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們的思秋期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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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我和我丈夫，就像坐了兩個不同的升降電梯，他一直向上，而我一直向下，就這樣錯開了……」
看似光鮮的幸福家庭背後，卻是無盡的寂寞和空虛。這些日本都市中產階級家庭的平凡主婦，她們將全身心奉獻給家庭，讓作為「企業戰士」的丈夫沒有後顧之憂，全速奔跑，支撐起了日本經濟的飛速發展，卻沒有人看到她們的痛苦，這痛苦裡有無盡的等待、無助的寂寞，還有無能為力的忍受。不想在臨終時為「我這一輩子都在幹嗎？」而懊惱，試圖活出自己的妻子們，她們的「革命」是否能成功呢？
本書是著名記者齋藤茂男的代表作，被認為是描寫日本泡沫經濟時代社會問題的經典之作。出版後躍居當年暢銷書第一名，並長期居於暢銷書榜首，後被岩波評為"了解現代的100冊非虛構作品"之一。
作者簡介
齋藤茂男（1928- 1999），日本著名記者。東京出生，畢業於慶應大學經濟學部。1952年進入共同通信社，歷任社會部記者、次長、編委，1988年退休。1958年獲第一屆日本記者會議（JCJ）獎。1974年因系列報道"啊，繁榮"再次獲JCJ獎。1983年，因長年的新聞報道活動和作為新聞記者的高聲望，獲得日本記者俱樂部獎。1984年"日本的幸福"系列獲日本新聞協會獎。1993年岩波書店出版其12卷著作集。
齋藤1958年因「菅生事件」的報道一舉成名。他終身關心弱勢群體，敢於暴露社會黑暗面。齋藤認為，「對於我們生活的這個社會的現實，光用所謂冷靜客觀的觀察是無法準確捕捉的。記者必須越境進入弱者的狀況中，只有徹底站在弱者的立場和視角上來觀察世界，我們才能接近情況的本質。必須自覺'中立、公正、客觀'等常識的虛構性。」
有人曾用「生涯一記者」來形容齋藤茂男，認為他是全日本最符合新聞記者形象的人。他作為業界榜樣至今依然受到許多年輕記者的仰慕和懷念。
原文摘錄
「結婚，其實就是兩個人綁在一起生活，而這兩個人本來就有極強的主體性，即使各自獨立生活，也完全沒問題。兩個人在起後，共同經歷喜怒哀樂，難過的時候相互安慰，相互鼓勵，共享生活的樂趣，要比一個人的時候過得好。所以結婚的前提是，無男人還是女人，都是獨立的個體，'一 個人也能生存'。但實際上很多結合都是想依賴對方，想利用對方承受生活的負重，自己不用吃苦…」 如果結婚的基礎是自己先獨立，那就不能把幻想寄托在對方上，自己還佯裝不知。 長輩們的相處方式，讓我下決心以後不論多大年紀，都要與先生成為彼此最需要的人。但前提是自己要成為精神獨立的人，不能一味祈求先生給予自己幸福，我也要有能給到他的東西。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活得有趣，這樣對方也會覺得輕鬆一些。
書評
齋藤茂男的《妻子們的思秋期》和林郁的《家庭內離婚》兩本書名，都是標誌着80年代家庭和女性變化的，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新造詞彙。這兩個詞彙，以其無需說明的衝擊力，刻畫出了日本家庭實況——儘管離婚率和私生子出生率都沒有上升，但所謂安定的婚姻家庭體系事實上已經從內部開始崩潰。
《妻子們的思秋期》是1982年由共同通信社向加盟的各家報紙供稿連載的長篇報道《日本的幸福》第一部的原題。齋藤的報道在新聞行業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正在於他讓「普通女性」的日常生活成為「事件」，呈現在大眾面前。這一行動的意義，再怎麼強調都不為過。
