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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尔根·哈贝马斯 | |
|---|---|
| 原文名 | Jürgen Habermas |
| 出生 |
1929年6月18日 德国科隆 |
| 国籍 | 德国 |
| 职业 | 教授 |
| 知名作品 |
《公开活动的结构变化》 《知识与人的利益》 |
基本信息
- 中文姓名：尤尔根·哈贝马斯
- 外文名称： Jürgen Habermas
- 国 籍： 德国
- 祖 籍：
- 出 生 地：德国科隆
- 出生日期：1929年6月18日
- 职 业：教授
- 毕业院校：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
- 其它作品：《野火集》、《亲爱的安德烈》、《百年思索》
- 代表作品：《公开活动的结构变化》，《知识与人的利益》
尤尔根·哈贝马斯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威尔比把他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 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 ，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2015年，获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人物简历
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年6月18日-)，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历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以及德国马普协会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长。1994年荣休。他同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
由于思想庞杂而深刻，体系宏大而完备，哈贝马斯被公认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威尔比把他称作"当代的黑格尔"和" 后工业革命的最伟大的哲学家。" ，在西方学术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人物生平
1929年6月18日，哈贝马斯出生于德国科隆附近的小城谷默斯巴赫。1933年希特勒上台时，他刚4岁。他的青少年时代是在纳粹统治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度过的。不过他对当时发生的一切并不了解。在[[清华的演讲中，有人问及希特勒统治对他的影响时，他说当时在德国的所有人（无论是成年人，老人还是孩子）看来，一切都是正常的。 直到1945年纳粹投降，看过集中营的电影后，才知道纳粹德国所犯下的罪行。也许正是这种对孩提时代经历的否定决定了他思想中极为浓重的批判意识。他在以往的一次回忆中说，“这场经历对于我们这一 代人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决定了我们的思想。”哈贝马斯一生不但对诸多先辈哲学家如黑格尔、马克思、M·韦伯、海德格尔、阿尔多诺提出 了尖锐的批评，而且与当代著名的理论家伽达默尔、福柯、德里达、布尔迪厄等人发生过激烈的论战。
1949年—1954年，哈贝马斯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和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德国文学和经济学。期间1953年 的海德格尔事件对他触动很大。这一年，海德格尔只字未改地发表了 1935年所作的演讲稿《形而上学导论》，阐述他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 为纳粹德国进行辩解。这使他认识到哲学和政治并不是两个彼此隔绝的领域。1955年，哈贝马斯来到法兰克福，进入霍克海默和阿尔多诺领导的社会研究所。正是法兰克福学派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重视引发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
1964—1971年，哈贝马斯担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和社会学系教授。 60年代中期，哈贝马斯发表的许多政论性文章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思想和理论成为1968年学生抗议运动的精神力量。由于 对联邦德国当时形势的认识分歧，他同学生“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决裂。他指责学生们脱离现实、理论立场上过于教条主义，认为 议会中的不民主现象只能采取说服或者启蒙的形式解决，而不应该借 用暴力。学生运动领导人则宣称哈贝马斯是“文化革命的叛徒”。由 于这种矛盾，哈贝马斯于1971年离开法兰克福，到慕尼黑市郊的斯塔恩贝格，担任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科技时代生活条件研究所所长。1983年，哈贝马斯重新回到法兰克福大学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直到1994年退休。
观点
