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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爾根·哈貝馬斯 | |
|---|---|
| 原文名 | Jürgen Habermas |
| 出生 |
1929年6月18日 德國科隆 |
| 國籍 | 德國 |
| 職業 | 教授 |
| 知名作品 |
《公開活動的結構變化》 《知識與人的利益》 |
基本信息
- 中文姓名：尤爾根·哈貝馬斯
- 外文名稱： Jürgen Habermas
- 國 籍： 德國
- 祖 籍：
- 出 生 地：德國科隆
- 出生日期：1929年6月18日
- 職 業：教授
- 畢業院校：哥廷根大學，蘇黎世大學
- 其它作品：《野火集》、《親愛的安德烈》、《百年思索》
- 代表作品：《公開活動的結構變化》，《知識與人的利益》
尤爾根·哈貝馬斯
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德國當代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是西方馬克思主義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的中堅人物，由于思想龐雜而深刻，體系宏大而完備，哈貝馬斯被公認是「當代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威爾比把他稱作「當代的黑格爾」和「 後工業革命的最偉大的哲學家」 ，在西方學術界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2015年，獲美國國會圖書館頒發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
人物簡歷
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1929年6月18日-)，是德國當代最重要的哲學家之一。歷任海德堡大學教授、法蘭克福大學教授、法蘭克福大學社會研究所所長以及德國馬普協會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長。1994年榮休。他同時也是西方馬克思主義中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的中堅人物。
由于思想龐雜而深刻，體系宏大而完備，哈貝馬斯被公認是"當代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威爾比把他稱作"當代的黑格爾"和" 後工業革命的最偉大的哲學家。" ，在西方學術界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人物生平
1929年6月18日，哈貝馬斯出生於德國科隆附近的小城谷默斯巴赫。1933年希特勒上台時，他剛4歲。他的青少年時代是在納粹統治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度過的。不過他對當時發生的一切並不了解。在[[清華的演講中，有人問及希特勒統治對他的影響時，他說當時在德國的所有人（無論是成年人，老人還是孩子）看來，一切都是正常的。 直到1945年納粹投降，看過集中營的電影後，才知道納粹德國所犯下的罪行。也許正是這種對孩提時代經歷的否定決定了他思想中極為濃重的批判意識。他在以往的一次回憶中說，「這場經歷對於我們這一 代人是如此重要，以至於決定了我們的思想。」哈貝馬斯一生不但對諸多先輩哲學家如黑格爾、馬克思、M·韋伯、海德格爾、阿爾多諾提出 了尖銳的批評，而且與當代著名的理論家伽達默爾、福柯、德里達、布爾迪厄等人發生過激烈的論戰。
1949年—1954年，哈貝馬斯先後在[[哥廷根大學、蘇黎世大學和波恩大學學習哲學、心理學、歷史學、德國文學和經濟學。期間1953年 的海德格爾事件對他觸動很大。這一年，海德格爾隻字未改地發表了 1935年所作的演講稿《形而上學導論》，闡述他的國家社會主義理論， 為納粹德國進行辯解。這使他認識到哲學和政治並不是兩個彼此隔絕的領域。1955年，哈貝馬斯來到法蘭克福，進入霍克海默和阿爾多諾領導的社會研究所。正是法蘭克福學派對馬克思主義學說的重視引發了他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興趣。
