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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慈法师

中文名称;应慈

别名;余铎

出生地;安徽歙县

出生日期;1873年

逝世日期;1965年

职业;僧侣

代表作品;《心经浅说》、《正法眼藏》、

         《八识规矩颂略解》

应慈法师(1873-1965)安徽歙县人,俗姓余,字显亲,自号华严座主。师毕生以弘扬华严为职志,以参禅为心宗,倡刻《华严经》三种译本、《华严五教章》(法藏)、《华严大疏演义钞》(澄观)及《法华》《楞严》《楞伽》等诸经疏。他是佛教界一位爱国爱教的高僧,抗战时期,多次拒绝敌伪请他主持法会的要求,其民族气节,为世人所称颂。主要著述有《心经浅说》《正法眼藏》《八识规矩颂略解》等。

人物生平

应慈老法师(一八七三---一九六五),俗姓余,名铎,号振卿,法号显亲,晚年别署拈花老人。祖籍安徽歙县,其父是新安江上游的一个盐商家庭,家中资财富有,其父在应慈幼年时就病故了,他的母亲,在妊娠期间曾梦见僧名引磐,尔后生下了法师。[1]

因为其母笃信佛道,每天念诵《金刚》《弥陀》《大悲》等咒语时,法师听到就心生喜欢,暗暗诵记于心。12岁时就随母亲一起吃素。母亲见幼年的应慈天资聪颖,读书颇为上进,就希望他走上士途之路。法师不辜负母亲的期望,真的考上了秀才。当时正值国家内忧外患,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清政府腐败无能,目睹国家日益衰败,法师无意于仕途。母亲希望他早日成家立业,就为他婚配,以为他至少得守住父亲留下的那笔产业。谁知婚后不久,其妻就亡故了。母亲又为他续妻,不久亦亡。于是邻人和亲友私下都说他是"和尚命"。法师听到这些话以后,不由得生出对于世俗人生虚幻无常的感念,觉得如果再娶,岂不等于自己手刃他人,杀生害命。念及这一层,应慈法师实在于心不忍,遂发出家修行之念。 中年披剃,原与其法兄月霞法师共同得法于常州天宁寺禅宗大德冶开门下,传临济宗第四十二世。自习华严教法后,应慈随侍月霞左右十二载之久,敬事如师,始终不懈。当月霞上海创办华严大学时,他充任副手,襄助其事。一九一七年月霞示寂前,尝握其手,嘱咐道:"善弘《华严》,莫作方丈"。从此,应慈一生恪守法兄遗训,未尝少改,以云游海内,广宣《华严》为业。据不完全统计,从一九零八年开始,到一九五八年为止,他共讲经三十余次2。其中大都是一次讲多部经典,但始终不曾担任住持之职,并且分别于常州、南京、上海等地兴建华严速成师范学院、清凉学院、华严学院,培育弘法人才。

1898年,师辞家去南海朝礼普陀山,发誓在佛门净土守住自己。恰好在途中遇见南京三圣庵的明性禅师。应慈力请明性禅师收自己为弟子,明性听他讲出自己的身世,唯恐他富家弟子难耐佛门的清苦,难行梵行,于是就提出条件,先考验他三年,观其心志。此后,应慈一改在俗时形成的生活习惯,布衣粗食,不辞劳苦,如是三载,明性观其行,以为孺子可教,就为他剃度出家。

1900年,应慈乞戒于寄禅和尚座下,后又随镇江金山寺的大定和尚习禅。1901年至1902年秋朝礼天竺云栖寺,在西湖灵隐寺昭庆寺卓锡两年。1903年秋,他奉师父之命到常州开宁寺参谒冶开禅师。一天,他进入禅堂答冶开法师的话头,冶开问:"念佛是谁?"答曰:"无是谁,无非谁!"由此得到冶开法师的器重,并于1904年与明镜、月霞、惟宽一起被冶开法师引为入室弟子,受记为临济宗第42世。其后,又随月霞法师参研《华严》奥义,历12寒暑。1917年,月霞法师圆寂,他遵受师之遗嘱"力弘华严,不作方丈"。

法师教化一切有情,莫不先端正自己,用自己的"诚"与"正"来降服他人。一次,有一位老居士听信别人的传言,竟闯入他的房中,打了他一巴掌。当时应慈法师正在读经,这突兀而来的一巴掌,把他戴的帽子都打了下来,他看清了来者是谁后,弯腰从地上拾起帽子,戴好了,继续看他的经书。过了一段时间,等事情弄清楚了,这位居士又登门谢罪,请求忏悔。应慈法师笑着说:"不知不罪,知错认罪,难能可贵。"