首先，之所以稱其為「事件」，是因為所謂「女人的事」的題材，居然登上了報紙的新聞版面。齋藤是當時社會部的記者，他與其他記者同事合作，策劃了「日本企業『強大的秘密』」這一選題，用他的話來說，這不是「經濟部的記者為了經濟版面寫出的經濟類文章，而是社會部記者為了社會版面寫出的經濟文章。」但以此為出發點，開始了「妻子們的思秋期」的報道，確實當初始料未及的事。齋藤自己也曾如此說過：
「隨着採訪的深入，最初的構想開始變形，經濟文章的色彩逐漸減淡，『日本企業群像』慢慢被推到遠景的位置上……採訪就是這麼一回事，採訪的越多，越會遇見未知的世界，不斷被新鮮的東西所震撼，激發起興趣，不斷深入，等到察覺到時，竟已深入到始料未及的地方去了。」
在那之前，女性相關的報道都是在報紙的家庭版面出現。就像廚房被視為女性領地一樣，家庭版也被認為是女性專屬版面。男讀者讀報時，一般都會直接跳過。光是讓「女人的事」從家庭版移到「社會版」發表，在當時就已經是劃時代的大事了。
1984年9月24日的《朝日新聞》，用一個版面報道了「三分之一女性支持離婚，五年內上升了1.4倍」的新聞。評論人川勝傳對此提出批評，認為用這麼大篇幅對這樣的題材進行報道是輕重不分，並由此質疑朝日的「眼光」。由此可見，當時社會普遍認為「女人、小孩」的日常生活是無足重輕的小事。要和這樣根深蒂固的觀念作戰極為困難。齋藤也坦白，對於當時的自己來說，女性問題是一個大發現。
「……女性的生存狀況和男性的生存狀況緊密相連，也和企業以及社會整體狀況密切相關，甚至可以說具有和國際政治事件相匹敵的重要性，這是我之前從未想到過的。過去我只是簡單地把『女性問題』當成女人們自己的問題來看待，過於輕視了。」
第二，以往女性在報紙的社會版面出現，往往是因為有了轟動性的大事件發生。而齋藤採訪的女性，既不是名人，也不是犯罪者，都是一些看上去極為普通、甚至可以說是過着幸福生活的女人。而這樣乍看平凡的女性生活內面，卻充滿着荒蕪和閉塞感，齋藤正是抓住這一點進行報道。
以前說到「女性問題」，大家都會認為是指「女人引發的問題」，這是出於將女人視為麻煩製造者的社會成見——當女性成為「事件」當事人時，必然是指哪些「問題女性」，而非按部就班結婚生子、成為家庭婦女的普通女性。
為了讓「普通女性」成為事件，就必須將「女性問題」轉換到「女性學」的範疇下。「女性學」作品在日本圖書市場出現的第一部作品，是1977年出版的原浩子、岩男壽美子合著的《女性學導論》。當時在學術界，以女性為研究對象的已經有了「女性問題研究」這一研究專業，因此有人對這一新概念的出現感到詫異。但是，正如「女性問題論」這個名稱所示，其研究對象是「問題女性」，往往指風俗業從業者、單身母親、職業女性等，在日本社會意義上脫離了「普通女性」生活常軌，被視為「問題」存在的女性。在這一意義上，「女性問題」其實是社會病理學的一個分支。走上結婚生子道路的家庭婦女，一般不會被當作女性問題研究的對象。
原浩子在《女性學導論》中，寫到了需要推動對「家庭主婦」的研究。要將研究關注點從「問題女性」轉向「普通女性」，也意味着必須將強迫女性「普通化」的社會作為研究對象。這裡需要女性學研究的登場。受原浩子的啟發，此後在女性學領域出現了目黑依子的《主婦布魯斯》、天野正子的《第三期女性》等作品。我自己同樣也受到原浩子的影響，於1982年出版了《主婦論爭回顧》，也也沿着戰後主婦問題研究的道路繼續前進，正式成為了女性學研究者。由此，和齋藤茂男的工作在同一方向上合流。但他是憑藉身為記者的直覺這樣一己之力出發，找到這一着手點，也更加難得可貴。
事實上，將主婦列為研究對象，這本身就是一種全新的嘗試。我在自己的書中，曾將主婦這一巨大又被隱蔽的群體稱之為「黑暗的大陸」。作為「普通女性」的主婦不被視為問題，更遭到種種忽視。比如，進入家庭之後，主婦的各項數據就無法被統計到。職業女性的健康狀況還可以通過公司每年的體檢數據得知，而主婦們無論過勞多嚴重、換上各種病症，都無法進入統計數據。
