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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稼把式》是中国当代作家王士敏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庄稼把式

农民有了地，犹如秧苗插进田里，根就扎住了。

分到土地房产的父亲，便成了实实在在的型马人。

解放初期的西型马，人口不多，土地面积却很宽绰。分得土地、心满意足的农民欢天喜地、精神振奋、迸发出不尽的力量。那时，在西型马这块凸起的土塬上，块块田地上挥洒着翻身农民的汗水，蓝天白云间荡漾着他们的欢歌笑语。

这时的父亲有着使不完的劲，在那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春种夏锄、秋收冬耕。解放后的第一个年头，收获的粮食把家里的缸呀囤呀撑了个肚圆腹胀。当时已经五十多岁的奶奶笑得合不上嘴。二十几年之后，她还笑眯眯地对娶了媳妇有了孩子的我说：“我一辈子都没见过咱家有那么多粮食。”

2

我十四岁的那年，在老县城里的县委党校参加贫下中农讲习所，党校一个姓王的老师讲了一节叫做《组织起来》的课，他生动的讲解，使我印象极深。那年冬闲时节，在我们生产队里那一孔圈牛的窑洞里，我鹦鹉学舌般地为贫下中农叙说了这一课，得到了我们生产队贫下中农的热烈呼应。曾任过农业社社长的发源叔的一席话，让我对当时的形势有了一知半解。那番话的大意是：解放以后的第二个年头，大多数农民特别是经济地位升上较慢的贫农，单家独户的生产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十分需要组织他们在生产方面的劳动互助。通过必要的集体劳动和分工协作，提高劳动效率，改进耕作技术和生产条件，提高土地产量，增加互助农民的收入。按照上级的这一要求，村里召开了多次群众会议，动员农民组织起来，开展生产互助。

这一年里，父亲参加了村里召开的农民生产互助合作动员大会。那次会上，村长宣读了中央关于农民开展生产互助的文件。一生逃荒逃难、居无定所的父亲觉得，要不是党的好领导，能有土地吗？现在党号召生产互助，咱能不响应吗？

在那次会上，父亲响应了村长的号召。

老区的群众觉悟高，互助组当年冬天就成立起来了。

第二年的春天，西型马的塬面上和村沿的岭头上，不再是一家一户、零零散散的家庭劳作，而是互相帮助、人欢马叫的春耕热潮。个体经济和互助合作的和谐交融，让新中国的第一代农民迸发出空前高涨的积极性。

在实行互助组的初期，农民的私有意识似乎比现在的农民还要淡化些。那时，他们自愿结合，以工换工、自主种植、互助调剂使用耕畜。有牲畜的人家常常不顾自家的利益，把牲畜让给没牲畜的人家先用。没牲畜的人家就感激不尽，回报时以十二分的劳动出力流汗。

当时不到四十岁的父亲身强力壮，终年的作务庄稼，使他对各路农活精通自如。那时，父亲便是互助组里的庄稼活路“全把式”。庄稼活里讲究技巧的“摇耧”、“扬场”等，哪家都少不了父亲示范的身影。

但刚从长工变为有产农民的父亲委实很穷。没有牲口，时间长了，就延误了农事。他觉得应该买头牲口了。

3

我家买的第一头牲口是头牛。那一年，我四岁，影影绰绰记得那头牛的颜色是黄色的。

骑牛下田的情景至今在我的脑际里浮现。到现在，我也没有弄明白，那时候的一头牛能值多少钱？有了土地没有几年的父亲，是怎么勒紧裤带攒下钱买下那头老牛的。但有一点我知道，那就是买下牛的父亲肯定心情很好，因为那时候只要下田犁地，他总是把我抱上牛背，他在一边扶着，让母亲在前边牵着。我清楚地记着，父亲的脸上笑眯眯地，母亲的嘴里还吭着小调。

