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们的思秋期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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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我和我丈夫，就像坐了两个不同的升降电梯，他一直向上，而我一直向下，就这样错开了……”
看似光鲜的幸福家庭背后，却是无尽的寂寞和空虚。这些日本都市中产阶级家庭的平凡主妇，她们将全身心奉献给家庭，让作为“企业战士”的丈夫没有后顾之忧，全速奔跑，支撑起了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却没有人看到她们的痛苦，这痛苦里有无尽的等待、无助的寂寞，还有无能为力的忍受。不想在临终时为“我这一辈子都在干吗？”而懊恼，试图活出自己的妻子们，她们的“革命”是否能成功呢？
本书是著名记者斋藤茂男的代表作，被认为是描写日本泡沫经济时代社会问题的经典之作。出版后跃居当年畅销书第一名，并长期居于畅销书榜首，后被岩波评为"了解现代的100册非虚构作品"之一。
作者简介
斋藤茂男（1928- 1999），日本著名记者。东京出生，毕业于庆应大学经济学部。1952年进入共同通信社，历任社会部记者、次长、编委，1988年退休。1958年获第一届日本记者会议（JCJ）奖。1974年因系列报道"啊，繁荣"再次获JCJ奖。1983年，因长年的新闻报道活动和作为新闻记者的高声望，获得日本记者俱乐部奖。1984年"日本的幸福"系列获日本新闻协会奖。1993年岩波书店出版其12卷著作集。
斋藤1958年因“菅生事件”的报道一举成名。他终身关心弱势群体，敢于暴露社会黑暗面。斋藤认为，“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的现实，光用所谓冷静客观的观察是无法准确捕捉的。记者必须越境进入弱者的状况中，只有彻底站在弱者的立场和视角上来观察世界，我们才能接近情况的本质。必须自觉'中立、公正、客观'等常识的虚构性。”
有人曾用“生涯一记者”来形容斋藤茂男，认为他是全日本最符合新闻记者形象的人。他作为业界榜样至今依然受到许多年轻记者的仰慕和怀念。
原文摘录
“结婚，其实就是两个人绑在一起生活，而这两个人本来就有极强的主体性，即使各自独立生活，也完全没问题。两个人在起后，共同经历喜怒哀乐，难过的时候相互安慰，相互鼓励，共享生活的乐趣，要比一个人的时候过得好。所以结婚的前提是，无男人还是女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一 个人也能生存'。但实际上很多结合都是想依赖对方，想利用对方承受生活的负重，自己不用吃苦…” 如果结婚的基础是自己先独立，那就不能把幻想寄托在对方上，自己还佯装不知。 长辈们的相处方式，让我下决心以后不论多大年纪，都要与先生成为彼此最需要的人。但前提是自己要成为精神独立的人，不能一味祈求先生给予自己幸福，我也要有能给到他的东西。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活得有趣，这样对方也会觉得轻松一些。
书评
斋藤茂男的《妻子们的思秋期》和林郁的《家庭内离婚》两本书名，都是标志着80年代家庭和女性变化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造词汇。这两个词汇，以其无需说明的冲击力，刻画出了日本家庭实况——尽管离婚率和私生子出生率都没有上升，但所谓安定的婚姻家庭体系事实上已经从内部开始崩溃。
