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啟主選單

求真百科

姜宸英(1628年-1699年),西溟淇園,又號韋間書法家、史學家。浙江慈谿縣(今慈谿市)人。

姜宸英
姜宸英

清代學者象傳》第一集之姜宸英像


大清翰林院編修
籍貫 浙江慈谿縣
族裔 漢族
出生 崇禎元年(1628年)
浙江慈谿縣
逝世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
京師
出身
  • 康熙三十六年丁丑科進士及第

目錄

生平

初以布衣薦修明史,曾撰《張使君提調陝西鄉試闈政記》。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七十歲始舉進士,康熙帝親置於一甲第三名(探花[1],授翰林院編修。

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任順天鄉試副考官。是科發榜後,物議沸騰,當時落第士子戲稱:「老姜全無辣氣,小李大有甜頭。」因科場案牽連,十一月丁酉(初三日),被江南道御史鹿祐彈劾,姜宸英與李蟠入獄,宸英飲藥自盡,死於獄中。死前自擬輓聯:「這回算吃虧受罪,只因入了孔氏牢門,坐冷板凳,作老猢猻,只說是限期弗滿,竟挨到頭童齒豁,兩袖俱空,書呆子何足算也;此去卻喜地歡天,必須假得孟婆村道,賞劍樹花,觀刀山瀑,方可稱眼界別開,和這些酒鬼詩魔,一堂常聚,南面王以加之耳。」

不久康熙帝得知浙江寧波考生姚觀確有文才,下旨釋放姜宸英,追回被充軍的李蟠。康熙得知宸英已於獄中自盡,痛惜咨嗟不已,「舉朝知其無罪,莫不嘆息」[2]

書法、學術

[3]

有文名,與朱彝尊嚴繩孫合稱「江南三布衣」。擅書法,尤精楷書,宗米芾董其昌,書法以摹古為本,融合各家之長。與笪重光汪士鋐何焯並稱為康熙四大家。曾參與修纂《明史》,史稱為文「宏博雅健,但敘事稍差」。康熙二十八年,徐乾學被彈劾告假歸田,奉命即家纂修《大清一統志》,姜宸英與黃虞稷偕行,後設局於洞庭東山。

評論

  • 「西溟少時學米(芾)、董(其昌)書有名,至戊辰後,方用第四指學晉人書,丁丑後方用大指,專工小楷,是時年已七十矣。使其少時即知筆法,力學至老,豈非豐勞功後一人哉?」——楊賓 《大瓢偶筆》
  • 「韋間先生每臨帖多佳,能以自家性情,合古人神理,不似而似,所以妙也。」——《頻羅庵論書》
  • 馮宗儀之於姜宸英,可謂鄉邦好友;王猷定之於姜宸英,可謂前賢師長;計東、董以寧、魏禧之於姜宸英,可謂同輩友朋。他們在情感上志同道合,在古文上亦能研究探討,這對於姜宸英的古文創作與傳播均具有重要意義。首先,深化了其古文創作的觀念、提升了其古文創作的能力。如他與馮宗儀共學古文時「每晨坐談論,至忘寢食」,與計東、董以寧等人「相與晨夕論文」,又與計東「信使反覆,再四不倦」,如此頻繁的互動、探究,對深化其古文觀念、提升其古文能力至關重要。其次,擴大了其文壇的聲名、提高了其文壇的地位。姜宸英所交,絕大多數都是清初著名的古文家,他們對姜宸英的肯定、讚揚,尤其是魏禧對姜宸英文壇地位的論定、古文風格的揭示,對其古文的傳播及聲名的提升均起着關鍵作用。丹納在《藝術哲學》中說:「藝術家本身,連同他所產生的全部作品,也不是孤立的。有一個包括藝術家在內的總體,比藝術家更廣大,就是他隸屬的同時同地的藝術宗派或藝術家家族。」

人物軼事

姜宸英與馮宗儀王猷定

姜宸英早年居住家鄉慈谿時,有一批鄉邦友人致力於古詩文創作,並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慈谿縣誌》記載:「宸英同時劉純熙、馮愷愈、馮宗儀、馮遜庸、姚紀、秦埰、秦勛、羅叔初、錢虎左亦工詩文,皆有名於時。」以姚紀為例,他「少學為詩,多可喜,已復學為古文,以古人自期,不造其域不止。姚江黃宗羲謂為近時一作者」,可見其古文創作成就之高。不過,這些人中,對姜宸英古文影響最大的則是馮宗儀。

