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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和尊嚴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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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和尊嚴》是中國當代作家柏楊所作圖書《西窗隨筆》中的一篇雜文。

作品欣賞

第一 養養幽默感

提起來幽默感,義和團同志一定又摔小辮子曰:「我們古已有之。」君不見《史記》上有〈滑稽列傳〉乎,可見古人的風趣。現在只有復古就成啦,用不着向外洋學習,否則你就是猛拔尊鼻想當洋大人。我想幽默是純洋大人的玩藝,中國古時候恐怕沒有,有之的話,也只有滑稽,而滑稽和幽默卻是兩回事,他們在形式上有時可能混淆,但基礎卻大不同,滑稽是一種輸出的情操,目的只在別人,而幽默都包括自己。我想單憑直覺,就可以發現中華民族恐怕是世界上最缺少幽默感的一個民族,是不是上帝偏心,當初造人時,故意不在中國人腦筋里放下幽默感那條筋,我不知道。即令放得有,兩三千年下來,左醬右醬,也醬得差不多啦。嗚呼,專制產生諷刺,民主產生幽默。諷刺是冷冷的觀察,幽默是熱情得連自己也參與在內。也就是說,迫害產生諷刺;越諷刺,越迫害;越迫害,也越諷刺,成為一個惡性循環。而幽默產生寬容;越寬容,越幽默;越幽默,也越寬容,結果是一團祥和。

因為缺少幽默的緣故,即令家庭之中,夫婦之愛,子女之親,都弄得無啥樂趣,孔丘先生提倡「食不言,寢不語」,他閣下的尊家和冰窖有啥區別乎哉?最近電視上每逢星期三有美國影集《妙爸爸》節目,每個人都應看看,柏楊先生要是大權在握,一定弄一條法律,凡不按時收看的傢伙,一律罰一塊錢,以充實柏楊夫人的脂粉費。我們真應該用來跟《紅樓夢》上賈政先生的家比一比,也跟自己的家比一比,努力學學那位妙爸爸,妙媽媽,妙姐姐,妙弟弟,妙妹妹。和那種充滿了靈性的真摯的愛,以及那種充滿了靈性的表達方式。他們有爭執,有誤會,有幫助,表面上看起來他們之間的關係是脆弱得好像各自為戰,隨時可以四分五裂,實際上那才是一個堅固而永在的家。

中國人恐怕很少這種風趣,事業上稍微有點影子,無論臉上心上,就立刻插上一根冰棒,來一個「君子不重則不威」,其僵如屍,護短如護命,渾身上下沒有一個毛孔不往外亂冒崽氣。嗚呼,君不見阿Q先生乎,有憤怒,有勇氣,有嘴臉,獨獨沒有幽默。怎樣使阿Q先生有幽默,真是一個偉大的課題。夫幽默是人生的滑潤油,不但能使人際關係轉得輕鬆,也可以使人際關係轉得愉快。幽默不是做作,而是出自內心的高貴情操,化吉化凶?成為敵人或成為朋友?栽筋斗或走平坦大道?都在一念之間,有幽默感的高高興興,沒有幽默感的背皮發緊;蓋面孔繃得久啦,影響所及,連屁股都會扭曲。第二 應有打官司的勇氣?一切爭執訴諸法律我們中國,一向是鼓勵人們息訟的,李世民先生當皇帝時,史書上說,連監獄都空空如也,世稱為太平之治。蓋小民一個個安居樂業,沒人打官司,自沒人被關起來也。古人無不努力宣傳「訟終凶」,實際上也實是「訟終凶」,打官司的結果,遇到說不準學,不但錢沒有啦,而且也受盡了天下之氣,真是標準的人財兩空,人人自然應以官司為戒,而且發明了「八字開學」,曰:「衙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寧可抱着一肚子冤氣跳淡水河,也不告狀。情急時只好去廟裡燒香,咒該壞蛋不得好死,或死了變成大王八,以便自己宰而食之。比較實際的倒楣份子,雖不信天老爺那一套,卻日夜盼望有個包拯先生那種青天大老爺出現,以平民憤。腦筋比較靈活一點的知道青天大老爺者,五百年不出一個,就改而寄託江湖上仗義疏財的俠客,千里之外,取貪官首級,如探囊取物;只見一道白光,在天上??而飛,第二天報上登了出來,招商局頭目的尊頭不見啦,你說妙不妙哉。