1964—1971年，哈貝馬斯擔任法蘭克福大學哲學和社會學系教授。 60年代中期，哈貝馬斯發表的許多政論性文章在青年學生中產生了巨大影響。他的思想和理論成為1968年學生抗議運動的精神力量。由於 對聯邦德國當時形勢的認識分歧，他同學生「德國社會主義學生聯合會」決裂。他指責學生們脫離現實、理論立場上過於教條主義，認為 議會中的不民主現象只能採取說服或者啟蒙的形式解決，而不應該借 用暴力。學生運動領導人則宣稱哈貝馬斯是「文化革命的叛徒」。由 於這種矛盾，哈貝馬斯於1971年離開法蘭克福，到慕尼黑市郊的斯塔恩貝格，擔任馬克斯·普朗克學會科技時代生活條件研究所所長。1983年，哈貝馬斯重新回到法蘭克福大學任哲學和社會學教授，直到1994年退休。
觀點
哈貝馬斯認為知識的產生根源於人類的三種旨趣(利益)，相應也有三類知識，否認歷史一解釋知識、經驗一分析知識和技術控制旨趣的統治地位，造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為了克服動機危機和信任危機，批判理論必須重視互動過程和溝通過程，只有通過溝通行動才有可能把人類從被統治中解放出來。哈貝馬斯的知識旨趣說、技術統治論和溝通行動論等學說，作為綜合的社會批判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學者稱，"哈貝馬斯與霍克海默之間圍繞着對"經驗與規範"以及"革命"的理解所展開的衝突，只是社會研究所內部諸多矛盾中的一個，僅僅是由於他們二人分別作為法蘭克福學派兩代人的代表才顯得格外引人注意。除了他們之間的代際衝突之外，法蘭克福學派內部同輩人之間也是摩擦不斷，矛盾重重，先是有:霍克海默與弗洛姆之間圍繞着精神分析理論產生了嚴重的分歧，直至最終分道揚鑣，老死不相往來;基希海默(Otto Kirchheimer)和諾曼(Franz Neumann)等人關於"權威國家"的法哲學理論，在霍克海默為社會研究所擬訂的總體研究計劃中一直被排擠在邊緣地位(據說被排擠的原因是因為這個概念和霍克海默的好友波洛克的研究興趣有所牴牾)，默默無聞，至今還沒有得到應有的重視;馬爾庫塞的激進主義哲學則完全背離了法蘭克福學派原初的"理論與實踐的同一性"的理論前提等。"
思想
尤爾根·哈貝馬斯繼承和發展了康德哲學，為"啟蒙"進行了辯護， 稱現代性為"尚未完成的工程"，提出了著名的交往理性的理論，對後現代主義思潮進行了有力的批判。哈貝馬斯在知識論上的一個主要信念就是:任何一個認識都起源於興趣。他提出人類旨趣的三種類型: a."經驗─分析的科學研究"包含技術的認知旨趣 b."歷史-解釋學的科學研究"包含實踐的認知旨趣 c.具有批判傾向的科學(critically oriented)的研究，包含解放的認知旨趣和與之相應也有三類知識，否認歷史一解釋知識、經驗一分析知識和技術控制旨趣的統治地位，造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為了克服動機危機和信任危機，批判理論必須重視互動過程和溝通過程，只有通過溝通行動才有可能把人類從被統治中解放出來。哈貝馬斯的知識旨趣說、技術統治論和溝通行動論等學說，作為綜合的社會批判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 普遍主義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東歐巨變、蘇聯解體使冷戰的國際態勢成為歷史，
一場迅猛而深刻的全球化變革也隨之而來。這其中包括經濟過程的全球化，即自由市場經濟的迅速擴展;也包括政治的全球化，即以美國的自由民主觀念為主導的價值觀在全球的擴展。美國一直是這場全球化浪潮背後的一個主導力量。然而，市場和民主的推進並非一帆風順，它們雖然順利地進入了蘇聯、東歐等國家的肌體，但在其他一些地區卻遇到了阻礙，於是，美國的決策者轉向了武裝干涉。針對美國的全球主義外交政策，一些國際政治思想應運而生，其中包括當代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貝馬斯的普遍主義思想。