父亲对我和姐妹三个疼爱有加，是因为他俩一生养育了十个孩子，只活下来我们三个。

我们姊妹三人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的降世，赶上了祖国的新生。姐姐在解放区明亮的十月小阳春里出生；我在共和国开天辟地的礼花飞舞中长啼；妹妹在共和国羽翼丰满的日子里欢唱。

我理解从旧中国走来的奶奶和父母亲，他们失去的亲人太多，特别是小辈人从他们眼前消失，那种彻骨的疼痛是何等的惨烈？这就是他们对我和姐妹爱之如宝、亲如生命的根由。在我们三个中，奶奶和父母把我视为掌上明珠，就更易理解。传统思想的延续，王氏家族香火的传承，全部体现在我的身上。

那时候，我成了父亲的跟屁虫。去地里的时候，他把我放在牛背上，让那头皮实的老黄牛驮着，回来的时候，他觉得牛累了，他就背着我。

骑牛让我十分地高兴。那头老黄牛的脖下领弧很宽，伏在牛背上的我就用手抚摸着，并把它拽起来在脸上摩来揉去，那种软乎乎、暖烘烘的感触，至今觉得还在脸上。也可能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对牛就有一种特殊感情，只要见到了牛，我就要摸摸牛的头和脖子下的领弧。我一生中不知摸过多少牛，哪头牛都没给我翻过脸。

我最喜欢西型马村西北方向那个叫西凹的地方。这里的地塄上有好多柿树，沟沿上长满了酸枣和野生枸杞子（老百姓叫它老鼠药）。每年的农忙季节，父亲都要在这里耕种和收获。那时候，这里便成了我的天堂。春天柿树上的柿花开的密密扎扎，一群群蜜蜂在柿花间钻来穿去，我也就在树丫间攀上趴下，揪来一朵朵犹如喇叭的柿树花，嘴嘬着花根，吸吮着那甜滋滋的蜜汁，惹得蜜蜂们不断地在头上嗡嗡嗡地盘旋着闹哄。这时候，犁地的父亲就要拉着脸吆喝几句：“小狗日的，下来，不下来我就拿鞭杆捋（揍）你啦！”秋天里，西凹里的柿子红了，我就爬到柿树的稍尖尖上，拽那像红灯笼一样的软柿子，吃软柿经常把半个脸蛋染得红彤彤的，这时候，父亲那脸就笑得像花一样：“瞧你那脸蛋，像猴屁股一样。”

西凹沟沿上的酸枣和枸杞子也是我小时候爱吃的“山珍”。吃这东西，是不敢让父亲看见的。因为沟沿下面是悬崖，父亲见我在沟沿上，是要真打的，他怕我掉下去。酸枣和枸杞子吃多了，是要闹肚子的，他又怕我生病。我去沟沿上摘酸枣和枸杞子，是瞅着父亲不注意时去的。因为这种偷偷的行为，耳朵叫父亲揪的疼了不知多少次：“叫你记吃不记打，再去非把你屁股打烂不可。”而父亲见我上柿树摘柿花和柿子却不是真骂真打，只是干咋呼。他觉得柿树主干粗短，枝干平缓，长得也不太高，西凹里的柿树又都在耕地里，地里的土壤被他整治的软乎乎的，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掉下来也摔不成啥样。况且，那时候他心里喜迷迷地，常给人说“男娃费力些好，活泛。”可能在他眼里，我爬树闹活还是一道风景哩！况且，他那眼睛还不断地盯着我哩！其实，父亲那时候也够大意啦，亏是我瘦小猴精，几回回钻到树尖尖的密叶里，他却没看见，要是掉下来，摔个鼻青脸肿，他不心疼跌脚才怪哩！

也就小时候练就的攀树爬坡本事，让我一生对爬树登山充满了眷恋。到现在六十多岁了，不太高的树我还能上得去。至于爬山涉水，一天走个三五十里还觉得不怎么太累。

4

入社的那一年，对西型马的贫雇农来说，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因为他们大多来自天南地北，是外来者、是无产者，是政府分给了他们土地房产，让他们成了有产者。但由于底子薄、生产资料短缺，他们走向富裕的道路十分坎坷。

