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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莺莺西厢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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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剧叙写了书生张生（名珙字君瑞 ）与相国小姐崔莺莺在侍女红娘的帮助下，冲破孙飞虎、崔母、郑恒等人的重重阻挠，终成眷属的故事。

该剧具有较浓的反封建礼教的色彩，作者写青年人对爱情的渴望，写情与欲的不可遏制与正当合理，写青年人自身的愿望与家长意志的冲突；表达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爱情观。全剧体制宏伟，用了五本二十一折连演一个完整的故事，这在古代杂剧中是罕见的。该剧情节引人入胜，形象鲜明生动，文采斐然，具有诗情画意。

内容简介

张生在普救寺相遇相国小姐崔莺莺，一见钟情，而无计亲近。恰遇叛将孙飞虎率兵围寺，要强索莺莺为压寨夫人；张生在崔母亲口许婚下，依靠友人白马将军的帮助，解除了危难。不料崔母却食言赖婚，张生相思成疾。莺莺心爱张生而不愿正面表白；几经波折，在红娘的帮助下，莺莺终于至张生住处私会。崔母觉察迹象，拷问红娘，反被红娘几句话点中要害，勉强答应了婚事，却又以门第为由，令张生立即上京应试。十里长亭送别之后，张生到京考中状元；而郑恒借机编造谎言，说张生已在京另娶，老夫人又一次赖婚，要莺莺嫁于郑恒。后张生赶来，郑恒撞死，崔、张完婚。

创作背景

《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故事虽本唐代元稹《莺莺传》，实际却是脱胎于金代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 [4] 王实甫曾任陕西县令、陕西行台监察御史。后来由于他不满当时官场的龌龊，愤而辞官，决心以写戏抒发心中之郁懑。于是他回到出生地中山府，开始了杂剧创作。金代的一位姓董的读书人，依据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改编成《诸宫调西厢记》，把原来故事中的主人公莺莺写成是博陵郡人。定州在隋代就称博陵郡，所以在博陵一带莺莺和张生的故事流传相当广泛。相传在定州崔沿士一带曾有过崔莺莺的墓冢。王实甫正是根据这一点，在中山府开始了他的杂剧《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的写作。 [6] 该剧大约写于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年）。

作品鉴赏

作品主题

《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正面提出了“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属”的主张，具有更鲜明的反封建礼教和封建婚姻制度的主题。 首先，《崔莺莺待月西厢记》歌颂了以爱情为基础的结合，否定封建社会传统的联姻方式。作为相国小姐的莺莺和书剑飘零的书生相爱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以门第、财产和权势为条件的择偶标准的违忤。莺莺和张生始终追求真挚的感情。他们最初是彼此对才貌的倾心，经过联吟、寺警、听琴、赖婚、逼试等一系列事件，他们的感情内容也随之更加丰富，这里占主导的正是一种真挚的心灵上的相契合的感情。

其次，莺莺和张生实际上已把爱情置于功名利禄之上。张生为莺莺而“滞留蒲东”，不去赶考；为了爱情，他几次险些丢了性命，直至被迫进京应试，得中之后，他也还是“梦魂儿不离了蒲东路”。莺莺在长亭送别时叮嘱张生“此一行得官不得官，疾便回来”，她并不看重功名，认为“但得一个并头莲，煞强如状元及第”；即使张生高中的消息传来，她也不以为喜而反添症候。《崔莺莺待月西厢记》虽然也是以功成名就和有情人终成眷属作为团圆结局，但全剧贯穿了重爱情、轻功名的思想，显示出王实甫思想的进步性。

艺术特色

相较于《莺莺传》简单描述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的故事情节，《西厢记》的情节无疑要丰富得多，人物形象也立体生动得多，更容易博取读者的好感。《莺莺传》里的张生热衷于追求功名利禄，不敢反抗崔夫人这种封建家长，甚至对莺莺始乱终弃，令人厌恶。但《崔莺莺待月西厢记》里的张生却勇于追求爱情，且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既可爱又感人。莺莺对爱情的追求更是强烈，在与张生互生情愫后，她全然不顾世人的眼光，主动接近张生。送张生进京赶考时，她对张生能否高中毫不介意，只盼他早日考完，早日归来。这种毫不掺杂物质诱惑的纯洁爱情观，令人动容。除了男女主角外，《崔莺莺待月西厢记》里的红娘形象也相当突出，她本受崔夫人之命，去监视小姐的一举一动，结果却成了帮助小姐追求自由爱情的好帮手。她聪明机灵，有智有谋，周旋在张生和崔夫人之间，每每都会将强横的崔夫人逼得无言以对，说她是张生和莺莺的爱情军师，一点儿都不为过。两人最后能有情人终成眷属，实在要多谢红娘从中穿针引线。

除了饱满的故事、立体的人物和明确的主旨外，《崔莺莺待月西厢记》的唱词也十分突出，极富诗意，读起来就如同一首首曼妙至极的抒情诗，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