馮宗儀(?—1690),字元恭,號魯庵,浙江慈谿人。慈谿馮氏是當地望族之一,明末其家族曾出現馮元颺、馮元彪兩位抗清志士,史稱「二馮」。馮宗儀的父親馮文偉,明崇禎丁丑(1637)進士,官至揚州知府,「以文章為名太守」。馮宗儀幼承家學,勤於讀書,精研經傳,著有《春秋三傳謹案》《三禮謹案》《律呂謹案》,「文集、詩集各如干卷」。

姜宸英與馮宗儀很早就開始研習古文。姜宸英自述道:「初予與君交時才弱冠,居相鄰也。始用詩詞相唱酬,已應諸生舉,去為時文,俱不得意,則學為古文。每晨坐談論,至忘寢食,巷中兒爭笑以為痴。」可見二人日常交往之密切及研習古文之刻苦。今姜宸英集中尚有《和馮元恭九日詩,同劉子仲佳、馮子孟勉》一詩。詩中有句云:「行藥尚艱細石路,看花重到去年秋。」行藥,即因病服藥之後,漫步以散發藥性。「行藥」「看花」,鮮明地表現出二人的閒情雅致。馮宗儀在古文方面有着較高造詣,姜宸英曾評曰:「三四十年間,元恭之文日與道偕進,而予為文至老不能自名其家。」此語雖有謙虛成分,但亦可見馮宗儀古文成就之不同尋常。

馮宗儀去世前數日,命其子曰:「下窆宜有銘,以請於執友姜君,吾平生其所知也。」正是因為二人為知心好友,感情深厚,馮宗儀才把撰寫墓志銘之事委託給姜宸英。馮宗儀故去,姜宸英非常悲痛:「自君沒而予之道益孤,講求亦日益廢,其將終其身以訖於無所成也?故於志君之事有餘痛焉。」這種感受,不只是朋友去世而激起的悲傷難過,更是痛失知音而引發的無可奈何。

馮宗儀與姜宸英相交甚密,二人在學術取向與古文觀念方面頗有相通之處。馮宗儀精於禮學,曾著有《三禮謹案》;姜宸英「《札記》二卷,皆證經史之語,雖小有疏舛,而考論禮制,精覈者居多」,可見二人在禮學上均有很高造詣。馮宗儀「為文本之六經以為根底,旁通《史》《漢》、八家以佐其波瀾,含蓄蘊藉,得歐、王二家之神」,這與姜宸英所秉持的「以道為本,文道一體」「重視自得」「標舉法度」的古文理論也差相一致。

在姜宸英的師長中,王猷定不能不提。王猷定(1599—1662),字於一,號軫石,江西南昌人。祖父王希烈,嘉靖己丑(1565)進士,曾任禮部侍郎。父親王時熙,萬曆辛丑(1601)進士,曾任崑山縣令、侍御史、太僕寺少卿。王猷定對八股文不感興趣,科場困頓,終其一生只取得一個拔貢。他曾短暫地在史可法幕中作記室參軍,明亡不仕。他「好讀書為詩,尤工古文辭,偶有所得,激郁纏綿,瀏漓渾脫,取抒己意而止」。著有《四照堂集》十六卷,其中文集十二卷、詩集四卷。

姜宸英與計東董以寧

康熙元年(1662),姜宸英因生活所迫,「不得已而游」。當然,在此之前,他也偶有出遊,但仍以里居家鄉慈谿為主。他離開慈谿,漫遊揚康熙元年(1662),姜宸英因生活所迫,「不得已而游」。當然,在此之前,他也偶有出遊,但仍以里居家鄉慈谿為主。他離開慈谿,漫遊揚州、無錫、蘇州、金陵等江南地區,一直到康熙十二年(1673)赴京。在這十餘年裡,他結識了陳維崧、吳偉業、嚴繩孫、秦松齡、湯斌、周亮工等當時著名的文人和學者,這其中要論對姜宸英古文影響之大者,無疑以計東、董以寧為最。

計東(1625—1676),字甫草,號改亭,江蘇吳江人。崇禎十二年(1639)補諸生,文名日起。「少負經世才,自比馬周、王猛」。明末著《籌南五論》,上書史可法,陳說南都攻守策略。易代之後,迫於生存壓力,選擇參加清朝科舉考試。順治十二年(1655)貢入太學,順治十四年(1657)舉順天鄉試,名動長安。順治十八年(1661)江南「奏銷案」發,受到牽連,被革去舉人資格,從此絕意仕進,漂泊南北。著有《改亭詩集》六卷、《改亭文集》十六卷。