《妻子们的思秋期》是1982年由共同通信社向加盟的各家报纸供稿连载的长篇报道《日本的幸福》第一部的原题。斋藤的报道在新闻行业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正在于他让“普通女性”的日常生活成为“事件”，呈现在大众面前。这一行动的意义，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首先，之所以称其为“事件”，是因为所谓“女人的事”的题材，居然登上了报纸的新闻版面。斋藤是当时社会部的记者，他与其他记者同事合作，策划了“日本企业‘强大的秘密’”这一选题，用他的话来说，这不是“经济部的记者为了经济版面写出的经济类文章，而是社会部记者为了社会版面写出的经济文章。”但以此为出发点，开始了“妻子们的思秋期”的报道，确实当初始料未及的事。斋藤自己也曾如此说过：
“随着采访的深入，最初的构想开始变形，经济文章的色彩逐渐减淡，‘日本企业群像’慢慢被推到远景的位置上……采访就是这么一回事，采访的越多，越会遇见未知的世界，不断被新鲜的东西所震撼，激发起兴趣，不断深入，等到察觉到时，竟已深入到始料未及的地方去了。”
在那之前，女性相关的报道都是在报纸的家庭版面出现。就像厨房被视为女性领地一样，家庭版也被认为是女性专属版面。男读者读报时，一般都会直接跳过。光是让“女人的事”从家庭版移到“社会版”发表，在当时就已经是划时代的大事了。
1984年9月24日的《朝日新闻》，用一个版面报道了“三分之一女性支持离婚，五年内上升了1.4倍”的新闻。评论人川胜传对此提出批评，认为用这么大篇幅对这样的题材进行报道是轻重不分，并由此质疑朝日的“眼光”。由此可见，当时社会普遍认为“女人、小孩”的日常生活是无足重轻的小事。要和这样根深蒂固的观念作战极为困难。斋藤也坦白，对于当时的自己来说，女性问题是一个大发现。
“……女性的生存状况和男性的生存状况紧密相连，也和企业以及社会整体状况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具有和国际政治事件相匹敌的重要性，这是我之前从未想到过的。过去我只是简单地把‘女性问题’当成女人们自己的问题来看待，过于轻视了。”
第二，以往女性在报纸的社会版面出现，往往是因为有了轰动性的大事件发生。而斋藤采访的女性，既不是名人，也不是犯罪者，都是一些看上去极为普通、甚至可以说是过着幸福生活的女人。而这样乍看平凡的女性生活内面，却充满着荒芜和闭塞感，斋藤正是抓住这一点进行报道。
以前说到“女性问题”，大家都会认为是指“女人引发的问题”，这是出于将女人视为麻烦制造者的社会成见——当女性成为“事件”当事人时，必然是指哪些“问题女性”，而非按部就班结婚生子、成为家庭妇女的普通女性。
为了让“普通女性”成为事件，就必须将“女性问题”转换到“女性学”的范畴下。“女性学”作品在日本图书市场出现的第一部作品，是1977年出版的原浩子、岩男寿美子合著的《女性学导论》。当时在学术界，以女性为研究对象的已经有了“女性问题研究”这一研究专业，因此有人对这一新概念的出现感到诧异。但是，正如“女性问题论”这个名称所示，其研究对象是“问题女性”，往往指风俗业从业者、单身母亲、职业女性等，在日本社会意义上脱离了“普通女性”生活常轨，被视为“问题”存在的女性。在这一意义上，“女性问题”其实是社会病理学的一个分支。走上结婚生子道路的家庭妇女，一般不会被当作女性问题研究的对象。
原浩子在《女性学导论》中，写到了需要推动对“家庭主妇”的研究。要将研究关注点从“问题女性”转向“普通女性”，也意味着必须将强迫女性“普通化”的社会作为研究对象。这里需要女性学研究的登场。受原浩子的启发，此后在女性学领域出现了目黑依子的《主妇布鲁斯》、天野正子的《第三期女性》等作品。我自己同样也受到原浩子的影响，于1982年出版了《主妇论争回顾》，也也沿着战后主妇问题研究的道路继续前进，正式成为了女性学研究者。由此，和斋藤茂男的工作在同一方向上合流。但他是凭借身为记者的直觉这样一己之力出发，找到这一着手点，也更加难得可贵。
事实上，将主妇列为研究对象，这本身就是一种全新的尝试。我在自己的书中，曾将主妇这一巨大又被隐蔽的群体称之为“黑暗的大陆”。作为“普通女性”的主妇不被视为问题，更遭到种种忽视。比如，进入家庭之后，主妇的各项数据就无法被统计到。职业女性的健康状况还可以通过公司每年的体检数据得知，而主妇们无论过劳多严重、换上各种病症，都无法进入统计数据。