法师平时待人随和,但严守佛礼,依教奉行,毫不苟且,风骨嶙峋。一次,他与弟子一起吃饭,弟子们你言我语,讲个不停,应慈法师一言不发、默默站起来,提笔写了一首诗,批评吃饭时讲家常话的不良习惯。自此以后,弟子们吃饭再也不讲家常话了。 民国元年,他和月霞法师经人介绍在上海的哈同华严创办华严大学。在这里,他除讲授佛学外,每日还坚持修习禅定。后来,园主人罗迦陵要法师们于每月农历初一、十五日给主人做礼拜。应慈法师与月霞法师坚持出家人不应向在家人礼拜的原则,到杭州继续办学。

法师在出家前,因曾修儒学,所以对此有较深的根基。出家后在讲经说法之时,常融儒入佛,要求学佛人先做一个正人君子,然后才能学好佛。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住自己的究竟与根本,于迷情无明的人生中走向正觉的自由、解脱的人生。他认为佛教的五戒与儒家的仁、 义、礼、智、信的精神有相似之处。他认为佛法主张的佛法不离世间,巧把尘劳作佛事的思想,可以理解为做人要正心诚意,致知格物。他主张修行人要去掉一切物情,觉破一切迷惑,离念除妄,惟此才能不动心,不动才能定,定而生慧,才能觉己觉人。这才是学佛之道。他坚持佛法救助世间,首先在于救助人心的道理,他用圆融的智慧,以他对儒佛的参学合为一体,来浸润众生的性灵,使这些觉情迷苦的人获得一种精神的救助,尽管当时时局多变,海内兵氛鼎沸,风鹤频惊,而法师仍能克服种种困难,坚持讲经说法,阐扬大乘,以增加人们在这内外交困的世间活下来的勇气和信心,来直面人生。

晚年安居于上海慈云寺之印月禅室,仍以弘扬华严为职志。一九四九年,在法云寺讲华严初祖杜顺《法界观门》,并一度到南京讲《华严经》。一九五四年,当选“上海第一届人代会代表”,并以后各届连任。同时也被推选为上海佛教协会名誉会长。一九五七年,以八十五岁的高龄,在上海玉佛寺讲《华严经》全部。同年,他又当选为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一九六二年,在中国佛协的第三届代表大会上,他被推举为佛协的名誉会长,并兼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一九六五年八月卅一日,病逝于上海慈云寺,世寿九十三岁,僧腊六十七年。法师的灵龛由真禅法师亲自护送至常熟虞山兴福寺入塔。

1965年,应慈法师圆寂,世寿93岁,僧腊63载。[2]

作品

应慈法师一生计讲经论大小诸部 24种,70余次讲经法会,其中大部经典如《华严》《法华》《楞严》等有32次法会,而宣讲三译《华严》占14次,加上《华严悬谈》和《华严经探玄记》8次,合为22次法会,有的法会长达一年。 1957年85岁,仍在上海玉佛寺弘讲全部《华严》,法师80岁时,有人劝他多加休息,法师说:"八十老翁,日薄崦嵫,余光垂微,不以说法利生,供养尘刹,复何图耶?" 这种在学佛中求得的对待人生的态度,一直是应慈法师处世的根本。所以法师在有生之年,常行精进。除弘法以外,法师还开办僧学,培养人才。 1911 年,法师在上海哈同开办华严大学之时,就造就了不少如持松、常惺、戒尘、慈舟等高材生。

法师对于佛法的弘扬,除了讲经说法外,还致力于刊印经籍,传佛心印。法师先是襄助常州天宁寺冶开禅师创办毗陵刻经处。该处所刊印经书的卷数,几乎与金陵刻经处相等,还为扬州众香庵校刊很多经典。1939年,应法师在上海蒋维乔叶恭绰等居士发起组织华严经疏钞编印会,搜集古今中外各种不同版本进行参校,时艰事巨,于1941年冬全稿终告竣。1944年印成400部,计 16000册。 11942年,在常熟虞山兴福寺刊印《妄尽还源观疏钞补解会本》。1943年,在上海印行华严初祖杜顺和尚的《法界观门》。在1945年出版了《贤道探玄记》及《地藏三经》。1948年,又命校勘《清凉行愿品疏》。1952年,法师听说扬州大、小品《般若波罗密经》,十年前毁于外祸,在他的努力推动下,重刊大小品《般若》,使之流通于世。

