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廉吏,南陽李賢(張宗成)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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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廉吏,南陽李賢》是中國當代作家張宗成 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大明廉吏,南陽李賢
大家知道，廉政建設包括的範圍較廣，主要是教育、監督和懲處。教育包含黨風黨紀教育、示範教育、案例教育、警示教育等; 監督包含着像工程招標監督、幹部選拔監督、效能監察、黨員領導幹部廉潔從政監督等;而懲處主要是案件辦理和一般信訪件的處理。此外還有制度建設和廉政責任制建設、懲防體系建設等。
這些經驗的獲得，一是靠對廉政建設的實踐經驗總結和研究，二是從歷史上的反腐倡廉中吸取經驗教訓。本文着重談從歷史上的的清廉仕風建設，從中吸取經驗。
我們把目光聚焦到明代中葉，着重了解一個人——李賢。當歷史的春秋翻轉到大明王朝，我們南陽的沃野之上出了一位其生也光其逝也榮的賢者，他就是明清以來鄧州乃至南陽郡府社會人臣至尊無二的盛世「名相」李賢。
李賢（1408～1466年），字原德，鄧州林扒鎮人。他少有大才，25歲便中鄉試第一（解元），宣德八年（公元1433年）中進士，從此便開啟了他30多年「居廟堂之高（范仲淹語）」的宦海生涯。歷經宣宗、英宗、代宗、英宗、憲宗五朝四帝，英宗復辟後更是成為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首席內閣大學士，任內閣首輔長達十年之久。他從一個實習官員到一品大員的經歷中，成為封建社會裡一個致力於清廉仕風建設的廉吏典範。
一、 持之以恆的廉政建設宣傳者。
李賢深知廉政建設離不開皇帝的首肯與支持，他持之以恆地規勸三任皇帝勤勉治國，親賢遠佞，倡導廉潔從政。
景泰初年，明朝危機四伏，政局變動不安，李賢憂國憂民，認識到大明要中興需要一個開明皇帝力挽狂瀾。他寄希望於景泰帝，他認為國家要想中興，必須從根本上做起，而根本的根本，就在於皇帝本身。於是在景泰元年二月初八日，李賢上《上中興正本策》，勸皇上勤於聖人之學，聽從規勸，戒除聲色等嗜好，斷絕玩好，舉動謹慎，崇尚節儉，敬畏天命，勉勵近臣，振作士風，團結民心。共十策，凡數千言，其中第六策便是崇節儉。他舉如堯、周文王、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的典型事例，讓代宗節儉存心，躬行節儉，：務用減省，以蘇民力。凡內府一應服食、器用，必須究查今日之費，比起先朝是減省了，還是增多了？以皇上的模範行動，帶動臣下，避免臣下奢侈相尚。
景泰帝對李賢的建議很讚賞，視為座右銘，命翰林抄寫好放置於左右，以備閱覽。
到了英宗重新掌權時期，李賢除了在政事方面時時提醒英宗外，還常勸英宗節儉。明代的皇帝幾乎都是窮奢極欲，英宗比起他的後代來，還算是較為節儉了。天順五年他說：「朕今復位五年矣，未嘗一日忘在南宮時。是以每日視朝，朝母后畢即親政務，覽章奏。至於飲食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俱從便。」李賢順勢開導說：「陛下省一分之費則民受一分之賜，施一分之寬則民被一分之澤。」
李賢不僅奏章和交談勸導皇帝，他還利用一切天象變異開導英宗，他常對英宗說：「天威可畏，乞陛下凜然加省，無狎左右近幸，崇信老成，共圖國是。」
為了督促英宗做一個聖明的皇帝，李賢建議皇帝多讀書，多與賢臣接觸。天順五年四月，英宗說，他自己「飲食隨分，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隨宜，雖着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李賢說：「如此節儉，益見盛德。若朝廷節儉，天下百姓自然富庶。前代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皆能節儉，當時海內富庶。惟耳目玩好不必留意，自然節儉。」
成化二年（1466年）秋，李賢又向皇帝進言：「今天下盜賊未息，災傷未止。仰惟祖宗創業垂統，宮禁甚嚴，內外不許混雜。府庫充積金銀，不肯妄費。游宴有常所而不縱情，賞賜有常規而不濫及。至於《祖訓》一書，尤為明備。惟陛下逐一省覽，刻意恭儉，以繩祖武，以幸天下。」（程敏政《篁墩文集》卷40《李賢行狀》）。
面對三任皇帝，李賢始終不忘規勸他們從自身做起，從節儉做起，防微杜漸，帶動各級官員，帶動民風尚儉戒奢，從歷史記載看，李賢苦口婆心的勸諫，起到了應有的作用。