第三重意义，是指“普通女性”的日常生活——夫妻、亲子关系等——也被作为事件的题材来报道。“女性”“日常”等发生在私人领域的事件，被暴露在公共关注之下。这也需要视角的转换。在新闻领域，传统上都是优先关注公共领域发生的事件，而相对轻视私人领域。斋藤在考察“日本企业”的过程中，无意中发现了其背后“女人们”的存在。事实上，多数情况下，也只有女性在公共领域引发事件的情况下，新闻关注点才会顺便转移国来。箕浦康子的作品《孩子们的异文化体验》中有一章提到了母亲的问题。大众传媒对归国子女的教育问题颇为关心，话题一度甚嚣尘上。作为教育学研究者的箕浦选择了在美日本人子女对异文化适应的课题。她同时也注意到了在孩子背后，作为驻外人员妻子们的孤立状况。这些驻外家庭把丈夫长时间劳动和不参与家事的日式夫妇模式搬到了海外，内部充满闭塞感。在孩子不适应异文化的问题之前，先有家长的异文化不适应。箕浦对此敲响了警钟。公司会照顾作为员工的丈夫，妻子们却无人问津。后来企业也开始考虑驻外人员家庭的异文化适应问题，但其出发点仍然是为了让丈夫没有后顾之忧。然而箕浦等人的研究表明，孩子们对异文化的适应度和家长的夫妻关系密切相关，海外生活发生的极端问题，只是放大了夫妻关系中原本就存在的问题点而已。
近年来社会史的研究，开始从公共领域的政治史、事件史批判，转向了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关心。历史仅仅由明确日期的事件拼凑起来是无法成立的，历史的变化在于基层无名者的风俗、习惯的缓慢、切实改变带来的变化。与此同时，我们通过对家庭史的研究可以发现，公私领域的分割是进入近代之后的产物。社会的公域原本就是建立在对私域强烈依存的基础上。斋藤的工作是对家庭史的新发现。这也是靠他一己之力做到的。
第四，斋藤将夫妻关系中的性作为一个问题提出，也是非常值得评价的事。在家庭研究中，性一直是个禁忌的话题。斋藤如此说道：
“要考察夫妻关系，不触碰到性话题是不可能的。比如妻子对丈夫的不满与排斥感，其情感基部是否有性方面的问题存在？性生活在夫妻二人的关系中占据怎样的位置，这些都是研究夫妻关系的重要因素所在。”
这些显而易见的要素，长期以来，研究者却鲜少触及。随着社会史中对私生活关注的加强，性领域的研究终于也成为了登上台面的课题。以前，“下半身领域”和“妇幼问题”一样，都被归为私人领域的琐事，不被轻视，也不会在研究中放在重要位置考量。为了让性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就应该了解性在男女关系中的核心地位，以及性关系是社会文化的产物这两点。选择严肃报纸的社会新闻版面，而不是八卦绯闻小报，来探讨性的话题，这本身就是一种颠覆。更为困难的是，记者如何能让被采访对象打开心扉谈论这样私密的话题，尤其考虑到斋藤是男性，而其他受访者是女性这一情况，更不得不佩服他为了做出这些深度采访而在背后做出的努力。
“普通的女性”的隐私在内的日常生活报道登上报纸社会版面一事，被视为“事件”，这也反映了日本社会巨大病理之所在。斋藤的工作具有重大意义。作为记者的斋藤凭借一己之力的“挖掘”，与同时代知识界的地壳变动，竟不期而然地同步合流。
让当事人说话
斋藤采用的采访方式，是贯彻“让当事人开口”这一方针。通常记者们所采用的是以自己语言来记录受访者的话的“春秋笔法”——这被错误地评价为“客观性”，但斋藤并没有采用这一方式。
“《日本的幸福》是以直接记录当事人亲身体验报告作为报道前提，而撰写完成的。”
这是“主观”的方法吗？当原本以为的“客观”现实被动摇，未曾见过的现实展露于眼前时，只有新的方法、新的语言才能准确捕捉到真相。而这种书写现实的语言，又存在于何处呢？只要走向新的现实即可。让现实自己发声说话即可。当事人亲自寻觅表达自身处境的现实话语之中，就存在着能够书写新的现实的语言。我们所需要的只是侧耳倾听而已。当“客观”的观察退居二线，真实性就开始显现。所谓的“客观性”，不过是记述往昔“现实”的老故事的代名词而已。
这一方法，也是在社会科学的范式转换期，用来探索新状况的征兆时使用的合理手段。范式转换，意味着对现实看法的变化。更深层上，意味着未知事物的出现。这种方法，也就是人类学家很熟悉的田野调查。人类学家面对未知的世界时，选择让当事者的语言直接发声。范式转换期的社会学，受到人类学方法的影响，发展出“民族志式的方法论”，绝非偶然。
