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冬里的守望(张伟军)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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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冬里的守望》是中国当代作家张伟军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寒冬里的守望
教育是一个生生不息的话题，上大学是一个永恒的追求。在陪读族的世界里，只有孩子，只有知识，只有大学。因而他们把自己存在的价值大都归于这些执着和期盼。哪怕是生活的担子压弯了脊梁，都会为孩子始终如一。陪读族在会宁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是当前教育征程中必然的社会现象。但陪读一定能让孩子考上大学吗？考上大学一定就是教育成功吗？教育的内涵本来可以很丰富，但当把仅仅考上大学作为一切的信仰的时候，教育本身也就面临着挑战。但不管怎样，为孩子守望总是幸福的。在这个寒冬里，希望陪读族们心里是暖和的……
——题记。
“我用我的眼睛，看那绿树红花。我用我的耳朵，倾听遥远的呼唤。我用我的双手，捧出星星的泪花。我用你的脚板，漂洋过海走天下。”这是会宁教育记录片《黄土魂》的序曲，它以厚重朴实、意味隽永的词曲讴歌了会宁教育的精神，唱响了会宁教育的不绝凯歌。想读懂会宁教育，就要去聆听黄土不息的呼唤，抚摸犁铧不老的坚韧；想解读陪读族的精神就要走进他（她）们的真实世界，用心去感触。多少年来，究竟是什么力量，让他们为了孩子的一切而义无反顾；多少辛酸，又是什么让他们用孺子牛的勤恳和执着挺起了脊梁；在这个寒冷的冬天里是什么温暖着他们的心，他们又在守望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的追问和思考一直没有断过，尽管没有唯一的答案，但每一个人都会用不同的方式去解读。
异样的情愫一样的守望
站在会师桥上俯瞰，北河湾前几年建成的四合院错落有致。但这里早已成了人们眼中名副其实的“陪读村”。平房顶上的烟囱里冒着火炉子燃煤的青烟，在这个愈趋寒冷的季节，这个县里有很多这样的“陪读村”在冬天里被温暖。
董永辉今年48岁，是太平店乡大山川村万沟社的一位农民。2009年，他和妻子为了给孩子做饭在北河湾租了一间不足20平米的砖房。两张床、一张桌子、一个火炉及一些生活用品把小小的空间装点的井井有条。当记者掀开房门时，董永辉正盘腿坐在床上看报纸，妻子纳着鞋垫。董永辉在会宁建筑队当工人，平常都是早上七点出发到晚上六点半才歇工回家。今天因为刚从乡下老家回来没有去工地，便忙里偷闲的读起了报纸。问起喜欢读报的原因时他平静的说：“了解社会信息么，有些信息对于教育娃娃也有帮助，平时多看点肯定有好处……这个报纸是我乡下的弟弟订的，他在村里当支书，读完的报纸都给我带回来了。”说起知识的重要性，他给笔者讲了一个故事：一次，在嘉峪关发往兰州的火车上，他旁边坐着两个外国人，一位乘务员过来对两个外国人用汉语说：“请你们俩到餐厅车厢休息”，但外国人没有听懂意思，拿出了火车票……后来在一位大学生的帮助下外国人才明白了意思……。当时他就从内心深处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念：“在自己孩子的教育上，坚决不打退堂鼓。”
他说，种地是一辈子的事，学习是几年的事。以后，娃娃考上学校了地还能种，但把娃娃念书耽误了那就不划算了……”
“我现在一个人供着四个人。从学生开学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但我花的钱不足30元，现在一家三口吃住都在这里，一个月最少得2000多元生活费。现在挣的钱基本都花在娃娃念书上了……我和娃娃妈连一件新线衣舍不得穿。即使苦了自己也不能苦了孩子。”董永辉说着，眼眶里浸满了泪水。他用粗糙的手掌揩掉将要溢出眼眶的泪水，点了一根“红兰州”烟。
像董永辉这样状况的陪读族有很多，就在他所租房的这个四合院里，大部分是'撇下地’来陪孩子上学的。
