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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喾复辟 帝喾”原型乃殷汤辛氏岳父 ——辛氏，曾经的正统商朝皇族
“帝喾”原型乃殷汤辛氏岳父
周人始祖
周人始祖为“稷”，殷人始祖为“契”，周人与殷人是明明白白的两个具有迥异文化传统的完全不同的族属，可在后世的“宣传材料”中，他们的“始祖”之前，却又共同地出现了同一个其“始祖之所自出” ——帝喾。 对此，清代考古辨伪学家崔述在他的《王政三大典考》中的第二篇《经传禘祀通考》中予以了犀利的批驳：
“‘始'也者，最初之名也。‘始祖'也者，即所谓祖之所自出者也。始祖之前岂遂无人，而莫知其为谁，故即以此祖为始祖而奉之于太庙；若复别有所自出之人，则此祖不得谓之始祖矣。……岂容于始祖之前而复别求所自出哉!”
“稷”与“契”既然已经分别是周人和殷人的始祖，又何来“始祖”之前的“帝喾”呢？如果“稷”与“契”为“帝喾”之子，其又怎会分别成为周人和殷人的“始祖”呢？
既然“帝喾”是周人始祖“稷”和殷人始祖“契”的“生父”，那么周人及殷人的始祖就理应是“帝喾”。有“帝喾”这么一位五帝之一的显赫祖先，周人与殷人又有何理由不直截了当以“帝喾”为始祖呢？
周人与殷人
周人与殷人无论在史料中（除了突兀的靠不住的帝喾传说），还是在考古学文化上都毫无交集之处，是明明白白的两个迥异的不同族属，又怎么会在毫无记载的远古时代有帝喾元妃、次妃所生这样如此清晰的来历细节呢？
更为关键的是，帝喾本人及其来历，就是一件早已令人疑窦丛生的事情了。
发现二里头遗址的徐旭生先生，在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一书中，一提到帝喾便说：“对于这位人帝，我们没有好多话可说，因为材料太贫乏了……就是善于附会的人也没有大办法……因为这一些材料，可以说无不可疑。《大戴礼记·五帝德》篇说他的氏族叫高辛氏,我们遍考可靠的古书，一点线索也找不岀来。《五帝德》与《帝系》两篇是齐鲁儒者所作综合的结果，里面有不少靠不住的材料。此后的说者几乎完全受它的影响。说话的人虽说不少，但是因为同出一源，所以并不能增加它的可靠性。我们现在可以老实地说:两个名词中间是否有关系,我们完全无法知道。所以古书中谈及高辛氏的事迹，我们并不能随便把它们算在帝喾的账上……”
徐旭生先生在此段文字的长篇注解中作出了如下判断：“高辛氏的“辛”或与伊尹“为有莘氏媵臣”（《史记•殷本纪》）的“有莘”有关。”笔者的相关研究，恰恰为徐旭生先生半个多世纪之前的先见之明增加了新的证据——无论“高辛”或“有辛”（“有莘”），其实指向的都是“辛氏”。
而徐旭生先生在这段长注中“我又疑惑高阳与高辛的‘高’或同出一源”这一句话对笔者也带来了启示。这一启示在于“高阳”与“高辛”构词结构上的一致。笔者觉得，这里的“高”字或许只是表明这两个氏族血统之高贵。那么“高阳”就应该指“阳氏”。“辛氏”是大禹后裔是笔者非常熟悉的，而徐旭生先生既然怀疑“高阳”与“高辛”同出一源，那么，“阳氏”也应与大禹族有关联。而查看“禹裔百家姓”，“阳氏”果然历历在目。
这说明“高阳”、“高辛”之“高”只是形容其高贵，这两个氏族其实就是“阳氏”、“辛氏”。由此亦可证明，所谓“高辛氏”与“有辛氏”毫无二致，就是“辛氏”。
所谓的“帝颛顼高阳氏”，原来与大禹同源。即使不是大禹后裔，也应与大禹有着共同的族源。
这一情况意味着进一步的启示：“三皇五帝”所本原型，或许基本上都是出自夏人史籍所载人物。具体地说，这些原型可能多数原本都属夏族。
三皇五帝
关于有着各种氏称的“三皇五帝”，笔者早先已有推测，而此例则初步验证了笔者的以往推测，且又加深了笔者所悟——所谓远古的“三皇五帝”，的确各有其所本，但所本之原型，并不具备后世所表的归属上的广泛性。其原型基本上或多数应该是来自古老记载中的狭义华夏族的先圣先祖。因为当时的正统史籍应该基本就是夏人的史籍，而仅靠口头传递（没有史诗的情况下）的其他族群的远古先祖事迹，传不过几代就会湮灭的。所以为当时世人所知的先圣先帝，也只能基本上都属夏人。对于这些夏人先圣先帝，后世进行了演绎杜撰，使其具有了广泛的涵盖，且各自归属于本不相干的各主要族群。'[1]
这种事情发生在历经夏商周三代的更替、革命之后，原有的核心氏族，其氏族组织及其结构关系，都受到了不小的冲击。在战乱中的迁徙、离散、解体、融合、发展、衍变，使其混迹于其他族群之中，原来简单明确的族群关系变得日益复杂，难以厘清，而夺得天下的族群（比如周族），又没有像样的可以标榜的高贵血统来源。于是，在这种情况下，创造广泛涵盖且各有归属的先圣先帝的演绎杜撰，可以说是自然的甚至是必然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作为“五帝”之一的“高辛氏帝喾”是不存在的。如果“帝喾”真有其人，就只能是殷汤的“有莘氏”（有辛氏）岳父。