第三重意義，是指「普通女性」的日常生活——夫妻、親子關係等——也被作為事件的題材來報道。「女性」「日常」等發生在私人領域的事件，被暴露在公共關注之下。這也需要視角的轉換。在新聞領域，傳統上都是優先關注公共領域發生的事件，而相對輕視私人領域。齋藤在考察「日本企業」的過程中，無意中發現了其背後「女人們」的存在。事實上，多數情況下，也只有女性在公共領域引發事件的情況下，新聞關注點才會順便轉移國來。箕浦康子的作品《孩子們的異文化體驗》中有一章提到了母親的問題。大眾傳媒對歸國子女的教育問題頗為關心，話題一度甚囂塵上。作為教育學研究者的箕浦選擇了在美日本人子女對異文化適應的課題。她同時也注意到了在孩子背後，作為駐外人員妻子們的孤立狀況。這些駐外家庭把丈夫長時間勞動和不參與家事的日式夫婦模式搬到了海外，內部充滿閉塞感。在孩子不適應異文化的問題之前，先有家長的異文化不適應。箕浦對此敲響了警鐘。公司會照顧作為員工的丈夫，妻子們卻無人問津。後來企業也開始考慮駐外人員家庭的異文化適應問題，但其出發點仍然是為了讓丈夫沒有後顧之憂。然而箕浦等人的研究表明，孩子們對異文化的適應度和家長的夫妻關係密切相關，海外生活發生的極端問題，只是放大了夫妻關係中原本就存在的問題點而已。
近年來社會史的研究，開始從公共領域的政治史、事件史批判，轉向了對「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關心。歷史僅僅由明確日期的事件拼湊起來是無法成立的，歷史的變化在於基層無名者的風俗、習慣的緩慢、切實改變帶來的變化。與此同時，我們通過對家庭史的研究可以發現，公私領域的分割是進入近代之後的產物。社會的公域原本就是建立在對私域強烈依存的基礎上。齋藤的工作是對家庭史的新發現。這也是靠他一己之力做到的。
第四，齋藤將夫妻關係中的性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也是非常值得評價的事。在家庭研究中，性一直是個禁忌的話題。齋藤如此說道：
「要考察夫妻關係，不觸碰到性話題是不可能的。比如妻子對丈夫的不滿與排斥感，其情感基部是否有性方面的問題存在？性生活在夫妻二人的關係中占據怎樣的位置，這些都是研究夫妻關係的重要因素所在。」
這些顯而易見的要素，長期以來，研究者卻鮮少觸及。隨着社會史中對私生活關注的加強，性領域的研究終於也成為了登上檯面的課題。以前，「下半身領域」和「婦幼問題」一樣，都被歸為私人領域的瑣事，不被輕視，也不會在研究中放在重要位置考量。為了讓性成為重要的研究對象，就應該了解性在男女關係中的核心地位，以及性關係是社會文化的產物這兩點。選擇嚴肅報紙的社會新聞版面，而不是八卦緋聞小報，來探討性的話題，這本身就是一種顛覆。更為困難的是，記者如何能讓被採訪對象打開心扉談論這樣私密的話題，尤其考慮到齋藤是男性，而其他受訪者是女性這一情況，更不得不佩服他為了做出這些深度採訪而在背後做出的努力。
「普通的女性」的隱私在內的日常生活報道登上報紙社會版面一事，被視為「事件」，這也反映了日本社會巨大病理之所在。齋藤的工作具有重大意義。作為記者的齋藤憑藉一己之力的「挖掘」，與同時代知識界的地殼變動，竟不期而然地同步合流。
讓當事人說話
齋藤採用的採訪方式，是貫徹「讓當事人開口」這一方針。通常記者們所採用的是以自己語言來記錄受訪者的話的「春秋筆法」——這被錯誤地評價為「客觀性」，但齋藤並沒有採用這一方式。
「《日本的幸福》是以直接記錄當事人親身體驗報告作為報道前提，而撰寫完成的。」
這是「主觀」的方法嗎？當原本以為的「客觀」現實被動搖，未曾見過的現實展露於眼前時，只有新的方法、新的語言才能準確捕捉到真相。而這種書寫現實的語言，又存在於何處呢？只要走向新的現實即可。讓現實自己發聲說話即可。當事人親自尋覓表達自身處境的現實話語之中，就存在着能夠書寫新的現實的語言。我們所需要的只是側耳傾聽而已。當「客觀」的觀察退居二線，真實性就開始顯現。所謂的「客觀性」，不過是記述往昔「現實」的老故事的代名詞而已。