人物评价

应慈法师一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是我国当代爱国爱教的典范人物。 在旧社会,他常说,宁愿终身入忧苦,不将佛法作人情。他从不结交权贵,不贪图名闻利养,只希望国家富强,人民安康。但是旧社会的混乱无序和动荡,使他的希望全部落空,失望之余,常对弟子说:今天五伦八德、舜日尧天都被黑暗所笼罩,伤心惨目,无何而救我同胞夫?……吾人不禁为人道忧,更不禁为国家忧!在抗战期间,应慈在南京、上海等地弘法,敌伪仰其威望,曾多次请其出面主持法会,粉饰太平,他则以民族气节为重,大义凛然,断然拒绝,并四处奔走,呼吁抗日,高风亮节,为世人所赞颂。他说:国家安宁,人民安康之时,出家人自应隐山清修,一旦国家有难,国人应不分老幼男女,在家、出家,都应全力以赴,走向救国救民的行列中。他在1943年出版的僧侣抗战工作史《奋讯集》的序言中说:当八·一三抗战军兴,敌寇之凶焰万丈,而我东南重镇之大上海,首当其冲。方是时,凡我中华志士,莫不奋臂探戈,共卫祖国,敌忾同仇,人怀雪耻之心,士无反顾之恋。我佛教明眼知识,首有僧侣救护队之组织,贯救世救人之大愿。救国救民之心跃然于纸上。

在解放前夕,当时佛教界有些好心僧侣、朋友,由于当时对我党的宗教政策不完全理解,纷纷前来劝说大师离开大陆,有的甚至在海外为他安排了条件优越的寺宇,他不为所动,后来有些人还劝他的亲传弟子真禅来劝说大师一同离开,但他师徒二人相互勉励,婉言相拒,坚留大陆不走。

建国后,应慈深刻领会我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看着党领导的全国各行各业蒸蒸日上,更加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在抗美援朝时,他看到各地都在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作贡献时,就率先在全国倡导成立抗美援朝上海僧侣分会,无偿捐钱捐物支援当代最可爱的人--志愿军,为反法西斯斗争作出自己的贡献。1956年,他在上海佛协第二届代表会上致开幕词时说:解放以来,我们国家的面貌出现了新的气象,发扬了佛教优良传统,调动了佛教徒的积极性,认识到佛教徒在祖国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斗争的方向,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在1959年的国庆十周年时,他在《现代佛学》杂志上发表《国庆十周年献词》八偈,热情洋溢,充满了爱国之心。1960年,他立下遗嘱,要求身后"不报诸山,不惊外客"。同时叮嘱"一生积蓄存储人民银行,以备修理清凉国师及杜顺法师二塔"。临终时,他仍谆谆嘱咐弟子们:"我去世后,望我后辈弟子及学人等在共产党领导下,努力学习,拥护政策法令,积极为建设社会主义贡献自己力量,至要至要。"

法师一生解行并进,宗说兼通,讲经传戒,参禅说教,兴办佛教学院,刊印径典注疏,把精力都倾注在一点一滴的利生护法的事业上,他真正看淡了浮名,坚持不作方丈,以免为事物纠缠,故身无长物,一生过着"一钵千家饭,孤身万里游"的云水生涯。而对于著书立说,亦认为古往今来,佛注论疏早已是汗牛充栋。当务之急是精研佛理,依教奉行,足够应用。以此可见,应慈法师既不注重玄谈佛经奥义,也不忙于著书立说,他是将自己的所信所修弘化在他的行动中,以自己的言行去教化众生、救心、救身、救世。

他一生实践佛陀的"弘法是家务,利生为事业"的宗旨,硕德高行,体现了在自己的诗中表述的姿态与境界。正信、洒脱,不为外务所累,春风怡然。

应慈毕生以弘扬《华严》为志愿,以参禅为心宗,他曾倡刻《三译华严》、《贤首五教仪》、《楞严》、《法华》、《楞伽》等诸经疏,并刊印《华严经探玄记》等,对《华严》典之弘传,毕生不懈。遗留的著述,有《心经浅说》、《正法眼藏》、《八识规矩颂略解》等。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