我清楚地记得，在那生产力低下的年代里，单干的生产形式给我们家带来的痛苦。因为父亲的贫穷，我家买的那头黄牛，年老体衰，一年多就死了。牛死的那一天，父母亲没吃一顿饭。我看着黄牛被邻居们剥皮割肉，心疼地哭着嚷着。要不是互助组的帮助，母亲说那一年的庄稼就种不上。积蓄了一年，加上借贷，第二年的春上，父亲从牲口集上牵回了一匹瘦骨嶙峋的枣红马。但这匹马一料（季）活没干到底，就得了个结症（绞肠痧）死了。这一下，把父亲打击晕了。母亲整整哭了一夜，我偎依在她的怀里，她那泪水滴在我的脸上，流进了我的胸口。现在想起来，心口还凉凉的。

那时候，因为防疫的低下，死牲口的非我一家。西型马的东地里，不时有人在剥死牲口。

从村长传达了政府的文件，说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加入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作为贫雇农的父亲和伙计们，便觉得这是党的号召，是政府要把他们往富裕的道路上领。是党的号召就应该坚决服从，这就是当年父亲们的选择。

按照中央的精神，那时的入社是必须坚持贫农和中农的联合，必须坚持农民自愿的原则，采取说服、示范和国家援助的方法使农民自愿联合起来。不允许用强迫命令的办法推行合作化，对一时不愿意入社单干的农民，要热情照顾、帮助和耐心教育，使他们逐步认识合作化的好处，继而加入合作社。

贫下中农那时是入社的主力军。这次父亲和他的贫下中农弟兄们，又是第一批入了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

尽管政府当时的宣传非常到位，但对于一些家底殷实的农户，他们并不愿意入社，他们留恋那“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小富日子。这样，入社中的急躁冒进、强迫命令出现了。十余年之后，当了大队干部的我还听到那时一些不愿意入社中农的诉说，他们说那时的干部为让他们入社，强行牵走牲畜拿走农具，迫使他们入社。结果是入社后他们的收入少了。而那时不准入社的地主富农还在单干，单干的收入比入社的收入高，“我们就觉得气不顺，生产积极性也就疲沓了。”

但那时经济状况弱势的贫下中农对入社情绪高涨，他们在生产力和生产工具，还有劳动收入方面有了基本保证。我还记得，那时候已经上了小学的我，一天放学回来，看见父亲和几个伙计围坐着在一起，桌子上放着入社土地股权证。他们几个端着大碗喝酒，脸上都是红彤彤地、喜迷迷地。我嚷着要喝，耿大伯就拿起酒瓶对住了我的嘴，我吸了一口，呛得脸红脖子粗，咳嗽个不停。母亲急忙把我拉到了怀里，用手在我的胸口按摩。“入社了，看把你们喜欢成啥啦！”母亲笑着抱怨着。那时候，我全然不知道母亲说的是什么。

入社后的父亲，有着使不完的劲。那时候父亲所在的那个合作社里，热烈的劳动场面里必有父亲的身影；春种秋收的累活、巧活，哪一般都离不开父亲的参与。我记得，在西型马的老家中，父亲卧室的土墙上，曾贴着“种地能手”、“生产模范”的奖状，但父亲却从没告诉过我，这些东西的意思是什么。

初级社转为高级社时，父亲已是一名骨干。他早出晚归的为社里的生产忙活着，常常是搁下饭碗，就急急地下地劳动了。那时候，我家的土墙上，又多了“庄稼把式”、“模范社员”的奖状。这时候，七八岁的我便含含糊糊地知道了这些奖状的意思。

庄稼把式的荣誉父亲一直保持到上一个世纪的七十年代末期。在父亲离开西型马的那一年，他仍然被公社授予“摇耧把式”的称号。

作者简介

王士敏，山西垣曲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