這一方法，也是在社會科學的範式轉換期，用來探索新狀況的徵兆時使用的合理手段。範式轉換，意味着對現實看法的變化。更深層上，意味着未知事物的出現。這種方法，也就是人類學家很熟悉的田野調查。人類學家面對未知的世界時，選擇讓當事者的語言直接發聲。範式轉換期的社會學，受到人類學方法的影響，發展出「民族志式的方法論」，絕非偶然。
這一方法的另一特點，在於徹底的個案調查。它和大樣本數據調查不同。定量調查不過是一種對客觀性的偽裝，是一種在捏造的故事中封藏現實的手段。而定性調查，其選擇的樣本代表性也經常受到質疑。可能有人會說，齋藤所選擇從「普通女性」的框架出發，最終發現的卻是酒精成癮、離婚等漸漸逸出常軌的案例。但是，哪裡才可能找到標準圖冊上的「普通女性」呢？這種標準意義上的「普通女性」真的存在嗎？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偏離「普通」的個性。反過來說，統計數據上的「平均」在現實中根本找不到標準對應物。齋藤聚焦於一個個單獨案例並進行徹底調查，反而更成功地刻畫出具有普遍性的「社會像」。他捕捉到了個人史與時代史的接點，又展現出了時代變換期中潛藏的種種可能性。
在齋藤着手這一工作的時期，重新審視虛構與非虛構、客觀性與主觀性界限的新新聞主義也開始勃興。齋藤既不像澤木耕太郎那樣以「自我」來呈現，也不像山下勝利那樣用虛構小說來曲線描寫現實，而是採用了最困難、最耗費工夫的「正面強攻法「，徹底堅持再現「當事人的真實性」來重構現實的手法，由此創作出了非虛構協作的而一種新風格。
舉一個困難的例子來說，《妻子們的思秋期》中描寫的夫妻關係狀況，涉及到兩個當事人。必須分別傾聽男女關係中雙方當事人的話，紀實報道才不會落於單方偏見。女性學中研究性這一課題時，發現對於性生活這一最親密的行為，男女之間的認識有天壤之別。從強姦案的加害方和受害方的認識差異上，就能最明顯看到這一點。當夫妻間的性事接近於「婚內強姦」時，同床共枕的兩個當事人所體驗到的「現實」，可以說是截然不同的。不是說只有哪一方的話才是正確，而是在同一現實中——甚至可以說並不是在同一個「現實」中——當事人之間存在的鴻溝，無可辯駁地想我們展示出了「現實」的恐怖。彼此交錯的現實，既找不到一致性，也無法達成和解的多元現實就在那裡存在着。這正是芥川龍之介的《羅生門》和奧斯卡·劉易斯的《桑切斯的孩子們》所採用的手法試圖表現的東西。
女性和家庭的變化
齋藤茂男的報道捕捉到的，到底是時代怎樣的變化呢？
齋藤的採訪對象都是上班族的妻子，而且多是大企業的中高層，在外人看來是屬於「成功者」階層的妻子們。她們體驗了結婚生子等所謂「女人的幸福」，過着衣食無憂的生活。我們姑且回顧一下《妻子們的思秋期》中展示出的「富裕賬單」出現之前的歷史背景。
1960年代的經濟高速增長期，是日本社會向工薪族社會轉換的歷史關鍵期。60年代初期，僱傭者的比例超過了自營業者和家庭從業者。直到1950年代為止，日本還是農業家庭人口接近四成的農業社會。男性的工薪階層化，也意味着女性成為無業的上班族之妻。60年代之後，已婚女性的就業率持續下降。農民的兒子成為上班族，這是明治時代以來普遍認可的日本平民「出人頭地」的標準途徑。進入高速增長期之後，這一夢想得以實現，近八成的國民認為自己已經進入了「中產階層」。
然而，高速增長期的「賬單」，在60年代末，以多種對抗性的文化運動形式呈現。其中點燃女性問題的火苗，來自於1970年的婦女解放運動（Women’s Lib）。
日本女性發起的婦女解放運動曾遭到種種誤解，其中尤以保守派的攻擊為甚。一種典型的看法，認為這不過是受美國女性影響的外來運動而已。被稱為「婦女解放運動之母」，後來成為全美最大的女性組織NOW的首任代表的Friedan Betty 的經典名作The Feminine Mystique首印於1963年。Friedan描寫了住在郊外別墅的中產之妻在看似幸福的表象之下的苦悶。她將這些「普通女性」的苦惱稱之為「未命名之問題」（unnamed problem）。日本婦女解放運動的主力是二十多歲的年輕女性，但在她們背後，還有更多年長的已婚女性的「無聲」支援。
