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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嚳復辟 帝嚳」原型乃殷湯辛氏岳父 ——辛氏，曾經的正統商朝皇族
「帝嚳」原型乃殷湯辛氏岳父
周人始祖
周人始祖為「稷」，殷人始祖為「契」，周人與殷人是明明白白的兩個具有迥異文化傳統的完全不同的族屬，可在後世的「宣傳材料」中，他們的「始祖」之前，卻又共同地出現了同一個其「始祖之所自出」 ——帝嚳。 對此，清代考古辨偽學家崔述在他的《王政三大典考》中的第二篇《經傳禘祀通考》中予以了犀利的批駁：
「『始'也者，最初之名也。『始祖'也者，即所謂祖之所自出者也。始祖之前豈遂無人，而莫知其為誰，故即以此祖為始祖而奉之於太廟；若復別有所自出之人，則此祖不得謂之始祖矣。……豈容於始祖之前而復別求所自出哉!」
「稷」與「契」既然已經分別是周人和殷人的始祖，又何來「始祖」之前的「帝嚳」呢？如果「稷」與「契」為「帝嚳」之子，其又怎會分別成為周人和殷人的「始祖」呢？
既然「帝嚳」是周人始祖「稷」和殷人始祖「契」的「生父」，那麼周人及殷人的始祖就理應是「帝嚳」。有「帝嚳」這麼一位五帝之一的顯赫祖先，周人與殷人又有何理由不直截了當以「帝嚳」為始祖呢？
周人與殷人
周人與殷人無論在史料中（除了突兀的靠不住的帝嚳傳說），還是在考古學文化上都毫無交集之處，是明明白白的兩個迥異的不同族屬，又怎麼會在毫無記載的遠古時代有帝嚳元妃、次妃所生這樣如此清晰的來歷細節呢？
更為關鍵的是，帝嚳本人及其來歷，就是一件早已令人疑竇叢生的事情了。
發現二里頭遺址的徐旭生先生，在其《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一書中，一提到帝嚳便說：「對於這位人帝，我們沒有好多話可說，因為材料太貧乏了……就是善於附會的人也沒有大辦法……因為這一些材料，可以說無不可疑。《大戴禮記·五帝德》篇說他的氏族叫高辛氏,我們遍考可靠的古書，一點線索也找不岀來。《五帝德》與《帝系》兩篇是齊魯儒者所作綜合的結果，裡面有不少靠不住的材料。此後的說者幾乎完全受它的影響。說話的人雖說不少，但是因為同出一源，所以並不能增加它的可靠性。我們現在可以老實地說:兩個名詞中間是否有關係,我們完全無法知道。所以古書中談及高辛氏的事跡，我們並不能隨便把它們算在帝嚳的賬上……」
徐旭生先生在此段文字的長篇註解中作出了如下判斷：「高辛氏的「辛」或與伊尹「為有莘氏媵臣」（《史記•殷本紀》）的「有莘」有關。」筆者的相關研究，恰恰為徐旭生先生半個多世紀之前的先見之明增加了新的證據——無論「高辛」或「有辛」（「有莘」），其實指向的都是「辛氏」。
而徐旭生先生在這段長注中「我又疑惑高陽與高辛的『高』或同出一源」這一句話對筆者也帶來了啟示。這一啟示在於「高陽」與「高辛」構詞結構上的一致。筆者覺得，這裡的「高」字或許只是表明這兩個氏族血統之高貴。那麼「高陽」就應該指「陽氏」。「辛氏」是大禹後裔是筆者非常熟悉的，而徐旭生先生既然懷疑「高陽」與「高辛」同出一源，那麼，「陽氏」也應與大禹族有關聯。而查看「禹裔百家姓」，「陽氏」果然歷歷在目。