姜宸英與計東的詩文集中,涉及二人交往的資料不多,故無法考定二人結交的具體時間,但可藉助相關材料作大致推測。董以寧《贈姜西銘為兩尊人壽序》有云:「姜子西銘客游無錫,主於秦子留仙之家,余與黃子庭表、計子甫草、陳子賡明皆至,相與晨夕論文,甚樂也。」秦留仙,即秦松齡(1637—1714),字漢石,又字次椒,號留仙,又號對岩,晚號蒼峴山人,江蘇無錫人。秦松齡有園在惠山腳下,即寄暢園,暇時邀集友人唱和其中。姜宸英何年客居無錫?此問題關涉他與計東結識時間,故略述之。姜宸英《葦間詩集》卷二先後有《初秋雨後,同嚴蓀友、秦對岩》《惠山中秋,同蓀友、樂天、對岩》二詩;秦松齡《蒼峴山人集》「碧山集」中有《中秋同西溟、蓀友、從叔樂天先生賦》一詩;嚴繩孫《秋水集》卷三有《秋夕山園同西溟、留仙》。從題目即可看出,此四詩應為同時同地所作。同時,秦松齡《蒼峴山人集》「碧山集」《中秋同西溟、蓀友、從叔樂天先生賦》詩之下隔一首,即《支泉》一詩;嚴繩孫《秋水集》卷三有《秋夕山園同西溟、留仙》,下一首即為《支泉同吳梅村、顧伊人作》;吳偉業《梅村家藏稿》卷十四有《秦留仙寄暢園三詠,同姜西溟、嚴蓀友、顧伊人作》,三詠其二為《惠州支泉》。可見,此三詩亦為同時同地所作。因秦松齡和嚴繩孫二詩在詩集中位置相距甚近,可推定這些詩均為同時同地之作。據馮其庸、葉君遠考證,吳偉業《秦留仙寄暢園三詠同姜西溟、嚴繩孫、顧伊人作》詩作於康熙七年(1668),可知姜宸英客居無錫時間即為此年秋。姜宸英詩云:「因君拂枕簟,一夢松風長。」為董以寧所記姜宸英「主於秦子留仙之家」一句作了生動的註腳。由上可知,姜宸英與計東結交之時間,最遲在康熙七年。有研究者據計東《壬子三月朔渡江行淮泗間口號》其十,推斷為「計東和西溟相識當在淮泗間的旅途中」,即康熙十一年(1672)三月,是不正確的。

自康熙七年無錫「相與晨夕論文」後,計東對姜宸英的欽佩之情與日俱增。康熙十年(1771)夏,計東多次給姜宸英寫信,最終用船迎至陸家澗,屬定其新稿。姜宸英祭計東詩有「迎舟風正好,望舍月初圓」句,句下自注云:「辛亥夏,君數遺書,以舟迎我至陸家澗,屬定其新稿。」姜宸英到達陸家澗後,「祗致登堂敬,歡為並榻眠。北堂分肉膳,鄰父乞魚錢。燭跋三更話,塵消一寸編。君如辭掎摭,誰定別媸妍?」無論是日常住宿飲食,還是徹夜談藝論文,都洋溢着輕鬆愉快的氛圍。當然,更為愉快的還應是二人一起切磋古文,探討文術。姜宸英回憶道:

前年在金閶,與計子甫草往還。甫草日為文成,必命仆檢定,信使反覆,再四不倦。仆感激其誠,亦時有異同,不復更存形跡。嘗作《友說》贈之,述所以欲相扶而同進於古人之意。今甫草稿中多載仆評論,足下與同在京師久,豈未之見耶?

「甫草日為文成,必命仆檢定」,可見計東對姜宸英的信任與欽佩;「信使反覆,再四不倦」,可見二人切磋古文之愉快。更為難得的是,計東所彰顯出來的氣度,令姜宸英非常欣賞:

故每一文成,則必俯以示仆。仆時有所指擿疵類,輒喜發於頰,即力稱善。無所短長,則必慍曰:「是得毋徇我乎?」夫文章小技,易為也。計子之於文可謂成矣,然猶不敢自是如此,惟恐不得聞其失是懼,況事固有大於此者,其肯以苟且從事乎?

