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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佛教发展的特色是怎么样的宋王朝包括北宋（960—1127）和南宋（1127—1279），立国三百二十年。总的来说，宋王朝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形成的新特点，宋代帝王的宗教政策，成为制约佛教发展演变的主要社会因素。[1]
三教并举与佛教新特点
北宋王朝建立之后，推行了一系列加强皇权的措施，把军政财权高度集中于中央。防止地方势力复辟，镇压农民起义，制止官吏专权，强化君主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始终成为两宋王朝在政治方面的基本国策。宋王朝建立的专制制度，对意识形态产生了巨大影响。国家至上、君主至上，化作“忠君报国”的理想和呼唤，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也是逐步被社会各阶层认可的思想纲领和道德标准。这些对宋代佛教思想的变化产生了持久而深刻的影响。
为防止因官吏擅权而削弱君权，宋廷进行了削弱和分散官僚权力的行政改革，在任用官吏上实行了官与职殊、名与实分的制度。这些措施很快造成官僚机构臃肿膨胀，人浮于事，从而造成了历史上少有的在职加赋闲的官僚阶层。这样一来，统治阶层中的大量干才时时受到各种牵制。官场风云的变化莫测、宦海沉浮的不能自主，都促使官僚士大夫到佛教中寻找精神寄托。
宋王朝各级官员绝大多数是科举出身，文化修养良好，这些官僚士大夫成为佛教发展演变的重要社会力量，他们的精神需要对于佛学各分支的兴衰变化起到重要作用。宋代禅学的持续兴盛，各种禅学新思潮的兴起，大都与士大夫的参与有关系。无论有退隐之志的官僚，还是有佛教信仰的士人，都很愿意与文化僧人交往，都积极参与佛教文化艺术事业。正是在这种环境中，宋代佛教文化艺术的各门类发生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变化，具有了新风貌，形成了新特点。
唐末以后，贵族官僚等级世袭的占田制度无法维持，宋代地主基本以购买土地的方式扩大土地占有，以出租土地榨取实物地租的方式实现财富增值。这是宋王朝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在剥削形式方面发生的重要改变，是宋王朝在社会经济关系方面的一个重要变化，其社会影响是深远的。伴随着土地再分配的合法进行，土地买卖和兼并不断加剧。这种经济方面的变化也直接影响到了佛教，促使佛教寺院经济膨胀，促使佛教界的上层人士重视经济建设，从而引起佛教内部的分化。
在佛教最大派别的禅宗中，部分禅师取代过去法师和律师的社会政治地位，迅速贵族化，并且成为可以影响佛教发展的力量。与此同时，佛教界和士大夫阶层批判违律破戒，倡导加强僧众道德修养的声音也不断高涨，逐渐成为潮流。宋代佛教界把儒家的纲常名教和佛教传统戒律结合起来，共同作为道德建设的准则和基本内容，这对后代佛教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在整个两宋历史上，绝大多数帝王都奉行三教并举的宗教政策，其间虽然有两次小的波折，但没有改变大的方向。从北宋真宗开始，朝廷在明确把儒教作为统治思想的同时，积极提倡佛教，宣扬信奉道教。南宋孝宗在《原道辩》中对三教关系的系统表述，可以代表宋代绝大多数帝王的思想：
朕观韩愈《原道》，因言佛老之相混，三教之相绌，未有能辩之者，且文繁而理迂。揆圣人之用心，则未昭然矣。何则？释氏专穷性命，弃外形骸，不著名相，而于世事自不相关，又何与礼乐仁义哉！然尚立戒，曰不杀，曰不淫、不盗、不饮酒、不妄语。夫不杀，仁也；不淫，礼也；不盗，义也；不饮酒，知也；不妄语，信也。如此，于仲尼夫何远乎？……三教末流，昧者执之，自为异耳。夫佛、老绝念无为，修心身而已矣，孔子教以治天下者，特所施不同耳，譬犹耒耜而耕，机杼而耕。后世徒纷纷而惑，固失其理。或曰：当如之何去其惑哉？曰：以佛修心，以老治身，以儒治世，斯可也。其唯圣人为能同之，不可不论也。
孝宗通过对唐代韩愈《原道》中反佛排佛言论的批判，指出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五礼本质上是一致的；通过批驳三教相异的言论，提出了三教的分工论。孝宗是从伦理观方面寻找三教融合的契合点，从论证三教各有分工的方面提出解惑方法。他的这些言论完全都是重复北宋僧人的陈词滥调，并没有一丝一毫的新见解。如此论述，竟然还以融合三教的“圣人”自诩，从三教融合理论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自然显得十分可笑。但是，与此前的历代帝王相比，他所倡导的又完全是顺应思想文化发展潮流的理论。因此，让三教从不同方面发挥治世利人、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王权统治的作用，实际上已经是社会各阶层共同的意愿，是统治阶级的追求。