這說明「高陽」、「高辛」之「高」只是形容其高貴，這兩個氏族其實就是「陽氏」、「辛氏」。由此亦可證明，所謂「高辛氏」與「有辛氏」毫無二致，就是「辛氏」。
所謂的「帝顓頊高陽氏」，原來與大禹同源。即使不是大禹後裔，也應與大禹有着共同的族源。
這一情況意味着進一步的啟示：「三皇五帝」所本原型，或許基本上都是出自夏人史籍所載人物。具體地說，這些原型可能多數原本都屬夏族。
三皇五帝
關於有着各種氏稱的「三皇五帝」，筆者早先已有推測，而此例則初步驗證了筆者的以往推測，且又加深了筆者所悟——所謂遠古的「三皇五帝」，的確各有其所本，但所本之原型，並不具備後世所表的歸屬上的廣泛性。其原型基本上或多數應該是來自古老記載中的狹義華夏族的先聖先祖。因為當時的正統史籍應該基本就是夏人的史籍，而僅靠口頭傳遞（沒有史詩的情況下）的其他族群的遠古先祖事跡，傳不過幾代就會湮滅的。所以為當時世人所知的先聖先帝，也只能基本上都屬夏人。對於這些夏人先聖先帝，後世進行了演繹杜撰，使其具有了廣泛的涵蓋，且各自歸屬於本不相干的各主要族群。'[1]
這種事情發生在歷經夏商周三代的更替、革命之後，原有的核心氏族，其氏族組織及其結構關係，都受到了不小的衝擊。在戰亂中的遷徙、離散、解體、融合、發展、衍變，使其混跡於其他族群之中，原來簡單明確的族群關係變得日益複雜，難以釐清，而奪得天下的族群（比如周族），又沒有像樣的可以標榜的高貴血統來源。於是，在這種情況下，創造廣泛涵蓋且各有歸屬的先聖先帝的演繹杜撰，可以說是自然的甚至是必然的。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作為「五帝」之一的「高辛氏帝嚳」是不存在的。如果「帝嚳」真有其人，就只能是殷湯的「有莘氏」（有辛氏）岳父。
這一點，即「帝嚳」原型本是殷湯的「有辛氏」岳父，其最直接的證據就是，殷人在河南安陽市內黃縣有祭祀「帝嚳」的「帝嚳陵」，而辛氏，則在陝西渭南市合陽縣，即所謂「莘氏」地望，亦有祭祀「帝嚳」的「帝嚳陵」。
合陽縣「辛氏」是明確的姒姓夏人「有莘氏」即「有辛氏」後裔，他們沒有理由祭祀殷人先祖；
殷人與夏人辛氏為不同族屬，卻與夏人「辛氏」共同祭祀「帝嚳」，而殷人只有祭祀辛氏的一位確定的先祖即殷湯岳父才是理由充足的。而殷人的「商」字國號又恰恰就是辛氏國號（見拙貼《「商」可自證為辛氏國號》）。這正說明，殷人的「殷商」政權，也恰恰是從殷湯岳父即辛氏商王手裡「繼承」而來的。
所以，殷人祭祀殷湯辛氏岳父不但合理，而且勢在必然。
正因為殷人的「殷商」政權是從殷湯岳父即辛氏商王手裡「繼承」而來，所以，辛氏商王便成為殷湯之「先王」，於是才會有「湯始居亳，從先王居。」
而湯從先王所居之「亳」，必是原斟尋夏都即二里頭都城無疑。
而那位辛氏老商王，即殷湯岳父，其諡號就應是「帝嚳」。
「真正的」帝嚳陵可能並不在陝西合陽，因為原始的帝嚳陵有可能被殷人「霸占」着，最後被他們遷到了豫北。但這對於我們的討論並不重要。因為中國人對於自己崇敬的祖先，即使沒有其靈柩，也會因為紀念和祭祀的需要，為其設墓立廟。所以，夏人辛氏和殷人都為「帝嚳」設墓立廟，只能說明，他們共認「帝嚳」為先王。所以，這位「帝嚳」同時受到了辛氏後裔以及殷湯後裔的共同祭祀。
辛氏認「帝嚳」為先王，為其設墓立廟，常年祭祀，是因為「帝嚳」就是他們的血親先王。這位辛氏先王，就是滅夏的「商王」。從這一點講，「帝嚳」也不可能是「五帝」之一。