这一点，即“帝喾”原型本是殷汤的“有辛氏”岳父，其最直接的证据就是，殷人在河南安阳市内黄县有祭祀“帝喾”的“帝喾陵”，而辛氏，则在陕西渭南市合阳县，即所谓“莘氏”地望，亦有祭祀“帝喾”的“帝喾陵”。
合阳县“辛氏”是明确的姒姓夏人“有莘氏”即“有辛氏”后裔，他们没有理由祭祀殷人先祖；
殷人与夏人辛氏为不同族属，却与夏人“辛氏”共同祭祀“帝喾”，而殷人只有祭祀辛氏的一位确定的先祖即殷汤岳父才是理由充足的。而殷人的“商”字国号又恰恰就是辛氏国号（见拙贴《“商”可自证为辛氏国号》）。这正说明，殷人的“殷商”政权，也恰恰是从殷汤岳父即辛氏商王手里“继承”而来的。
所以，殷人祭祀殷汤辛氏岳父不但合理，而且势在必然。
正因为殷人的“殷商”政权是从殷汤岳父即辛氏商王手里“继承”而来，所以，辛氏商王便成为殷汤之“先王”，于是才会有“汤始居亳，从先王居。”
而汤从先王所居之“亳”，必是原斟寻夏都即二里头都城无疑。
而那位辛氏老商王，即殷汤岳父，其谥号就应是“帝喾”。
“真正的”帝喾陵可能并不在陕西合阳，因为原始的帝喾陵有可能被殷人“霸占”着，最后被他们迁到了豫北。但这对于我们的讨论并不重要。因为中国人对于自己崇敬的祖先，即使没有其灵柩，也会因为纪念和祭祀的需要，为其设墓立庙。所以，夏人辛氏和殷人都为“帝喾”设墓立庙，只能说明，他们共认“帝喾”为先王。所以，这位“帝喾”同时受到了辛氏后裔以及殷汤后裔的共同祭祀。
辛氏认“帝喾”为先王，为其设墓立庙，常年祭祀，是因为“帝喾”就是他们的血亲先王。这位辛氏先王，就是灭夏的“商王”。从这一点讲，“帝喾”也不可能是“五帝”之一。
殷人认“帝喾”为先王，是因为“帝喾”是他们的“殷商”王权和“冒领”的高贵血统之所由来。所以殷人为“帝喾”设墓立庙，也是现实需要，势在必然。而到了后来，殷人为了让自己的血统继续提升并与早期“帝王”直接建立联系，反而需要撇清曾经借助有辛氏的这层关系了。于是他们利用王权的强力，在其讲述的“殷人故事”中，把“帝喾”活动的年代大大提前，并以其为原型，创造出了“五帝之一”的“帝喾高辛氏”的神话。这才在其本来的“始祖契”之前，又冒出一个始祖契之“所自出”的叠床架屋的“帝喾”来。
后来，早期连殷人是“商人”都不愿承认的周，在统治过程中，逐渐理解了殷人伪造“帝喾”和其虚假血统的用心，不仅承认了“帝喾”的存在，而且根据自己的需要，也学着殷人的样子，对“帝喾”这个伪造的神话加以了利用。
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提到的，周人与殷人本是明明白白的两个具有迥异文化传统的完全不同的族属，却在“宣传材料”中，具有了共同的血统来源：帝喾。即在其始祖“稷”之前，复别加“始祖之所自出”的不合逻辑的闹剧。
在豫东也有“帝喾陵”，同样应该是出自辛氏后裔为纪念祭祀老“商王”的需要而设。而豫东，又正是辛氏最早的老家。[2]
辛氏是因为与殷汤联军共同灭夏而从豫东西进至豫西的二里头夏都的，并在那里建立起商朝，后来殷汤以“入族子”兼女婿的身份，接替了辛氏老商王的王位。殷、商两族友好相处，寄望着融合为一族的共同未来。
殷商时代。
然而，殷汤死后，意外频出。历史并没有按老商王、殷汤及伊尹共同谋划的路线发展，老商王的两个外孙（殷汤与有辛氏女所生之子）都在继位后不久离奇死去，而与有辛氏没有血缘关系的太甲（殷汤之孙）继位后因不尊汤法，暴虐而被伊尹囚禁，最后太甲潜出带兵攻入二里头亳都，杀掉了伊尹。复辟后的太甲，公开与辛氏决裂，并对夏人采取了残酷镇压的政策。从此进入了“殷商”时代。
于是，辛氏的主体部分被迫迁往陕西。对此下文详述。
[①] 《礼记▪大传》：“礼，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②] 引自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236页。
[③].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03页注。
[④] 陕西渭南市合阳县并非辛氏的始封地，其始封地和早期活动地区，就在文献中“商侯”的主要活动区域内。综合分析，其始封地应在豫东西部，即杞县一带，那里曾有所谓“莘昌亭”（实应为“辛昌亭”）。《陈留风俗传》云：“陈留郡外黄县有莘昌亭，本宋国地，莘氏邑也。”
[⑤].郭沫若]：《奴隶制时代》，《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页：“根据卜辞的记载来看，殷人自己自始至终都称为商而不自称为殷的。在周初的铜器铭文中才称之为殷，起先是用‘衣’字，后来才定为殷。衣是卜辞中的一个小地名，是殷王畋猎的地方。周人称商为衣、为殷，大约是出于敌忾。同样的情形也表现在其后的楚国的称谓上，楚国不自称为荆，别的国家始称之为荆，应该也是出于敌忾。这犹如以前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不称我们为中国，而一定要称为‘支那’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