哈貝馬斯通過評述美國發動的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和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展現了他的普遍主義國際政治思想。哈貝馬斯對這兩次看起來相似的戰爭發表了不同的看法，從中可以看出他所主張的普遍主義的內涵。 1999年3月24日北約轟炸南斯拉夫後，世界輿論譁然。哈貝馬斯在德國的重要報刊《時代周刊》上發表了《獸性與人性:一場法律與道德邊界上的戰爭》一文，明確表示自己支持這場戰爭。文中的基本觀點是:在二十世紀末，國際社會應普遍尊重基本的人權，這是任何國家統治合法性的底線。現代國際社會在力所能及範圍內應不受民族國家主權至上的約束，以阻止大規模人道悲劇的發生。哈貝馬斯認為，科索沃戰爭是具有合法性的。
首先，以美國為首的北約雖然沒有得到聯合國安理會的授權，但"它的干預是作為對一個被迫害的少數種族(以及少數宗教群體)的緊急救援而進行的"。也就是說，戰爭手段雖不可取，但在事態緊急且無其他更佳選擇的情況下，它作為迫不得已的辦法可視為正當。他指出，在空襲前幾個月，科索沃大約有三十萬人受到了殘酷的殺戮、恐怖和驅趕。種種跡象表明，在南聯盟進行的是對種族的清洗，而美國和歐盟中富有政治責任的成員國有義務保護阿族人的人權不受侵犯。他認可美國干涉的動機，否認戰爭背後有任何利益的驅動;認為南聯盟嚴重地踐踏人民的人權，國際社會可以越過其國家主權進行直接干預。
其次，他為戰爭提出了第二個合法性理由，即盟軍的"空中打擊"不同於以往的戰爭，"外科手術般精確的"空襲可以有效地保護平民不受傷害。然而，用這些為戰爭辯護顯然不具說服力，因為戰爭必然會造成人民的苦難。此外，他還擔心世界強國會以人權為藉口而肆意侵犯他國內政，因此，他需要從學理上為此次戰爭的正當性進行求證，並闡明他所主張的人權政治前提和條件。
- 思想歷程
- 前交往期(1959--1968)
研究主題是資產階級公共領域的歷史分析以及認識論的歷史重建。哈貝馬斯通過對實證主義和歷史主義的批判，提出了一種批判科學的概念。
- 交往期(1969--1981)
哈貝馬斯從重建歷史唯物主義的角度入手，初步完成了其作為社會批判理論的交往行為理論體系的建立。
- 後交往期(1982--1989)
這期間，哈貝馬斯主要致力於對現代性範疇的歷史清理和形而上學思想的批判，用以抵抗後現代主義和闡述一種建立在語言學轉向基礎上的"後形而上學思想"，從縱向(思想史)和橫向(形而上學批判)的角度，對交往行為理論進行元論證。
- 反思期(1990--2000)
進入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哈貝馬斯開始有意識地把交往行為理論向政治哲學和法哲學領域推進，通過對自由主義政治要領以及社群主義政治要領的批判，主張建立一種新型的話語政治模式，提倡用程序主義來重建民主制度。
哈貝馬斯堅持認為基礎的問題(也就是為批判理論提供可靠的、標準的根據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他並且還很關心批判理論的哲學支柱的發展。這就牽涉到重新建設古典希臘哲學和德國哲學的若干中心命題，真理與道義的不可分割性，事實與價值的不可分割性，以及理論與實踐的不可分割性。他的最終目的是要建立這樣一個框架結構，它能夠兼收並蓄社會科學研究中許許多多顯然是互相匹敵的方法，其中包括意識形態批判，行動理論，社會制度分析以及進化理論等等。
- 思想特色
- 哈貝馬斯的思想特色主要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首先是論戰性。哈貝馬斯進入學術領域後，便不斷向各種不同的思想路線提出挑戰，掀起了一場又一場的學術論爭。值得重視的有:與波普爾、伽達默爾等的方法論之爭;與福科的現代性之爭;與亨利希的形而上學之爭;與諾爾特等的歷史學之爭;與魯曼的社會理論之爭、與羅爾斯的規範民主之爭、與斯洛特迪傑克的基因技術之爭等。
2，其次是綜合性。哈貝馬斯是一位傑出的綜合大師，他把不同的思想路線、理論範疇有機地結合起來，比如對於馬克思主義與精神路線、理論範疇有機地結合起來，比如對於馬克思主義與精神分析的綜合、對於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傳統與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傳統的綜合、對於哲學先驗主義與哲學經驗主義的綜合等。