婦女解放運動所針對的最主要問題，是在「普通女性」的「普通幸福」這一名號下存在的「主婦生存狀況」的病理，同時也將矛頭指向了理直氣壯將妻子們置於主婦之位的日本的丈夫們。60年代末時，Friedan所稱的「未命名之問題」已經成為日本女性的普遍性問題，因此婦女解放運動於70年代在日本社會登場，也不足為奇。
當時婦女解放運動揭露的最極端案例，是主婦在閉塞苦悶中出現的「殺子」現象。媒體經常報道年輕母親將嬰兒丟在寄物櫃中遺棄的事件，輿論紛紛譴責這些女性的「母性喪失」。當時婦女解放運動的代言人田中美津勇敢地站出來，對這一言論進行正面回擊，宣稱「我就是『殺子媽媽』。」年輕的女性一個人肩負着育兒的重任，而埋首於工作的丈夫對此不聞不問——這就是結婚生子後女人們迎來的「女人的幸福」的真相。任何人在這一環境下，都有可能成為潛在的「殺子媽媽」。婦女解放運動指出，與其去譴責這些殺害子女的女人們，更應該追究把女人逼到「殺子」境地的社會現狀。「殺子」的悲劇和「主婦的幸福」比鄰而居。
齋藤茂男在1980年代報道《妻子們的思秋期》，是在「殺子媽媽」事件曝光後的十年、二十年之後。主婦閉塞的生活狀況毫無改變，與丈夫的關係也日漸疏遠，原本作為自己身份寄託的孩子們更是逐漸成長獨立，眼前失去了目標，只剩下與丈夫冷漠荒涼的關係。這一現象被美國的家庭社會學家命名為「空巢綜合症」，心理學上稱之為「目標喪失綜合症」或「主婦綜合症」。最後一個命名極有意義，它指出了在社會中作為一個主婦存在，本身就是一種「病態」。70年代末時，主婦之間曾有一個叫「廚房飲料」的用語流行，實際上指的就是酒精，表明了主婦酗酒現象的出現。此外還有抑鬱、神經症等，以「更年期問題」一詞無法概括的諸多問題出現。試想，平均年齡25歲左右結婚，生下二胎，35歲左右，第二個孩子已經到了上學的年齡，從平均生理年齡考量，女性是過早地進入了「老年」。雖然還活着，但在社會上已經被埋葬，而且是在如此年輕的年齡。「目標喪失綜合症」所表現的，正是不願虛度此生的女人們以身心痛苦做出的控訴。
70年代被稱為「女性的時代」，更多女性進入了職場，在這一狀況下思考「思秋期的妻子們」這一存在，讓人感到很微妙。這些妻子僅僅是因為錯過職場而淪為主婦的女性嗎？當時曾有一個流行詞，叫「翔女」，指的是我行我素的年輕女性。但事實上，經過了二十年，職業女性的數量增加可以說是微乎其微。「女性進入職場」的現象，不過是產業轉換期出現的高科技、服務業中將女性作為用完即棄的廉價勞動力進行動員的臨時結果而已。工作主婦剛出現時，無業的全職主婦會為自己的無能感到羞愧。然而隨着時間的推移，進入八十年代之後，那些出來工作的女性已經是一些「非工作不可的女性」了，而不工作的女性則是「沒有工作必要的女性」。事態之嚴峻已經是一目了然。
在「女性進入職場」的時代，即使沒有育兒之累也依然選擇留在家中的妻子們，都是生活條件較為優越的女性。齋藤選擇了大企業上班族的妻子作為採訪對象，從中挖掘出了支撐了日本的富裕同時也從中得惠的主力勞動者們身上根深蒂固的病理。那就是注重虛榮和體面的物質主義、認為錢能解決一切的拜金主義、以消費來填補欲壑的消費主義，以及在這一過程中逐漸被掏空的家庭狀況。這一筆賬單不光是由女性來償還，還波及到家庭中最弱小的存在——孩子們。諸如暴力少年、拒絕上學的孩子們在這一時期開始出現，也是不足為奇了。青春期的延長，與父母擁有同等價值觀的年輕人被稱為「新人類」，他們最終也被消費社會的大潮所吞沒。精神科醫生大平健在《富裕的精神病理》一書中描繪的「品牌迷戀症」患者，正是如此誕生的。再到無法與活生生的他人建立人際關係的M君（1988年幼女連續誘拐殺人事件的嫌疑人宮崎勤的略稱，後來成為御宅族青年的代名詞）也只有一步之遙了。齋藤也是不知疲倦地一直追蹤這一時代的新病症，並寫成報道，具體可見其90年代出版的《飽食窮民》一書。
