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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原名李尧棠，字芾甘，1904年11月25日生于成都一个旧式的大家庭中。1919年的“五四”运动给这个15岁少年的心田投入了一把火，他的心开始燃烧。为了“向西方寻找真理”，他于1927年赴法留学。本来，他来法的目的是学经济，但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巴尔扎克、左拉以及托尔斯泰等文学大师的作品，被深深地打动了。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写了30多篇杂感、短论、通讯等作品，还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巨著《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
巴金年轻时在沙多-吉里市写出一鸣惊人的处女作《灭亡》。在小说《灭亡》出版80周年之际，为纪念该市与巴金的渊源，沙多-吉里市政府决定将2009年定为“巴金年”[1]。
沙多-吉里(Chateau-Thierry)市
风景如画、人杰地灵的法国小城沙多-吉里市，距巴黎百余公里，人口不足两万。它是法国家喻户晓的著名寓言诗人让·德·拉封丹(1621-1695)的故乡。几个世纪后的1927年至1928年间，中国文学巨匠巴金(1904—2005)也来到该市的拉封丹中学就读，并在此创作完成中篇处女作《灭亡》。于是，这座小城与中国发生了联系。
拉封丹与巴金
2009年5月7日，拉封丹故乡的市长雅克·克拉巴尔和中国驻法使馆临时代办曲星、拉封丹中学校长贝尔纳·普特雷尔，共同为悬挂在校门口右侧的巴金纪念牌揭幕，拉开了沙多-吉里市“巴金年”的序幕。一张巴金年轻时的照片镶嵌在纪念牌中央，两侧用中、法文介绍这位“人民作家”不平凡的一生。来宾们还参观了巴金巴金资料图片展，并观赏了师生们精心准备的文艺演出。该市“巴金年”的纪念项目还包括，在拉封丹博物馆、市图书馆等公共场所举办有关巴金和中国的一系列展览、报告会等活动，并专门为此出版了巴金纪念画册。
比巴金年长近300年的“大师兄”拉封丹，是法国古典主义代表作家之一。在法国人的心目中，第一位和第二位的作家当属雨果和莫里哀，那第三位肯定就是拉封丹。如在农民中进行民调，拉封丹一定会得头牌。拉封丹在中国也很有读者缘，《龟兔赛跑》《乌鸦与狐狸》的故事几乎家喻户晓。
让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学大师之一，举世公认的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巴金的照片悬挂在拉封丹中学的大门口，和矗立在广场上的法国文学巨匠拉封丹的雕像相互映衬，让两个相隔几百年的天才的灵魂共同投射在法国人尤其年轻人的心田里，这是意味深长的。
文学大师从沙多﹒吉里起步
关于《灭亡》的写作，巴金后来写道：“每晚回到旅馆里，我稍微休息一下疲倦的身子，就点燃煤气炉，煮茶来喝。于是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响了，沉重地打在我的心上。在这样的环境里过去的回忆继续来折磨我了。我想到那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我想到那过去的一切，心就像被刀割着痛，那不能熄灭的火焰又猛烈地燃烧起来了。为了安慰这颗寂寞年轻的心，我便开始把我从生活里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每晚上一面听着圣母院的钟声，我一面在练习簿上写一点类似小说的东西，就这样在三个月里我写成了《灭亡》前四章。”1928年8月，他在法国的沙多-吉里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小说《灭亡》，并第一次署上了“巴金”这个笔名，《灭亡》带着该市的邮封寄往了上海。
他为什么选‘巴金’这个笔名呢？巴金在1957年9月27日致前苏联作家彼得罗夫的信中对自己的名字做了注解：“一九二八年八月我写好了《灭亡》，要在原稿上署名，我想找两个笔画较少的字。我当时正在翻译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我看到了‘金’字，就在稿本上写下来。就在这个时候得到了一个朋友自杀的消息，这个朋友姓巴，我和他在法国沙多-吉里同住了一个不长的时期。他就是我在《死去的太阳》序文中所说的‘我的一个朋友又在项热投水自杀’的那个中国留学生。我们并不是知己朋友，但是在外国，人多么重视友情。我当时想到他，我就在‘金’上面加了一个‘巴’字。从此‘巴金’就成了我的名字。”
《灭亡》写的是一个革命者杜大心的故事，巴金说：“横贯全书的悲哀都是我底悲哀。”小说在1929年的《小说月报》一至四期连载，引起强烈反响。编辑叶圣陶称赞《灭亡》：“很引起读者注意，也很博得读者好感。”并且预言：“将来当更有热烈的评赞机会的。”其他许多批评家也都认为《灭亡》是少见的优秀作品。当年底巴金回国时，惊讶地发现自己已经是沪上声望很高的作家了。
应该说，巴金终生熊熊燃烧的文学烈火是在法国点燃的，他创作的火山是在沙多-吉里——这片出现过多个蜚声世界的文学家的热土上开始喷薄的。
巴金晚年的小城之梦
巴金在其晚年作品《随想录：沙多-吉里》中，对这里的生活充满了怀念：“五十年来我做过不少沙多-吉里的梦。在事繁心乱的时候，我常常想起在那个小小古城里度过的十分安静的日子。”他回忆起拉封丹中学看门人古然夫人那慈母般的声音带给他的温暖。暑假期间，他和两个同学就在传达室里用餐，古然夫人给他们做饭。即使在文革期间，“我在靠边挨斗的那一段时期中，我的思想也常常在古城的公墓里徘徊。到处遭受白眼之后，我的心需要找一个免斗的安静所在”，而这个安静所在竟然就是沙多-吉里。
数十年后的1979年，巴金重返该市。他写道：“我走进50年前的大饭厅的时候，我还在想我是不是在做梦。”当他从市长和副市长手里分别接过了沙多-吉里的市徽和拉封丹的像章，又一次“陶醉在无穷无尽的友谊之中”。“这次重返法国的旅行使我懂得一件事情：友谊是永恒的，并没有结束的时候。即使我的骨头化为灰烬，我追求友谊的心也将在人间燃烧。”
巴金在追求真理的心路历程中，确实从思想、文化营养丰富的法国汲取了颇多养分，《巴黎圣母院》的钟声弹拨了他的醒世神经，沙多-吉里的热土焕发了他走向文学巨匠的激情……
1983年5月，法国政府授予巴金“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密特朗总统为其授勋时致辞：“我的国家在此推崇现代中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家》、《寒夜》、《憩园》的不朽作品的作者，艺术不倦的创作者。您的自由、开放与宏博的思想，使您成为本世纪伟大的见证人……您就是中国形象本身，一个经过若干世纪的考验的，并且不断从自身产生复兴动力的、兄弟般的中国形象本身。”
巴金过世之后，友谊之火不仅没有熄灭，反而燃烧得更绚丽了。它不仅染红了沙多-吉里的天空、法兰西的天空，还染红了东西方的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