哈贝马斯认为知识的产生根源于人类的三种旨趣(利益)，相应也有三类知识，否认历史一解释知识、经验一分析知识和技术控制旨趣的统治地位，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为了克服动机危机和信任危机，批判理论必须重视互动过程和沟通过程，只有通过沟通行动才有可能把人类从被统治中解放出来。哈贝马斯的知识旨趣说、技术统治论和沟通行动论等学说，作为综合的社会批判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学者称，"哈贝马斯与霍克海默之间围绕着对"经验与规范"以及"革命"的理解所展开的冲突，只是社会研究所内部诸多矛盾中的一个，仅仅是由于他们二人分别作为法兰克福学派两代人的代表才显得格外引人注意。除了他们之间的代际冲突之外，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同辈人之间也是摩擦不断，矛盾重重，先是有:霍克海默与弗洛姆之间围绕着精神分析理论产生了严重的分歧，直至最终分道扬镳，老死不相往来;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和诺曼(Franz Neumann)等人关于"权威国家"的法哲学理论，在霍克海默为社会研究所拟订的总体研究计划中一直被排挤在边缘地位(据说被排挤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概念和霍克海默的好友波洛克的研究兴趣有所抵牾)，默默无闻，至今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马尔库塞的激进主义哲学则完全背离了法兰克福学派原初的"理论与实践的同一性"的理论前提等。"
思想
尤尔根·哈贝马斯继承和发展了康德哲学，为"启蒙"进行了辩护， 称现代性为"尚未完成的工程"，提出了著名的交往理性的理论，对后现代主义思潮进行了有力的批判。哈贝马斯在知识论上的一个主要信念就是:任何一个认识都起源于兴趣。他提出人类旨趣的三种类型: a."经验─分析的科学研究"包含技术的认知旨趣 b."历史-解释学的科学研究"包含实践的认知旨趣 c.具有批判倾向的科学(critically oriented)的研究，包含解放的认知旨趣和与之相应也有三类知识，否认历史一解释知识、经验一分析知识和技术控制旨趣的统治地位，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为了克服动机危机和信任危机，批判理论必须重视互动过程和沟通过程，只有通过沟通行动才有可能把人类从被统治中解放出来。哈贝马斯的知识旨趣说、技术统治论和沟通行动论等学说，作为综合的社会批判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普遍主义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使冷战的国际态势成为历史，
一场迅猛而深刻的全球化变革也随之而来。这其中包括经济过程的全球化，即自由市场经济的迅速扩展;也包括政治的全球化，即以美国的自由民主观念为主导的价值观在全球的扩展。美国一直是这场全球化浪潮背后的一个主导力量。然而，市场和民主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它们虽然顺利地进入了苏联、东欧等国家的肌体，但在其他一些地区却遇到了阻碍，于是，美国的决策者转向了武装干涉。针对美国的全球主义外交政策，一些国际政治思想应运而生，其中包括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的普遍主义思想。
哈贝马斯通过评述美国发动的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展现了他的普遍主义国际政治思想。哈贝马斯对这两次看起来相似的战争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从中可以看出他所主张的普遍主义的内涵。 1999年3月24日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后，世界舆论哗然。哈贝马斯在德国的重要报刊《时代周刊》上发表了《兽性与人性:一场法律与道德边界上的战争》一文，明确表示自己支持这场战争。文中的基本观点是:在二十世纪末，国际社会应普遍尊重基本的人权，这是任何国家统治合法性的底线。现代国际社会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应不受民族国家主权至上的约束，以阻止大规模人道悲剧的发生。哈贝马斯认为，科索沃战争是具有合法性的。
首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虽然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但"它的干预是作为对一个被迫害的少数种族(以及少数宗教群体)的紧急救援而进行的"。也就是说，战争手段虽不可取，但在事态紧急且无其他更佳选择的情况下，它作为迫不得已的办法可视为正当。他指出，在空袭前几个月，科索沃大约有三十万人受到了残酷的杀戮、恐怖和驱赶。种种迹象表明，在南联盟进行的是对种族的清洗，而美国和欧盟中富有政治责任的成员国有义务保护阿族人的人权不受侵犯。他认可美国干涉的动机，否认战争背后有任何利益的驱动;认为南联盟严重地践踏人民的人权，国际社会可以越过其国家主权进行直接干预。
其次，他为战争提出了第二个合法性理由，即盟军的"空中打击"不同于以往的战争，"外科手术般精确的"空袭可以有效地保护平民不受伤害。然而，用这些为战争辩护显然不具说服力，因为战争必然会造成人民的苦难。此外，他还担心世界强国会以人权为借口而肆意侵犯他国内政，因此，他需要从学理上为此次战争的正当性进行求证，并阐明他所主张的人权政治前提和条件。
- 思想历程
- 前交往期(1959--1968)
研究主题是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历史分析以及认识论的历史重建。哈贝马斯通过对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的批判，提出了一种批判科学的概念。
- 交往期(1969--1981)
哈贝马斯从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入手，初步完成了其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的建立。