姜宸英認為,二人這種相互規箴、聞過則喜的交情才是真正的「道義之交」,並特作《友說贈計子甫草》一文。這段交遊經歷給姜宸英留下了永遠溫暖的回憶。

康熙十二年,姜宸英抵達京城,與同在京城的計東見了一面,然後匆匆作別。姜宸英祭計東詩有「比來增落落,念我益拳拳」句,句下自注云:「余癸丑至京,僅一晤君,復於廣陵署得書,辭甚惋,至此遂音信杳如矣。」這次短暫的會面,給姜宸英帶來了深深的遺憾;到達廣陵後,又得計東書信一封,此後再也沒有見面,也沒有通信。

三年後,計東去世。姜宸英聞訊後非常悲痛:「淒其寒食路,啟殯及新阡。哭爾已多日,傷心憶舊緣。」「劍掛何方樹,琴收絕聽弦。嗚呼終已矣,變化此茫然。」此數句用俞伯牙與鍾子期的典故,充滿了知音逝去的悲嘆。

對於二人的友情,姜宸英曾有過這樣的定位:「計子甫草善為文,與仆交最善。」他們有着相似的際遇、相同的不遇之感,容易產生情感的共鳴。姜宸英很早就因生計之憂辭別家鄉,漂泊東南,計東亦復如此,自順治十八年江南「奏銷案」發被革去舉人資格後,便斷絕了仕進之路。沒有了仕進之路,計東的生活馬上陷入了貧困之中,面對家貧母老的窘境,只能南北奔波。正因如此,他們彼此深深理解,肝膽相照。當姜宸英「鬱郁有遲暮之嘆」時,計東勸慰道:「夫古人所為致嘆於遲莫者,以未能有所樹立也。而所為樹立者,以在我之德與藝,不在遇不遇也。苟在我者,可自信而自立,我將與天地為終始,何遲莫之有?且知希則貴,古人言之矣,使天下而盡真知姜子,是天下盡能文之人也。姜子方以己之所獨能,待知己於天下後世之一二人,而又何利於天下之盡能文而盡知姜子者乎?」當讀到姜宸英的《口岸早發看桃花二首》時,計東有詩讚道:「姜子西溟,宸英也桃花篇,真成絕妙辭。此曲聲最悲,賞音惟我知。」對姜宸英詩歌作出了高度評價,「賞音惟我知」,自詡為姜宸英的知音。

二人不僅在感情上志同道合,而且在古文創作方面也堪稱「知音」。他們都擅長古文,又有着籍籍文名,自然惺惺相惜。二人對古文都有着濃厚的興趣,用功甚深。姜宸英早年居住慈谿時,曾與馮宗儀共同學習古文,孜孜不倦。計東《竹林集自序》說:「予被廢之明年,又喪我長子准,自念既窮於世,獨有太史公所云垂空文以自見耳,故癸卯、甲辰後,始肆力於古文辭。」癸卯、甲辰,即康熙二、三年(1663、1664)。可見,二人很早即專注於古文寫作,且均取得了突出成就。計東對姜宸英古文非常欣賞:「讀《續范增論》,未之奇也;再讀《狄梁公祠記》《楊節婦傳》,稍稍稱善;再讀《送孫無言序》《為薛君四十壽序》,益稱善。……既予寓與姜子居益近,乃往盡讀其文,日對之如嚴師。」姜宸英對計東文亦是欽佩有加,不然不會有「劍掛何方樹,琴收絕聽弦」這種知音逝去的感嘆。[4]

著作

  • 《湛園未定稿》
  • 《湛園題跋》
  • 《葦間詩集》
  • 《西溟文鈔》
  • 《姜先生全集》33卷,後人編撰。

註釋

  1. 福格聽雨叢談·卷九》:(康熙)三十六年丁丑會試。總裁:尚書熊賜履、禮書張英、左都吳琠、兵侍田雯。中式一百五十九人。探花姜宸英以古文名世,上久知其名。殿試卷進呈,擬二甲。上問十卷中有姜某乎,尚書韓菼對以宸英在史館久,臣識其字,某卷當是也。拔置一甲第三,時年七十三矣,自古探花無此際遇。十月,諭嗣後宗室子弟一體應試。
  2. 《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六
  3.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0701/16/7255173_391244191.shtml
  4. 姜宸英與清初古文家交遊考論 , 搜狐文化, 2018-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