宋王朝强调三教都有维护统治秩序的功能，都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长期坚定贯彻三教并举政策，使思想界具有了宽松的环境，有利于新思想、新学说的产生。从宋代开始，三教的平等融合，开始成为统治阶级、佛教僧侣和社会各阶层的共识。无论是在儒家人士中还是在文化僧侣中，都出现了三教融合的新理论和新实践。理学的产生，也离不开这种三教融合的高潮。就佛教而言，吸收儒教、道教的思想进入了新的阶段，并且成为后世的典范。特别是儒教的政治伦理观念，开始被公认为是佛教伦理体系的重要支柱。从此以后，三教在思想方面的冲突和斗争退居次要地位，并且逐步建立起荣辱与共的命运联系。
总的来说，宋王朝大多数统治者对如何治理佛教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把佛教管理纳入整个国家管理的总框架中来考虑。宋王朝借鉴了前代各种佛教政策的得失利弊，基本上倾向于对佛教进行适度限制。也就是说，宋王朝对佛教既不盲目崇奉，也不过分抑制；既不使其经济实力过度膨胀，又不使其完全萎缩。就中央朝廷治理的重点而言，其一是避免僧侣人数的大起大落，其二是防止寺院经济实力的过度膨胀。
北宋太祖在强调发挥佛教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功能的同时，又注重消除其可能引发的负面影响。宋太祖即位数月，便解除了后周世宗显德年间（954—959）的废佛令，并普度童行八千人，以此作为稳定北方局势和取得南方吴越等国归顺的重要措施之一。但是，太祖并不是要把当年毁弃的佛寺全面恢复，他在建隆元年（960）六月诏书中说：“诸路州府寺院，经显德二年停废者，勿复置；当废未废者，毁之。”对于可能引起社会动荡的佛教活动，太祖则积极干预，防患于未然。开宝八年（975）诏令禁止在举行灌顶道场、水陆斋会等法事中于夜晚聚集士女，认为这些活动“深为亵渎，无益修持”。
宋太祖采取多种保护和扶植佛教的措施，表面上看是仿效唐代帝王的故事，实际上是与当时的具体情况分不开的。例如资助出国求法、建筑寺塔，都与开发西北边疆、争取南方地主阶级的支持等政治目的结合起来，收到了良好效果。对于公开倡导反对佛教者，要作出严厉惩罚。河南进士李蔼作《灭邪集》反佛，太祖认为他是“非毁佛教，诳惑百姓”，将其流配沙门岛。
太宗认为：“浮屠氏之教，有裨政治。……朕于此道，微究宗旨。”
真宗是有宋一代帝王中大力倡导三教并举的代表，他在撰写《崇儒术论》的同时，又作《崇释论》，认为佛教与孔孟“迹异而道同”。但是，当有人建议修复早在会昌年间遭到破坏的龙门石佛时，他明确表示反对，认为“军国用度，不欲以奉外教，恐劳费滋甚也”。真宗绝对不容许在这方面耗费人力财力。
南宋高宗曾指出：“朕观昔人有恶释者，欲非毁其教，绝灭其徒；有善释氏，即崇尚其教，信奉其徒。二者皆不得其中。朕于释氏，但不使其大盛耳。”把佛教发展规模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不使其大盛”，这是在总结历代佛教政策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不仅反映了宋代绝大多数帝王的观点，也是对宋太祖以来佛教政策的概括，可以说是两宋佛教政策的一个显著特点。
对佛教僧尼人数的控制，突出反映了宋王朝“不使其大盛”的治理原则。北宋建国之初，官方掌握的各地僧徒数量较少，大约68000人，这是宋代三百余年历史上的最小数字，可能与当时统计不精确有关。到太宗时，有僧尼24万人。真宗天禧五年（1021），有僧397615人、尼61239人，这是宋代僧尼的最大数量。从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2）开始，鉴于佛教僧尼人数长时间居高不下，大臣不断提出裁汰僧尼之议。
天圣四年（1026）正月，宰臣张知白在上奏中提出了僧人聚众为盗，危害社会的情况：“臣任枢密日，尝断劫盗，有一火（伙）之中，全是僧徒者。”仁宗对此奏的批示是：“自今，切宜渐加澄革，勿使滥也。”然而，短时期内朝廷的整顿措施显然收效甚微，至少没有起到削减僧尼人数的作用。
根据景祐元年（1034）统计，仍然有僧385520人、尼48740人。仁宗朝野上下抑制佛教的声浪持续高涨。张洞奏，“今祠部帐至三十余万僧，失不裁损，后不胜其弊”，于是，“朝廷用其言，始三分减一”。除了减度僧1/3之外，还下令毁天下无名额寺院。从此以后，僧尼数量直线下降。到神宗熙宁元年（1068），有僧220761人、尼34037人。此后僧尼人数一直稳定在20万左右。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1157）公布，有僧尼20万人。