3，再者是體系性。哈貝馬斯十分重視自身理論體系的構建，長期以來，他逐步從方法論、認識論、語言哲學、社會學、美學、政治學、法學等角度，建立和完善了自己的交往行為理論體系，試圖從規範的角度對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加以系統重建。
4，最後還有實踐性。哈貝馬斯雖然是一位學院派思想家，但十分看重自身思想的實踐性。從1968年積極投身"學生運動"開始，哈貝馬斯在德國的政治實踐領域一直都發揮着巨大的影響力。比如，在1998年德國大選中，哈貝馬斯在關鍵時刻曾為社會民主黨大造輿信紙，提供理論支持。此外，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哈貝馬斯曾率領自己的弟子，與以時任黑森州環境部長的菲舍爾(現任德國外長)為代表的一批政治家組成政治俱樂部，定期舉行政治沙龍，從政治哲學的高度討論重大內政與外交問題，為菲舍爾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學理基礎，比如最近菲舍爾關於歐盟改革的一攬子建議與哈貝馬斯的話語政治模式之間就存在着一定的內在聯繫。
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期開始，哈貝馬斯的著作被翻譯成中文出版，在我國學術界有着不小的影響。迄今，我國已經出版和即將出版的哈貝馬斯著作主要有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哈貝馬斯文集》(六卷本)、三聯書店的《交往行為理論》以及《事實與價值》、譯林出版社的《後形而上學思想》、學林出版社的《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和《認識與興趣》等。
不容否認，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作為一種後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確存在着普遍主義、折中主義以及西方中心主義的問題，這些都值得我們做深入的分析和批判。但哈貝馬斯對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嘗試，特別是他把經典馬克思主義學說與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實踐結合起來的嘗試，值得我們予以認真關注，比如，他對於晚期資本主義合法性危機的透徹分析、對於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對於民族國家範疇的歷史梳理，以及對於全球化語境下民主制度的安排和公民資格的確認等的嚴肅思考，都是十分富有啟發意義的。
主要著述
哈貝馬斯是西方馬克思主義重要流派法蘭克福學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著述豐富，迄今有數十部著作問世，主要代表作包括:
《公共領域的結構變化》
《理論和實踐》
《知識和人類旨趣》
《技術和作為意識形態的科學》
《社會科學的邏輯》
《合法性危機》
《文化與批判》
《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
《溝通與社會進化》
《溝通行動理論》
《真理與論證》
《包容他者》
《事實與價值》
《認識與興趣》
《現代性的哲學話語》
《交往行為理論》
《晚期資本主義的合法性危機》
《後形而上學思想》
社會貢獻
尤爾根·哈貝馬斯所作的最基本的貢獻有以下這些:對公共領域的形成和瓦解所進行的歷史探討(尤·哈貝馬斯:《公開活動的結構變化》，1962年德文版)，對資本主義社會中現代科學技術的地位所進行的考察(尤·哈貝馬斯:《知識與人的利益》(1968)，1971年英文版)，為批判理論制訂一種哲學框架(《理論與實踐》(1963)，1974年英文版;《走向合理的社會》(1968)，1970年英文版)，對行動理論的發展(《交往的理論》，1981年德文版)，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危機的類型所進行的分析(《合法性的危機》)，以及對社會進化論的重新建設。