一個現代化的國家和社會,建立在人民對法治的信念上,暴戾之氣只是「人治」社會才有的產物。法院好像嚴父,(注意,不是法官像嚴父,已經有警察先生當我們小民的爹啦,法官先生再出來當爹,怎麼受得了乎?)小民內心有一種信念,那就是,人世間有最高的天秤,不必訴諸詛咒、神仙、革命、賄賂,就可以得到公正的裁判。想當年德皇菲特列大帝,在波茨坦宮後面,修建一個御花園,就在東南角上,有一個既破又爛的磨房在焉,如果不把它除掉,不但御花園成不了四四方方的,而且和金碧輝煌的亭台樓閣一對比,簡直成何體統。菲特列大帝派人前去交涉,要收買該磨坊,老頭也怪,隨你出多大價錢,就是不賣,蓋祖傳至寶,有紀念價值,萬金不換者也。僵到最後,菲特列大帝大怒曰:「你敢跟皇帝作對,反啦反啦。」於是御林軍把老頭抓來,由菲特列大帝先禮後兵,親加曉諭,該老頭頑固不化,一直搖頭,菲特列大帝跳高曰:「好呀,你不賣沒有關係,我就強占。」咦,你猜該老頭說啥,他也跳高曰:「你如果強占,我就去法院告你。」

結果如何,史有明文,換了中華文明古國,不要說皇帝啦,就是一個二抓牌,恐怕都會順手揀頂帽子祭出去,把該老頭祭到監獄裡上老虎凳。可是菲特列大帝卻在重要關頭,走下寶座,跟老頭握手曰:「想不到德國法律,受人民如此尊重信賴。」德國之強,契機於此。

努力讀書

洋大人諺語曰:「上帝因不能和每一個人同在,所以賜給他一個母親。」我們可套而言之曰,「上帝因人類不能共有一個父親,所以賜給他們法律。」唐王朝時代,有一位張公藝先生,九世同居,唐高宗李治先生看他(古書上曰:「幸其宅」,「幸」字是醬缸產物),問他有何妙法。張先生一言不發,只用筆寫了一百個「忍」字。這段故事流傳下來,成為治家佳話。柏楊先生弄不清它是真的或是假的,不要說李治先生是皇帝啦,以讀者先生為例,你閣下的頂頭上司光臨貴府,順便問上一句,你能作啞巴狀,找紙找筆,寫上一百個同樣的字乎?這不但是犯上的,而且根本沒有起碼的禮貌。這且不管,我們的感想是,大家庭制度中,「忍」的成份既如此重要,可看出定有很多冤枉委屈,無法得伸。我說這話的意思不是認為父母兒女之間,動則找刀找棍,大打出手。而是認為,「忍」是修身之本,而非「治家」、「治國」之本。責己尚可,責人便鴨子屎矣。尤其在國家裡,人和人之間,並不都是骨肉之親,而又好壞不齊,需要的只有一端,那就是「公平的裁判」。[1]

作者簡介

柏楊(1920年3月7日—2008年4月29日),中國當代作家,出生於河南通許縣,祖籍河南輝縣常村鎮常北村 ,漢族,初名郭定生,後改名郭立邦、郭衣洞,1949年後前往台灣,曾任台灣《自立晚報》副總編輯及藝專教授,為海峽兩岸的人熟知。柏楊在很多所學校念過書,但從沒有拿到過一張文憑,為上大學數次使用假學歷證件,曾被教育部「永遠開除學籍」。他的言論和書籍在社會各界引起了廣泛爭議。 柏楊主要寫小說、雜文,後者成就更高,曾被列為台灣十大暢銷作家之一,他的雜文集主要有《玉雕集》《倚夢閒話》(10集)《西窗隨筆》(10集)《牽腸掛肚集》《雲遊記》等 。代表作有《醜陋的中國人》《中國人史綱》《異域》等。[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