- 后交往期(1982--1989)
这期间，哈贝马斯主要致力于对现代性范畴的历史清理和形而上学思想的批判，用以抵抗后现代主义和阐述一种建立在语言学转向基础上的"后形而上学思想"，从纵向(思想史)和横向(形而上学批判)的角度，对交往行为理论进行元论证。
- 反思期(1990--2000)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哈贝马斯开始有意识地把交往行为理论向政治哲学和法哲学领域推进，通过对自由主义政治要领以及社群主义政治要领的批判，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话语政治模式，提倡用程序主义来重建民主制度。
哈贝马斯坚持认为基础的问题(也就是为批判理论提供可靠的、标准的根据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他并且还很关心批判理论的哲学支柱的发展。这就牵涉到重新建设古典希腊哲学和德国哲学的若干中心命题，真理与道义的不可分割性，事实与价值的不可分割性，以及理论与实践的不可分割性。他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这样一个框架结构，它能够兼收并蓄社会科学研究中许许多多显然是互相匹敌的方法，其中包括意识形态批判，行动理论，社会制度分析以及进化理论等等。
- 思想特色
- 哈贝马斯的思想特色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首先是论战性。哈贝马斯进入学术领域后，便不断向各种不同的思想路线提出挑战，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学术论争。值得重视的有:与波普尔、伽达默尔等的方法论之争;与福科的现代性之争;与亨利希的形而上学之争;与诺尔特等的历史学之争;与鲁曼的社会理论之争、与罗尔斯的规范民主之争、与斯洛特迪杰克的基因技术之争等。
2，其次是综合性。哈贝马斯是一位杰出的综合大师，他把不同的思想路线、理论范畴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对于马克思主义与精神路线、理论范畴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对于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的综合、对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传统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传统的综合、对于哲学先验主义与哲学经验主义的综合等。
3，再者是体系性。哈贝马斯十分重视自身理论体系的构建，长期以来，他逐步从方法论、认识论、语言哲学、社会学、美学、政治学、法学等角度，建立和完善了自己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试图从规范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加以系统重建。
4，最后还有实践性。哈贝马斯虽然是一位学院派思想家，但十分看重自身思想的实践性。从1968年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开始，哈贝马斯在德国的政治实践领域一直都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比如，在1998年德国大选中，哈贝马斯在关键时刻曾为社会民主党大造舆信纸，提供理论支持。此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哈贝马斯曾率领自己的弟子，与以时任黑森州环境部长的菲舍尔(现任德国外长)为代表的一批政治家组成政治俱乐部，定期举行政治沙龙，从政治哲学的高度讨论重大内政与外交问题，为菲舍尔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学理基础，比如最近菲舍尔关于欧盟改革的一揽子建议与哈贝马斯的话语政治模式之间就存在着一定的内在联系。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哈贝马斯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在我国学术界有着不小的影响。迄今，我国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哈贝马斯著作主要有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哈贝马斯文集》(六卷本)、三联书店的《交往行为理论》以及《事实与价值》、译林出版社的《后形而上学思想》、学林出版社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认识与兴趣》等。
不容否认，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作为一种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确存在着普遍主义、折中主义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这些都值得我们做深入的分析和批判。但哈贝马斯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尝试，特别是他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实践结合起来的尝试，值得我们予以认真关注，比如，他对于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透彻分析、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对于民族国家范畴的历史梳理，以及对于全球化语境下民主制度的安排和公民资格的确认等的严肃思考，都是十分富有启发意义的。
主要著述