新著
- 基本權利來自「人性尊嚴」
對於《歐盟的危機》的出版，德國《時代周刊》稱之為「一個歷史性時刻」；《明鏡》雜誌則評論為「拯救歐盟，一位哲學家的任務」；《法蘭克福匯報》則將之稱為「歐洲再次團結起來的宣言」。在這個歐盟的黑暗時刻，哈貝馬斯寫了一本還令人有點希望的書。他一再強調，他堅持的歐洲一體化立場，全球資本主義可以超越民族國家。他也看到歐盟作為一種解決框架正在被深刻改變，但在他看來歐盟不是基於烏托邦幻想而是現實立場。
在這本《歐盟的危機》中，哈貝馬斯說，回到17世紀，所有的基本權利都來自「人性尊嚴」的概念，儘管「人性尊嚴」這個概念直到二戰後才寫進人權的定義中。在哈貝馬斯看來，人權只是闡明了一個更加寬泛的概念即人類尊嚴的法律部分。所以說，人權是理性的道德和積極的法律相互結合的產物，而正是這個結合，「使得我們這個尚未完全自由的社會，對於其現有的權利以及這些權利隨時會被侵蝕的危險，有了更加透徹的理解。」
哈貝馬斯解釋說，二戰以後，人們制定了國際法來預防、限制、解決武裝衝突簡單地說，就是通過解除暴力威脅、促進國際行動的方法，將國家間的關係「國內化」。這個改革的新穎之處在於，讓力量的壟斷保持在成員國之間。
- 歐盟危機威脅到其根基
對於當前的歐盟危機，哈貝馬斯認為，危機不只是銀行業和債務危機，而是對歐盟根基威脅。因為，如今的歐洲政府似乎處於兩面不討好的境地，一方面在對銀行和金融體系嚴加管制，另一方面失望的民眾日益增加，他們對那些不民主、未經法律制定的協定毫無能力。因為歐盟從一開始就是由政治精英所規劃和壟斷的，所以右翼民粹主義者的確能一邊宣揚「國家」是基於血緣和土地的大家庭，一邊又操縱民主的定義。這一趨勢足以摧毀一切試圖跨越民族國家的政治意願，雖然移民、互聯網和大規模旅遊潮已經使得民族國家的邊境日漸曖昧。但哈貝馬斯認為，由於少數領袖和專家已經對政治上的難題無能為力，那麼發動更廣大的市民社會參與政治，才是歐盟當下的核心任務。
正是這個原因，哈貝馬斯把當前的歐盟危機視作重估歐洲事業的機會，他堅持認為，歐洲一體化「不是白日做夢」。哈貝馬斯寫道，每個時代的危機都需要更多的傳統智慧。在哈貝馬斯那裡，模稜兩可的一體化不是依賴於一個完美社會的幻象，而是實實在在的社會理念，也同樣基於民主原則。
在哈貝馬斯看來，歐盟這個脆弱的政治架構不是缺陷，反而是潛在的優勢，它「向着用法律來馴服位於國家核心的暴力，跨出了重要的步驟」，儘管「在這個過程中建立的超越民族國家的政治組織，離成員國的組織機構漸行漸遠」。簡言之，歐盟是個沒有國家的政府。
批評者還在抱怨歐盟還未擁有類似民族國家的主權，因為還不存在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歐洲人民，但哈貝馬斯認為，民主社會意義上具有倫理和政治自覺的公民，不需要一定基於特定的歷史和文化。簡單說，哈貝馬斯認為，在一定的民主方式和共同經驗價值下，公民不必「感知」到他們所屬的特定文化和民族，可以超越國界。他們分享共同的民族和公民價值，他們能夠溝通和辯論。哈貝馬斯說，從歷史上看，憲政民主來源於地域、王朝和民族實體，沒有理由認為，超越民族國家的邊界這一進程就不可以繼續。
- 需要一個「超國家聯盟」
在他看來，當前的歐盟危機根本就沒有說服歐洲人走上布魯塞爾和斯特拉斯堡的那條歐洲民主之路，公眾能夠發表意願的場合少之又少，歐洲議會的決議也不具備國際法的效力。但是在哈貝馬斯看來，還是有三個理由讓歐盟有望成為一個國際共同體。
首先，越多的人參與討論超越民族國家的政治，就越有可能出現規範和大眾的共識。
其次，就像歐洲公民一樣，全球公民並不需要全球性的民族或國家認同：全球公民的身份完全可以建立在彼此都認同的原則之上，比如思想的自由、政治的誠實公正以及法治。
最後，就像歐洲的情況那樣，個人身為各自國家的公民和新聯盟的公民，在法律上可以同時認可新的政府。自此，國家不再是享有完全主權的權力體，而是成為了國際社會的成員。世界公民具備了這個超越國家的特點，又對新的交往結構產生了需要，他們的聯合將不再以「彼此認同的政治文化」為基礎。
哈貝馬斯想象的並不是一個全球共和國，而是一個建立在孤立的主權之上的、由公民和政府組成的超國家的聯盟，比如歐盟。生態和技術危機所威脅的，不是單個的國家或幾個國家組成的聯盟，它們需要的是世界各國的合作，只有這樣，才能制訂出全球通行的標準和程序，也才能應對這些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