讀齋藤茂男的《妻子們的思秋期》時，有一點讓我感到比較介意。當時，「主婦綜合症」剛剛被發現，其發作嚴重時甚至會導致家庭破裂，作為一個病理性現象受到社會的關注，「思秋期」一詞也成為流行語，這些都反應了這一現象的普遍性。當時推測今後處於「思秋期」的妻子們會漸漸增加。但事實情況並非如此。
我在感嘆《妻子們的思秋期》一書帶來的衝擊力和強烈真實感的同時，也直觀地感到這一現象很可能只是暫時性的。這一感受是有根據的。1983年時已婚女性的受僱傭比率已經超過50%，全職主婦成為了少數。80年代末，雙方都有工作的家庭比率超過了六成。如前文所說，全職主婦是無需工作的階層的特權，而能夠讓妻子做全職主婦的經濟階層的男性也在不斷減少，因此作為社會群體的全職主婦，從長期來看是有逐漸縮小的趨勢。
不僅如此，思秋期作為過渡期現象還有另外一個原因。齋藤採訪的妻子們是在經濟高速增長期結婚，受訪時約40到50歲的女性，也是和丈夫們一起支撐着「不斷追趕，不斷超越「的經濟發展的一代人。我感到，她們作為女性的同時，也是這一時代典型的日本人。她們與長期間工作、滅私奉公的丈夫們擁有相似的認真和迂直，擁有共同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換而言之，她們是一代過於認真的人，認真到一旦喪失目標就會產生自毀傾向。
然而，至少在我看來，在她們之後出現的新一代女性，不再具有她們那樣的認真和迂直。女人所處的社會環境沒有多大變化，尤其讓人意外的是，儘管社會對單身媽媽育兒的支持力度沒有多大提升，但媒體已經不再報道殺子事件，相反，出現在新聞中的是拋棄孩子的母親。對於這些母親，社會的反應比預想得更為寬容。電視演藝明星即使結婚生子後也依然能做偶像，就像松田聖子這樣的女性所證明的那樣，「結婚也好生子也好，都不會改變我是女人的身份。」可以說，已經進入到了一個比起育兒更看重自我的「任性媽媽」的時代。
女性所處的環境沒有多大改善，原有的現象卻消失了，唯一的解釋就是女性本身改變了。在我們看來，出現了大量熟知遊戲人生之道、沒有上一輩日本人對玩樂的罪惡感、也善於宣洩不滿的女性。而且消費社會也提供了大量讓其宣洩不滿的機會。
80年代後期，「不倫」（婚外戀）成為流行語。從「私通」到「不倫」變化的同時，婚外戀也由已婚男性和未婚女性的固定組合，轉變到有已婚女性的加入。《WIFE》雜誌的調查顯示，已婚女性的出軌比例高達六人中就有一個，她們不僅對此沒有罪惡感，即使被察覺，多半也不會發展到離婚的地步。甚至有大島清這樣的性學專家宣稱：「婚外性關係是夫婦美滿的秘訣。」離婚率沒有明顯上升，婚姻和家庭卻從內部開始被逐漸掏空，形同虛設。這也是那些原本過於認真想要維持家庭的女人們的變化所致。
思秋期的妻子們是時代和代際更替的轉換期的產物。時代沒有朝着向大量生產思秋期女性的方向發展。
對男性優先的企業中心社會的批判
齋藤當初報道的意圖，是以女性為素材，挖掘出其背後巨大的男性優先的企業社會的病理。通過少數者的觀點揭發出多數者的問題，或者說通過激烈的病理來呈現出所謂「正常」標準的扭曲——在這之後他也一直延續這一報道方式。思秋期的妻子們，其實是在時代的轉換期不能很好跨越，無法自我欺騙而引發適應困難症狀的一群人。
另一方面，作為研究宏觀趨勢的社會學家，我也看到了時代的另一面。同樣生存在時代的轉換期，卻既沒有患上酒精依存症，也沒有將自己逼迫到絕境，只是日復一日正常營生的多數派適應者，他們又是怎麼一回事呢？他們會如何看待這些女性的問題，會認為是齋藤過度放大了少數者的極端情況嗎？然而，又有什麼樣的方法能夠挖掘出這些日常適應者中潛在的頹廢和異常呢？這又是怎樣的病態？齋藤的工作，也為我們留下了新的課題。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