。李贤奉命后即赴四川考察吏治,并任四川巡抚。李贤此行的目的是“察四川有司之不职者”。

十一月初二日,李贤对耄疾昏庸、行检不饬为民病者,上章弹劾,对持心公正操行端洁的按察司副使胡渊、佥事高澄推荐提升,酌情任职。四川考察吏治后,受到处分的官员,妄加是非。但李贤泰然处之,从不为意,从未想过打击报复。

天顺三年十一月,李贤建议朝廷每年圣节及冬至、正旦、庆成一年四宴改为两宴,以厉行节俭。《天顺日录》中记载,冬十一月,圣节及冬至例宴群臣于奉天殿,皇上对李贤说,我想减少一年四次大的宴会,你认为怎么样?李贤说:“大礼之行,初不在此,陛下减之亦是。”从那开始每年只搞两次宴会。

天顺七年二月,李贤利用天象变化,劝诫英宗,请求停止朝廷中外买办采办,凡一切不便于民者,悉皆停罢。

天顺八年(1464年)八月十一日,李贤等人见工部督造仪仗车驾,认为大赦令刚发,百姓尚未休息,不应即用民力。宪宗对此很是惭愧,连称自己思虑不周,当即下令停止建造

成化二年(1466年)秋,李贤又向皇帝进言:“今天下盗贼未息,灾伤未止。仰惟祖宗创业垂统,宫禁甚严,内外不许混杂。府库充积金银,不肯妄费。游宴有常所而不纵情,赏赐有常规而不滥及。至于《祖训》一书,尤为明备。惟陛下逐一省览,刻意恭俭,以绳祖武,以幸天下。”(程敏政《篁墩文集》卷40《李贤行状》)。

成化二年(1466年)二月,李贤范父亲李升病故,朝廷遣官为他父亲营葬。三月十三日,李贤上奏皇帝,说家乡遭遇旱涝灾害,恐劳民伤财,乞暂停止。“上不允,命所司营之。”

三、敢为人先的廉政制度创设者。

景泰八年(1457年)七月李贤再入内阁后,英宗对李贤信任有加,悉心委任,李贤也得以用心行政,有所作为。在李贤内阁的不断努力下,天顺政局终于发生了质的变化。就天顺初年而言,为扭转因曹石乱政而造成的不正常状态,保持政局的平稳过渡,李贤上《安边五事》《恤民十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举措。

第一,复设文臣巡抚。巡抚之名,起于洪武时懿文太子朱标巡抚陕西,至宣德间,专抚一地常驻久行的巡抚制度基本形成。巡抚制度是明王朝“以文制武”,防止武人跋扈的关键措施,文臣巡抚理所当然地成为制衡总兵武臣的重要力量。他们在赈恤灾荒,纠弹不法,赞助军务等方面,也都较好地履行了巡抚职责。设置巡抚监督同级官员,虽属恢复旧制,但在合理的制度被废多年,弊端尽显的情况下,恢复设立文臣巡抚,起到对为所欲为的总兵起到监督和矫正作用,在当时也是开创性的工作。

第二,举人才,抑奔竞,使朝政一新。李贤入阁后就着手吏治治理工作。再入内阁后,李贤更以“举贤才”为第一要务,希望通过充实贤能,远斥群小、以达到一新庶政的目的。于是他推行并推制度。并推是指官位每缺员一人,必须同时推举两人,作为后备人选,最后由皇帝选择任命。并推制在当时确实选择了许多有才能、重治行的官员。史称“天顺成化间六部最称得人”,这与李贤这一时期的辛勤经营是分不开的。并推制度的出台,有效抑制了跑官现象,有利于真正选拔人才,这是当时人事制度上的一项创举。提出且落实并推制度,李贤功不可没。

第三,辅佐英宗独断。在总结第一次对曹、石斗争和岳正离散权党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李贤提出了皇帝要独断的主张,以减少和排除曹、石对朝政的干扰。借皇帝独断形式还政于朝,还政于内阁六部。李贤还谢绝了皇帝给他的当面谏阻的权利,鼓励皇帝遇事独断,恢复那个时代的正常秩序,充分显示出他没有私心。

明制,关于诸司朝觐仪规定:天下官三年一入朝。天顺四年(1460年)正月,李贤为改除地方官借觐见与朝官勾结的弊端,向朝廷建议革除天下诸司官吏觐见之弊。李贤在《天顺日录》中记载,天顺四年,天下诸司官吏朝觐至京。皇上召集李贤商量改除朝觐之弊。统一认识后,即出榜禁约,不许与京官交通,馈送土物,也不许下人挟仇告害。从那开始,肃然不犯。李贤的发现和建议,有效地防范了私相授受的职务犯罪,同样具有开创性意义。

李贤是睿智的,更是正直的,他是历史上有作为的官员,更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和官吏的典范。在他掌权的那些年,一心一意致力于朝廷的廉洁风气的建设,大力倡导廉洁从政,做了大量的工作,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李贤是我们南阳人,他的所作所为。给他所在的那个时代带来了稳定,给百姓带来了好处,也为我们后人提供了借鉴和经验。他为后世留下了一笔非常宝贵的财富,更为我们南阳留下了让官风清廉民风淳朴的宝贵经验。[1]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