这一方法的另一特点，在于彻底的个案调查。它和大样本数据调查不同。定量调查不过是一种对客观性的伪装，是一种在捏造的故事中封藏现实的手段。而定性调查，其选择的样本代表性也经常受到质疑。可能有人会说，斋藤所选择从“普通女性”的框架出发，最终发现的却是酒精成瘾、离婚等渐渐逸出常轨的案例。但是，哪里才可能找到标准图册上的“普通女性”呢？这种标准意义上的“普通女性”真的存在吗？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偏离“普通”的个性。反过来说，统计数据上的“平均”在现实中根本找不到标准对应物。斋藤聚焦于一个个单独案例并进行彻底调查，反而更成功地刻画出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像”。他捕捉到了个人史与时代史的接点，又展现出了时代变换期中潜藏的种种可能性。
在斋藤着手这一工作的时期，重新审视虚构与非虚构、客观性与主观性界限的新新闻主义也开始勃兴。斋藤既不像泽木耕太郎那样以“自我”来呈现，也不像山下胜利那样用虚构小说来曲线描写现实，而是采用了最困难、最耗费工夫的“正面强攻法“，彻底坚持再现“当事人的真实性”来重构现实的手法，由此创作出了非虚构协作的而一种新风格。
举一个困难的例子来说，《妻子们的思秋期》中描写的夫妻关系状况，涉及到两个当事人。必须分别倾听男女关系中双方当事人的话，纪实报道才不会落于单方偏见。女性学中研究性这一课题时，发现对于性生活这一最亲密的行为，男女之间的认识有天壤之别。从强奸案的加害方和受害方的认识差异上，就能最明显看到这一点。当夫妻间的性事接近于“婚内强奸”时，同床共枕的两个当事人所体验到的“现实”，可以说是截然不同的。不是说只有哪一方的话才是正确，而是在同一现实中——甚至可以说并不是在同一个“现实”中——当事人之间存在的鸿沟，无可辩驳地想我们展示出了“现实”的恐怖。彼此交错的现实，既找不到一致性，也无法达成和解的多元现实就在那里存在着。这正是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和奥斯卡·刘易斯的《桑切斯的孩子们》所采用的手法试图表现的东西。
女性和家庭的变化
斋藤茂男的报道捕捉到的，到底是时代怎样的变化呢？
斋藤的采访对象都是上班族的妻子，而且多是大企业的中高层，在外人看来是属于“成功者”阶层的妻子们。她们体验了结婚生子等所谓“女人的幸福”，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我们姑且回顾一下《妻子们的思秋期》中展示出的“富裕账单”出现之前的历史背景。
1960年代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是日本社会向工薪族社会转换的历史关键期。60年代初期，雇佣者的比例超过了自营业者和家庭从业者。直到1950年代为止，日本还是农业家庭人口接近四成的农业社会。男性的工薪阶层化，也意味着女性成为无业的上班族之妻。60年代之后，已婚女性的就业率持续下降。农民的儿子成为上班族，这是明治时代以来普遍认可的日本平民“出人头地”的标准途径。进入高速增长期之后，这一梦想得以实现，近八成的国民认为自己已经进入了“中产阶层”。
然而，高速增长期的“账单”，在60年代末，以多种对抗性的文化运动形式呈现。其中点燃女性问题的火苗，来自于1970年的妇女解放运动（Women’s Lib）。
日本女性发起的妇女解放运动曾遭到种种误解，其中尤以保守派的攻击为甚。一种典型的看法，认为这不过是受美国女性影响的外来运动而已。被称为“妇女解放运动之母”，后来成为全美最大的女性组织NOW的首任代表的Friedan Betty 的经典名作The Feminine Mystique首印于1963年。Friedan描写了住在郊外别墅的中产之妻在看似幸福的表象之下的苦闷。她将这些“普通女性”的苦恼称之为“未命名之问题”（unnamed problem）。日本妇女解放运动的主力是二十多岁的年轻女性，但在她们背后，还有更多年长的已婚女性的“无声”支援。