在宋代历史上，对佛教产生比较直接和强烈影响的宗教政策变动，是宋徽宗推行的排佛崇道之举，这也是宋代历史上唯一一次引起佛道斗争的事件。宋徽宗崇信道教，并力图用道教神化自己的政权，于晚年推行佛教道化的措施。他自号“教主道君皇帝”，于宣和元年（1119）下诏说，佛教属于“胡教”，虽然“不可废”，但仍为中国“礼仪之害”，所以“不可不革”。于是改“佛号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之号；僧称德士，寺为宫，院为观，即住持之人为知宫观事”，还下令僧尼蓄发、顶冠、执简，完全按道教改造佛教，希望以此泯灭佛道的差别。
这些措施虽然实行的时间不长，但对佛教还是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它促使一些禅僧引道教入禅宗，形成了禅学发展中的另一支流。其中最显著的是把修禅与道教的胎息、长生等联系起来，将修禅的目的归结为长寿永年、羽化升天；同时用道教的观点解释禅宗史上的神话，使佛教屈从于道教。
宋光宗之后的诸帝，基本沿袭前朝的宗教政策，对佛教和道教既扶植又限制。在对佛教的具体管理措施方面，也主要是因循旧法，没有什么创新。南宋王朝财政情况每况愈下，而佛教寺院经济还有一定的活力，因此朝廷特别重视运用经济手段调控佛教。北宋以来实行的鬻牒、出售紫衣师号、征收寺院田产税、向僧人征收“免丁钱”等措施仍在执行，并在各地的执行过程中有逐渐加强的趋势，这就促使寺院普遍重视生产经营和经济效益；需要专靠国家供养的佛教义学在南宋境内进一步衰落。这样，佛教在元代表现出的南禅北教格局，在宋金对峙时代已经酝酿成熟了。
随着南宋政权的稳定，江南地区的禅宗也逐步形成了一些稳定的聚集地。国家为了加强对禅众的管理，采纳了史弥远的建议，确定了“五山十刹”的禅寺划分，“五山”在杭州的有径山兴圣万寿寺、北山景德灵隐寺、南山净慈报恩光孝寺，在宁波的有太白山天童景德寺、育王山雪峰广利寺。“十刹”是杭州的中天竺天宁万寿永祚寺、湖州的道场山护圣万寿寺、温州的江心龙翔寺、金华的云黄山双林寺、宁波的雪窦山资圣寺、台州的天台山国清教忠寺、福州的雪峰山崇圣寺、建康的蒋山兴国寺、苏州的万寿山报恩光孝寺和虎丘山云岩寺。这些禅寺实际上是传禅中心，也是国家用以控制整个丛林的枢纽，也为以后元明等朝所沿袭。南宋时期，禅宗的对外传播，主要以这些寺院为基地。而外传的宗派则主要是临济宗。
管理机构与管理措施
宋王朝在设置宗教管理机构方面，在制定具体宗教管理措施方面，都是既注重参考唐五代的某些做法，又针对当时的社会情况做出若干调整，相继制定出不同于前代的配套措施。与唐五代及其以前相比，宋代制定的佛教事务管理办法更少随意性，更具备系统化和制度化的特点。不过，随着北宋中期之后内忧外患的加剧，北宋前期制定的一些适度调控佛教的规定往往不能有效贯彻和实施，有些制度逐渐徒具空文。特别是一些经济调控措施发生了质变，演化为转嫁政府财政危机的手段，对佛教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
（一）中央和地方管理机构
北宋王朝建立之初，主要是参照唐五代的情况建立宗教管理机构。到北宋中期以后，无论是管理机构还是管理措施，都开始有做大的调整。这种调整的展开，有的是为了适应国家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社会形势变化的需要，有的是根据佛教自身变化采取的相应的新措施。
在两宋历史上，始终没有建立一个专门管理宗教事务的最高权力机构，宗教事务往往是由某一个中央政府部门兼管，是其众多职权中的一部分。两宋管理宗教事务的中央政府机构，曾经历了几次变更。元丰年间（1078—1085）官职改革之前，宗教事务主要由功德使负责。其他有关部门，如鸿胪寺、祠部等也配合管理某些相关事务。建隆二年（961）七月，太祖派其弟光义为开封府尹，并兼功德使，有取缔僧道的权力。可见，宋朝廷一开始就重视宗教行政管理。
这种安排，与后周世宗在登基前曾担任过开封府尹兼功德使有关。宋王朝建立初期，与后周灭佛时间相距不远，佛教被认为是可能导致社会动乱的一个潜在因素，所以引起高度重视。北宋局势稳定之后，功德使的作用就自然消弱了。元丰之后到北宋末年，主要由鸿胪寺管理宗教事务。南宋时，鸿胪寺并入礼部，祠部成为管理宗教的主要权力机构。
无论是北宋的功德使、鸿胪寺，还是南宋的祠部，作为其职权一部分的佛教事务，主要是督管左右街僧录司，处理僧尼试经出家、受戒得度、度牒发付和僧官迁补等事情。由于有些宗教事务涉及面较广，往往是众多机构分工负责，协调处理。例如，僧尼度牒，从申请、制造，到确定种类、发放数量以及办理发放手续等，都不是某一个机构所能决定的。即便在北宋初，功德使也并不是能够管理所有佛教事务。赞宁指出北宋初年的情况：“至今大宋，僧道并隶功德使，出家乞度，策试经业，则功德使关，祠部出牒，系于二曹矣。”[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