哈贝马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著述丰富，迄今有数十部著作问世，主要代表作包括:
《公共领域的结构变化》
《理论和实践》
《知识和人类旨趣》
《技术和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
《社会科学的逻辑》
《合法性危机》
《文化与批判》
《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沟通与社会进化》
《沟通行动理论》
《真理与论证》
《包容他者》
《事实与价值》
《认识与兴趣》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交往行为理论》
《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
《后形而上学思想》
社会贡献
尤尔根·哈贝马斯所作的最基本的贡献有以下这些:对公共领域的形成和瓦解所进行的历史探讨(尤·哈贝马斯:《公开活动的结构变化》，1962年德文版)，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现代科学技术的地位所进行的考察(尤·哈贝马斯:《知识与人的利益》(1968)，1971年英文版)，为批判理论制订一种哲学框架(《理论与实践》(1963)，1974年英文版;《走向合理的社会》(1968)，1970年英文版)，对行动理论的发展(《交往的理论》，1981年德文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的类型所进行的分析(《合法性的危机》)，以及对社会进化论的重新建设。
新著
- 基本权利来自“人性尊严”
对于《欧盟的危机》的出版，德国《时代周刊》称之为“一个历史性时刻”；《明镜》杂志则评论为“拯救欧盟，一位哲学家的任务”；《法兰克福汇报》则将之称为“欧洲再次团结起来的宣言”。在这个欧盟的黑暗时刻，哈贝马斯写了一本还令人有点希望的书。他一再强调，他坚持的欧洲一体化立场，全球资本主义可以超越民族国家。他也看到欧盟作为一种解决框架正在被深刻改变，但在他看来欧盟不是基于乌托邦幻想而是现实立场。
在这本《欧盟的危机》中，哈贝马斯说，回到17世纪，所有的基本权利都来自“人性尊严”的概念，尽管“人性尊严”这个概念直到二战后才写进人权的定义中。在哈贝马斯看来，人权只是阐明了一个更加宽泛的概念即人类尊严的法律部分。所以说，人权是理性的道德和积极的法律相互结合的产物，而正是这个结合，“使得我们这个尚未完全自由的社会，对于其现有的权利以及这些权利随时会被侵蚀的危险，有了更加透彻的理解。”
哈贝马斯解释说，二战以后，人们制定了国际法来预防、限制、解决武装冲突简单地说，就是通过解除暴力威胁、促进国际行动的方法，将国家间的关系“国内化”。这个改革的新颖之处在于，让力量的垄断保持在成员国之间。
- 欧盟危机威胁到其根基
对于当前的欧盟危机，哈贝马斯认为，危机不只是银行业和债务危机，而是对欧盟根基威胁。因为，如今的欧洲政府似乎处于两面不讨好的境地，一方面在对银行和金融体系严加管制，另一方面失望的民众日益增加，他们对那些不民主、未经法律制定的协定毫无能力。因为欧盟从一开始就是由政治精英所规划和垄断的，所以右翼民粹主义者的确能一边宣扬“国家”是基于血缘和土地的大家庭，一边又操纵民主的定义。这一趋势足以摧毁一切试图跨越民族国家的政治意愿，虽然移民、互联网和大规模旅游潮已经使得民族国家的边境日渐暧昧。但哈贝马斯认为，由于少数领袖和专家已经对政治上的难题无能为力，那么发动更广大的市民社会参与政治，才是欧盟当下的核心任务。
正是这个原因，哈贝马斯把当前的欧盟危机视作重估欧洲事业的机会，他坚持认为，欧洲一体化“不是白日做梦”。哈贝马斯写道，每个时代的危机都需要更多的传统智慧。在哈贝马斯那里，模棱两可的一体化不是依赖于一个完美社会的幻象，而是实实在在的社会理念，也同样基于民主原则。
在哈贝马斯看来，欧盟这个脆弱的政治架构不是缺陷，反而是潜在的优势，它“向着用法律来驯服位于国家核心的暴力，跨出了重要的步骤”，尽管“在这个过程中建立的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组织，离成员国的组织机构渐行渐远”。简言之，欧盟是个没有国家的政府。
批评者还在抱怨欧盟还未拥有类似民族国家的主权，因为还不存在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欧洲人民，但哈贝马斯认为，民主社会意义上具有伦理和政治自觉的公民，不需要一定基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简单说，哈贝马斯认为，在一定的民主方式和共同经验价值下，公民不必“感知”到他们所属的特定文化和民族，可以超越国界。他们分享共同的民族和公民价值，他们能够沟通和辩论。哈贝马斯说，从历史上看，宪政民主来源于地域、王朝和民族实体，没有理由认为，超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这一进程就不可以继续。
- 需要一个“超国家联盟”
在他看来，当前的欧盟危机根本就没有说服欧洲人走上布鲁塞尔和斯特拉斯堡的那条欧洲民主之路，公众能够发表意愿的场合少之又少，欧洲议会的决议也不具备国际法的效力。但是在哈贝马斯看来，还是有三个理由让欧盟有望成为一个国际共同体。
首先，越多的人参与讨论超越民族国家的政治，就越有可能出现规范和大众的共识。
其次，就像欧洲公民一样，全球公民并不需要全球性的民族或国家认同：全球公民的身份完全可以建立在彼此都认同的原则之上，比如思想的自由、政治的诚实公正以及法治。
最后，就像欧洲的情况那样，个人身为各自国家的公民和新联盟的公民，在法律上可以同时认可新的政府。自此，国家不再是享有完全主权的权力体，而是成为了国际社会的成员。世界公民具备了这个超越国家的特点，又对新的交往结构产生了需要，他们的联合将不再以“彼此认同的政治文化”为基础。
哈贝马斯想象的并不是一个全球共和国，而是一个建立在孤立的主权之上的、由公民和政府组成的超国家的联盟，比如欧盟。生态和技术危机所威胁的，不是单个的国家或几个国家组成的联盟，它们需要的是世界各国的合作，只有这样，才能制订出全球通行的标准和程序，也才能应对这些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