妇女解放运动所针对的最主要问题，是在“普通女性”的“普通幸福”这一名号下存在的“主妇生存状况”的病理，同时也将矛头指向了理直气壮将妻子们置于主妇之位的日本的丈夫们。60年代末时，Friedan所称的“未命名之问题”已经成为日本女性的普遍性问题，因此妇女解放运动于70年代在日本社会登场，也不足为奇。
当时妇女解放运动揭露的最极端案例，是主妇在闭塞苦闷中出现的“杀子”现象。媒体经常报道年轻母亲将婴儿丢在寄物柜中遗弃的事件，舆论纷纷谴责这些女性的“母性丧失”。当时妇女解放运动的代言人田中美津勇敢地站出来，对这一言论进行正面回击，宣称“我就是‘杀子妈妈’。”年轻的女性一个人肩负着育儿的重任，而埋首于工作的丈夫对此不闻不问——这就是结婚生子后女人们迎来的“女人的幸福”的真相。任何人在这一环境下，都有可能成为潜在的“杀子妈妈”。妇女解放运动指出，与其去谴责这些杀害子女的女人们，更应该追究把女人逼到“杀子”境地的社会现状。“杀子”的悲剧和“主妇的幸福”比邻而居。
斋藤茂男在1980年代报道《妻子们的思秋期》，是在“杀子妈妈”事件曝光后的十年、二十年之后。主妇闭塞的生活状况毫无改变，与丈夫的关系也日渐疏远，原本作为自己身份寄托的孩子们更是逐渐成长独立，眼前失去了目标，只剩下与丈夫冷漠荒凉的关系。这一现象被美国的家庭社会学家命名为“空巢综合症”，心理学上称之为“目标丧失综合症”或“主妇综合症”。最后一个命名极有意义，它指出了在社会中作为一个主妇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病态”。70年代末时，主妇之间曾有一个叫“厨房饮料”的用语流行，实际上指的就是酒精，表明了主妇酗酒现象的出现。此外还有抑郁、神经症等，以“更年期问题”一词无法概括的诸多问题出现。试想，平均年龄25岁左右结婚，生下二胎，35岁左右，第二个孩子已经到了上学的年龄，从平均生理年龄考量，女性是过早地进入了“老年”。虽然还活着，但在社会上已经被埋葬，而且是在如此年轻的年龄。“目标丧失综合症”所表现的，正是不愿虚度此生的女人们以身心痛苦做出的控诉。
70年代被称为“女性的时代”，更多女性进入了职场，在这一状况下思考“思秋期的妻子们”这一存在，让人感到很微妙。这些妻子仅仅是因为错过职场而沦为主妇的女性吗？当时曾有一个流行词，叫“翔女”，指的是我行我素的年轻女性。但事实上，经过了二十年，职业女性的数量增加可以说是微乎其微。“女性进入职场”的现象，不过是产业转换期出现的高科技、服务业中将女性作为用完即弃的廉价劳动力进行动员的临时结果而已。工作主妇刚出现时，无业的全职主妇会为自己的无能感到羞愧。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八十年代之后，那些出来工作的女性已经是一些“非工作不可的女性”了，而不工作的女性则是“没有工作必要的女性”。事态之严峻已经是一目了然。
在“女性进入职场”的时代，即使没有育儿之累也依然选择留在家中的妻子们，都是生活条件较为优越的女性。斋藤选择了大企业上班族的妻子作为采访对象，从中挖掘出了支撑了日本的富裕同时也从中得惠的主力劳动者们身上根深蒂固的病理。那就是注重虚荣和体面的物质主义、认为钱能解决一切的拜金主义、以消费来填补欲壑的消费主义，以及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被掏空的家庭状况。这一笔账单不光是由女性来偿还，还波及到家庭中最弱小的存在——孩子们。诸如暴力少年、拒绝上学的孩子们在这一时期开始出现，也是不足为奇了。青春期的延长，与父母拥有同等价值观的年轻人被称为“新人类”，他们最终也被消费社会的大潮所吞没。精神科医生大平健在《富裕的精神病理》一书中描绘的“品牌迷恋症”患者，正是如此诞生的。再到无法与活生生的他人建立人际关系的M君（1988年幼女连续诱拐杀人事件的嫌疑人宫崎勤的略称，后来成为御宅族青年的代名词）也只有一步之遥了。斋藤也是不知疲倦地一直追踪这一时代的新病症，并写成报道，具体可见其90年代出版的《饱食穷民》一书。