殷人認「帝嚳」為先王，是因為「帝嚳」是他們的「殷商」王權和「冒領」的高貴血統之所由來。所以殷人為「帝嚳」設墓立廟，也是現實需要，勢在必然。而到了後來，殷人為了讓自己的血統繼續提升並與早期「帝王」直接建立聯繫，反而需要撇清曾經藉助有辛氏的這層關係了。於是他們利用王權的強力，在其講述的「殷人故事」中，把「帝嚳」活動的年代大大提前，並以其為原型，創造出了「五帝之一」的「帝嚳高辛氏」的神話。這才在其本來的「始祖契」之前，又冒出一個始祖契之「所自出」的疊床架屋的「帝嚳」來。
後來，早期連殷人是「商人」都不願承認的周，在統治過程中，逐漸理解了殷人偽造「帝嚳」和其虛假血統的用心，不僅承認了「帝嚳」的存在，而且根據自己的需要，也學着殷人的樣子，對「帝嚳」這個偽造的神話加以了利用。
於是，就有了本文開頭提到的，周人與殷人本是明明白白的兩個具有迥異文化傳統的完全不同的族屬，卻在「宣傳材料」中，具有了共同的血統來源：帝嚳。即在其始祖「稷」之前，復別加「始祖之所自出」的不合邏輯的鬧劇。
在豫東也有「帝嚳陵」，同樣應該是出自辛氏後裔為紀念祭祀老「商王」的需要而設。而豫東，又正是辛氏最早的老家。[2]
辛氏是因為與殷湯聯軍共同滅夏而從豫東西進至豫西的二里頭夏都的，並在那裡建立起商朝，後來殷湯以「入族子」兼女婿的身份，接替了辛氏老商王的王位。殷、商兩族友好相處，寄望着融合為一族的共同未來。
殷商時代。
然而，殷湯死後，意外頻出。歷史並沒有按老商王、殷湯及伊尹共同謀劃的路線發展，老商王的兩個外孫（殷湯與有辛氏女所生之子）都在繼位後不久離奇死去，而與有辛氏沒有血緣關係的太甲（殷湯之孫）繼位後因不尊湯法，暴虐而被伊尹囚禁，最後太甲潛出帶兵攻入二里頭亳都，殺掉了伊尹。復辟後的太甲，公開與辛氏決裂，並對夏人採取了殘酷鎮壓的政策。從此進入了「殷商」時代。
於是，辛氏的主體部分被迫遷往陝西。對此下文詳述。
[①] 《禮記▪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②] 引自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236頁。
[③].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年，103頁注。
[④] 陝西渭南市合陽縣並非辛氏的始封地，其始封地和早期活動地區，就在文獻中「商侯」的主要活動區域內。綜合分析，其始封地應在豫東西部，即杞縣一帶，那裡曾有所謂「莘昌亭」（實應為「辛昌亭」）。《陳留風俗傳》云：「陳留郡外黃縣有莘昌亭，本宋國地，莘氏邑也。」
[⑤].郭沫若]：《奴隸制時代》，《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頁：「根據卜辭的記載來看，殷人自己自始至終都稱為商而不自稱為殷的。在周初的銅器銘文中才稱之為殷，起先是用『衣』字，後來才定為殷。衣是卜辭中的一個小地名，是殷王畋獵的地方。周人稱商為衣、為殷，大約是出於敵愾。同樣的情形也表現在其後的楚國的稱謂上，楚國不自稱為荊，別的國家始稱之為荊，應該也是出於敵愾。這猶如以前的日本帝國主義者不稱我們為中國，而一定要稱為『支那』的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