家住会宁县杨集乡北坪村关湾社的富九怀今年49岁，用她的话说：“自己还不老，能为孩子做一些事。一家4口人，丈夫也在会宁建筑队打工，自己也不想给孩子来做陪读，因为她更希望孩子能学会自立、学会自己生活。但娃娃的特殊情况就是他常年患有胃病，一直吃中药，每天都要按时熬药，做饭……”所以，孩子上学后她也就无条件的跟上娃娃念书了。
还有许多陪读的人们和他们一样，放弃了田地里的耕耘，放弃了乡下那方温热的土炕，用锁子闩住了大门，卖了被庄稼人称为半个家产的牲口……他们带着各自家庭难念的'经’，怀揣着对孩子考上大学，走出大山的希冀和梦想，心甘情愿的成为了会宁“陪读一族”大家庭里"光荣"的一员。因为，在他们的心中，只有孩子考上大学，学到知识才是内心最大的信仰，是最理性的抉择！
陪读老人和陪读背后的大学梦
“在今后的学习中，我会努力学习以优异的成绩来报答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及对我付出的所有人，争取不要让他们失望，非常感谢对我付出的人。”当上高一的董彤在爷爷奶奶面前说出这句心里话的时候，他明显有点不好意思。这些简单的话语是他在爷爷奶奶面前第一次说。
董彤的爷爷董志勤今年65岁，是八里乡八里村南湾社人。老伴和他一样大的年纪。当问起为什么陪孙子读书的时候，他激情饱满的说：“其实，现在社会65岁还不老，只要腿脚灵便，没有什么大病，做几顿饭还是没有啥问题。”他对孙子给予了很大的厚望。他说：“我这一辈子是个睁眼瞎，没有知识，和土地打了一辈子的交道。娃娃他爸也没有念成书，现在只能种上几亩地，在外面靠打工维持生计。”正在给孙子煮方便面的老伴插话说：“就是的，娃娃不念成书就没有什么出息，我们那个年代想念书，各方面都不允许么，现在只能把希望都放在娃娃身上了。”董志勤一个手捋着下巴说：“现在我们一家人的希望都在娃娃身上，我和娃娃爸爸只能把上学的梦想，把考上学校的希望延续到娃娃身上。假如他娃娃不争气我们活着也没有心劲……”是的，尤其是在十年九旱、经济基础极其薄弱、出路少的国家扶贫县里，孩子是父辈希望的延续，孩子是所有父母亲倾其一生而耕耘的理由。
说起一个月的生活开支，老伴俩都会咋舌。董志勤说一个月最少得2000元，花费不小。娃娃父亲在八里乡的一个建筑队上当架子工，一个月的工资大部分都开销到这儿了。
他说：“我们两个几乎顿顿都是'荞面疙瘩’，娃娃不喜欢吃么，平时有油水都留给孙子……”他为了和老伴调解孙子的胃口，专门批发了一箱子方便面。隔三差五的给孙子煮一袋，煮的时候平常都会加个鸡蛋。这种伙食在老两口眼里已经很好了，他们从来不奢望吃这样的“香饽饽”。老两口回忆说，在他们年轻时，这些“嘴头子”根本就买不起，就算有了钱也没有地方去买。是啊，在那个物质比较匮乏的年代，很多营养价值并不大的“嘴头子”都会让人觉得很值钱。以今天的视角看，也许“荞面疙瘩”的营养价值远远高于方便面。但在两位老人眼里，为娃娃煮“加蛋方便面”就是在生活中对孙子的最大疼爱。
70岁高龄的郭校芳是太平镇人，她虽然已是古稀之年，但面部依然焕发着老人矍铄的精神。她是陪读族里比较特殊的一位，她自己没有儿子，现在帮女儿给外孙子做饭。外婆陪外孙读书在会宁陪读族里也是常有的事。老人撩着鬓间的一缕银丝，微笑着说：“我老了，不中用了。但就是希望外孙子能考上大学……”老人这么坚定的说是有原因的，她说：“我有两个侄孙子，都考上大学了……好得很么。也希望这个外孙子也能考上么。”老人说着说着弯下了腰，用手捏着腰间的部位，她微笑着说：“没事，年纪大了，身上尽是病……”原来，老人一直患有高血压和心脏病，她一直都在坚持着，虽然陪外孙上学的喜悦溢于脸部，但疾病的折磨让老人看起来身体很消瘦。
年过花甲逾古稀，他们只是会宁陪读族里所有老人生活的一个缩影。这些老人一生中都在为孩子燃烧，他们没有上过大学，但大学梦一直没有断过。他们除哺育养大自己的儿女外，还要替儿女拉扯孙子孙女。这些老人无疑是平凡的，但却是伟大的。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祖祖辈辈对知识的渴求，对教育的尊崇，会宁教育才被“大写”。
家长苦供“苦”了什么
多少年来，会宁教育的“三苦两乐”精神一直被传为佳话。“家长苦供”是三苦之一。“苦”不仅仅是打工赚钱上的苦，有一种“苦”，陪读族的妈妈们只能深埋在心中，没法用语言表达。但经常会在一个人的时候偷偷流泪……可怜天下父母心，他们背负了太多。
“我……不知道说什么……”一位陪读的母亲眼含热泪的说。这位母亲叫马晓琳，今年44岁，家在党岘乡庙儿村吴湾社。她陪孩子念书已经第三个念头了。她租的房子在县旧砖瓦厂附近，虽然生活很艰辛但他还是比较自豪。她的儿子在会宁一中“宏志班”，女儿已经上一中高二了。在会宁，“一中”和“宏志班”都是'好’学生的“标签”，能走进这里读书的学子，都是在成绩上比较优异的。所以母亲的自豪感往往能战胜艰苦的生活。