读斋藤茂男的《妻子们的思秋期》时，有一点让我感到比较介意。当时，“主妇综合症”刚刚被发现，其发作严重时甚至会导致家庭破裂，作为一个病理性现象受到社会的关注，“思秋期”一词也成为流行语，这些都反应了这一现象的普遍性。当时推测今后处于“思秋期”的妻子们会渐渐增加。但事实情况并非如此。
我在感叹《妻子们的思秋期》一书带来的冲击力和强烈真实感的同时，也直观地感到这一现象很可能只是暂时性的。这一感受是有根据的。1983年时已婚女性的受雇佣比率已经超过50%，全职主妇成为了少数。80年代末，双方都有工作的家庭比率超过了六成。如前文所说，全职主妇是无需工作的阶层的特权，而能够让妻子做全职主妇的经济阶层的男性也在不断减少，因此作为社会群体的全职主妇，从长期来看是有逐渐缩小的趋势。
不仅如此，思秋期作为过渡期现象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斋藤采访的妻子们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期结婚，受访时约40到50岁的女性，也是和丈夫们一起支撑着“不断追赶，不断超越“的经济发展的一代人。我感到，她们作为女性的同时，也是这一时代典型的日本人。她们与长期间工作、灭私奉公的丈夫们拥有相似的认真和迂直，拥有共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换而言之，她们是一代过于认真的人，认真到一旦丧失目标就会产生自毁倾向。
然而，至少在我看来，在她们之后出现的新一代女性，不再具有她们那样的认真和迂直。女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没有多大变化，尤其让人意外的是，尽管社会对单身妈妈育儿的支持力度没有多大提升，但媒体已经不再报道杀子事件，相反，出现在新闻中的是抛弃孩子的母亲。对于这些母亲，社会的反应比预想得更为宽容。电视演艺明星即使结婚生子后也依然能做偶像，就像松田圣子这样的女性所证明的那样，“结婚也好生子也好，都不会改变我是女人的身份。”可以说，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比起育儿更看重自我的“任性妈妈”的时代。
女性所处的环境没有多大改善，原有的现象却消失了，唯一的解释就是女性本身改变了。在我们看来，出现了大量熟知游戏人生之道、没有上一辈日本人对玩乐的罪恶感、也善于宣泄不满的女性。而且消费社会也提供了大量让其宣泄不满的机会。
80年代后期，“不伦”（婚外恋）成为流行语。从“私通”到“不伦”变化的同时，婚外恋也由已婚男性和未婚女性的固定组合，转变到有已婚女性的加入。《WIFE》杂志的调查显示，已婚女性的出轨比例高达六人中就有一个，她们不仅对此没有罪恶感，即使被察觉，多半也不会发展到离婚的地步。甚至有大岛清这样的性学专家宣称：“婚外性关系是夫妇美满的秘诀。”离婚率没有明显上升，婚姻和家庭却从内部开始被逐渐掏空，形同虚设。这也是那些原本过于认真想要维持家庭的女人们的变化所致。
思秋期的妻子们是时代和代际更替的转换期的产物。时代没有朝着向大量生产思秋期女性的方向发展。
对男性优先的企业中心社会的批判
斋藤当初报道的意图，是以女性为素材，挖掘出其背后巨大的男性优先的企业社会的病理。通过少数者的观点揭发出多数者的问题，或者说通过激烈的病理来呈现出所谓“正常”标准的扭曲——在这之后他也一直延续这一报道方式。思秋期的妻子们，其实是在时代的转换期不能很好跨越，无法自我欺骗而引发适应困难症状的一群人。
另一方面，作为研究宏观趋势的社会学家，我也看到了时代的另一面。同样生存在时代的转换期，却既没有患上酒精依存症，也没有将自己逼迫到绝境，只是日复一日正常营生的多数派适应者，他们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他们会如何看待这些女性的问题，会认为是斋藤过度放大了少数者的极端情况吗？然而，又有什么样的方法能够挖掘出这些日常适应者中潜在的颓废和异常呢？这又是怎样的病态？斋藤的工作，也为我们留下了新的课题。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