二、身體力行的廉政措施實踐者。
清廉從政不能光靠說教，必須有實實在在的行動。李賢也是十足的行動派。他不失時機地提出建議並身體力行地落實廉政和反腐的舉措。
景泰三年五月，45歲的李賢與姚夔受朝廷委派到四川「考察庶官」，也就是代替朝廷考察百官。李賢奉命後即赴四川考察吏治，並任四川巡撫。李賢此行的目的是「察四川有司之不職者」。
十一月初二日，李賢對耄疾昏庸、行檢不飭為民病者，上章彈劾，對持心公正操行端潔的按察司副使胡淵、僉事高澄推薦提升，酌情任職。四川考察吏治後，受到處分的官員，妄加是非。但李賢泰然處之，從不為意，從未想過打擊報復。
天順三年十一月，李賢建議朝廷每年聖節及冬至、正旦、慶成一年四宴改為兩宴，以厲行節儉。《天順日錄》中記載，冬十一月，聖節及冬至例宴群臣於奉天殿，皇上對李賢說，我想減少一年四次大的宴會，你認為怎麼樣？李賢說：「大禮之行，初不在此，陛下減之亦是。」從那開始每年只搞兩次宴會。
天順七年二月，李賢利用天象變化，勸誡英宗，請求停止朝廷中外買辦採辦，凡一切不便於民者，悉皆停罷。
天順八年（1464年）八月十一日，李賢等人見工部督造儀仗車駕，認為大赦令剛發，百姓尚未休息，不應即用民力。憲宗對此很是慚愧，連稱自己思慮不周，當即下令停止建造
成化二年（1466年）秋，李賢又向皇帝進言：「今天下盜賊未息，災傷未止。仰惟祖宗創業垂統，宮禁甚嚴，內外不許混雜。府庫充積金銀，不肯妄費。游宴有常所而不縱情，賞賜有常規而不濫及。至於《祖訓》一書，尤為明備。惟陛下逐一省覽，刻意恭儉，以繩祖武，以幸天下。」（程敏政《篁墩文集》卷40《李賢行狀》）。
成化二年（1466年）二月，李賢范父親李升病故，朝廷遣官為他父親營葬。三月十三日，李賢上奏皇帝，說家鄉遭遇旱澇災害，恐勞民傷財，乞暫停止。「上不允，命所司營之。」
三、敢為人先的廉政制度創設者。
景泰八年（1457年）七月李賢再入內閣後，英宗對李賢信任有加，悉心委任，李賢也得以用心行政，有所作為。在李賢內閣的不斷努力下，天順政局終於發生了質的變化。就天順初年而言，為扭轉因曹石亂政而造成的不正常狀態，保持政局的平穩過渡，李賢上《安邊五事》《恤民十事》，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舉措。
第一，復設文臣巡撫。巡撫之名，起於洪武時懿文太子朱標巡撫陝西，至宣德間，專撫一地常駐久行的巡撫制度基本形成。巡撫制度是明王朝「以文制武」，防止武人跋扈的關鍵措施，文臣巡撫理所當然地成為制衡總兵武臣的重要力量。他們在賑恤災荒，糾彈不法，贊助軍務等方面，也都較好地履行了巡撫職責。設置巡撫監督同級官員，雖屬恢復舊制，但在合理的制度被廢多年，弊端盡顯的情況下，恢復設立文臣巡撫，起到對為所欲為的總兵起到監督和矯正作用，在當時也是開創性的工作。
第二，舉人才，抑奔競，使朝政一新。李賢入閣後就着手吏治治理工作。再入內閣後，李賢更以「舉賢才」為第一要務，希望通過充實賢能，遠斥群小、以達到一新庶政的目的。於是他推行並推制度。並推是指官位每缺員一人，必須同時推舉兩人，作為後備人選，最後由皇帝選擇任命。並推制在當時確實選擇了許多有才能、重治行的官員。史稱「天順成化間六部最稱得人」，這與李賢這一時期的辛勤經營是分不開的。並推制度的出台，有效抑制了跑官現象，有利於真正選拔人才，這是當時人事制度上的一項創舉。提出且落實並推制度，李賢功不可沒。
第三，輔佐英宗獨斷。在總結第一次對曹、石鬥爭和岳正離散權黨失敗教訓的基礎上，李賢提出了皇帝要獨斷的主張，以減少和排除曹、石對朝政的干擾。借皇帝獨斷形式還政於朝，還政於內閣六部。李賢還謝絕了皇帝給他的當面諫阻的權利，鼓勵皇帝遇事獨斷，恢復那個時代的正常秩序，充分顯示出他沒有私心。
明制，關於諸司朝覲儀規定：天下官三年一入朝。天順四年（1460年）正月，李賢為改除地方官借覲見與朝官勾結的弊端，向朝廷建議革除天下諸司官吏覲見之弊。李賢在《天順日錄》中記載，天順四年，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皇上召集李賢商量改除朝覲之弊。統一認識後，即出榜禁約，不許與京官交通，饋送土物，也不許下人挾仇告害。從那開始，肅然不犯。李賢的發現和建議，有效地防範了私相授受的職務犯罪，同樣具有開創性意義。
李賢是睿智的，更是正直的，他是歷史上有作為的官員，更是封建時代知識分子和官吏的典範。在他掌權的那些年，一心一意致力於朝廷的廉潔風氣的建設，大力倡導廉潔從政，做了大量的工作，積累了相當多的經驗。李賢是我們南陽人，他的所作所為。給他所在的那個時代帶來了穩定，給百姓帶來了好處，也為我們後人提供了借鑑和經驗。他為後世留下了一筆非常寶貴的財富，更為我們南陽留下了讓官風清廉民風淳樸的寶貴經驗。[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