和她谈起一辈子最遗憾的事时，她一反很多人没有念成书的说法。她说：“一辈子最大的遗憾是在娃娃上初中的时候把娃娃有些亏，那时候家里条件都不好，娃娃上学要走很远的山路，一天饭吃不着顿数上。哎，那个时候把娃娃没有照看好……自从娃娃考上高中之后，我才发现不能让娃娃再'受罪了’，我要陪孩子念书，补偿他……”
她为了生计除了给孩子按时做几顿饭之外，勤劳的她还在会宁一中餐厅找了份临时工。帮餐厅洗菜、刷碗、给学生打饭，一个月还能赚800元。这份辛苦钱都舍不得花在自己身上，都给孩子买上了营养品、垫付了学习资料费。她们一家5口人，孩子的父亲常年在外打工，一年12个月全家相聚的时间不足一个月。说起为了孩子，为了生计，丈夫远在异乡，自己又在这里蜗居，撇开家里的一切时，她不禁潸然泪下。她说：“在孩子面前我从来没有哭过，我不想给孩子施加压力。人啊，活着就是这个样子。苦么，苦向谁说来……”
“家长苦供”的精神内涵在于父母亲对“苦难”的朴素而独到的见解。“苦”不仅仅是身体上所受到的折磨，更是内心不得已的坚守和选择。就像她说的：“我最大的幸福就是和孩子在一起，让娃娃能吃上一顿热饭。人活着只能向前看，不敢回头。能让娃娃走好，家可以撇开。”
母亲，伟大的母性。在她们的字典里从来没有退缩，只有前行。
米黄馍馍与一位母亲的执守
“米黄馍馍……米黄馍馍……”这个吆喝声伴着王春霞已经整整5个年头了。她是汉岔乡细岔村杨屲社的一位中年妇女。2007年，在嫂子的建议下，她在乡镇上开始做起了卖“米黄馍馍”的营生。她说：“我身体不好，常年有病，向人家一样出门搞副业我这个身体是不行的。所以，搞点比较轻松自由的小生意还是比较好的。”2011年，为了给上高中的孩子做饭，她就把这个营生从乡下搬到了县城。在南关吴家大院里，租了两间不足20平米的砖房。她说：“这里就是家，因为三个孩子都住在这里。”她的丈夫也在外地打工，一年全家相聚不了几回。
她租房里的桌子上，放着一个破旧的“喊话器”。喊话器的手柄已经断裂，只是用铁丝绑定在上面，上面的污垢很厚，明显能看出使用了好几年。她说：“这个喊话器已经陪我度过了5年，如果没有它，我真的不知道该在街上如何吆喝。”
她对自己是农民比较敏感，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都会产生莫名其妙的憋屈。她对 “馆子”从来都会望而生畏，在她的意识里似乎没有“下馆子”的说法，至多会去牛肉面馆吃碗拉面。就是这样一位母亲，是什么让她撇开脸面，蹬着人力三轮车在街市上卖米黄馍馍了。她说：“是孩子，只有孩子是她付出一切的动力。”但她也有很强的自尊心，她从来不会拿着喊话器在街市上吆喝。用她的话说就是“喊不出来……”她曾经也尝试着喊出来，但终究还是输给了内心深处的自尊。她每次都会一个人在屋子里把音录好，拿到街市上打开喊话器的开关就行了。但她说每次听着自己的声音总有些说不出的滋味。
现在已是寒冬，她仍然坚持着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给孩子做完早餐后就开始忙活蒸米黄馍馍了。蒸米黄馍馍是她最辛苦也最幸福的时候，因为这些米黄馍馍就是她和孩子所有的生活来源。她一次性要蒸70个，每一个都要装在涂有食用油的瓷碗里面。从拌面、入笼、到最后放到人力三轮车上，差不多就到上午九点了。她说：“娃娃父亲和我一样，身体不是很好，所以我必须挺住，虽然我们俩都挣的不多，但加起来还是够用……”她的房子里零散的放着很多西药瓶，但她不愿意向记者透露太多关于自己的事。她接受采访时，大部分时间都是沉默着、脸上虽然有笑容，但明显能让人感觉到她来自生活的重担。
她的女儿牟凤飞在会宁二中上学，在接受采访时她说：“作为一个被陪读的学生，父母从小就一直跟在身边，从来没有离开过。他们放弃了农田，为我们读书而服务。作为子女的我，应该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书读好。用最好的学业来回报父母的关爱。我很感激父母对我所付出的一切，母亲这样做或许是有点不值吧……”
陪读生活就像一口她蒸米黄馍馍的“大蒸笼”，有时压抑的人喘不过气来，有时候却能酝酿成熟！[1]
作者简介
张伟军，1987年生，会宁人。现为《华夏文明导报白银周刊》记者、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