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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志让 | |
|---|---|
| 出生 |
1893年 江苏省武进县 |
| 国籍 | 中国 |
| 职业 | 著名法学家、法学教育家 |
| 知名于 | 担任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多项领导职务，并出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等职 |
张志让(1893-1978) 中国当代著名法学家、法学教育家。江苏省武进县人。早年曾求学于复旦公学，后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大学、东吴大学教授。张志让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洪流，是一名热诚的爱国民主志士。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为营救爱国人士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志让出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先后被选为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担任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的多项领导职务，并出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等职。
建国前经历
张志让，号季龙，生于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武进人，世居青果巷贞和堂。
民国4年(1915年)，张志让毕业于复旦大学，随后就学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及德国柏林大学攻读法学。
民国10年回国后，先后任北京大学及上海东吴大学教授，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民国15年，国民革命军北伐，经族弟张太雷介绍，到武汉国民政府最高法院工作。在张太雷的引导启发下，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认识，并积极为党工作。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民国25年，为营救爱国人士沈钧儒等"七君子"，他担任辩护律师，同国民党当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拥护毛泽东主席、中国共产党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热情支持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积极营救被国民党迫害的进步人士和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2]
张志让回到上海，仍任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并发起组织"上海各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团结了近百位教授，被选为主席。在解放战争时期，"大教联"对当时政治局势发表过多次宣言，他总是带头签字，并运用各种方式，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解放前夕，在复旦大学做了大量工作，拒绝撤往台湾，把复旦完整地交给了人民。[2] 早年留学美国和德国学习法律，回国后从事法学研究和文化教育工作，曾任北京大学、东吴大学和复旦大学教授。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为营救爱国人士沈钧儒、邹韬奋等“七君子”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了许多工作。抗战胜利后，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支持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积极营救被国民党迫害的进步人士和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
建国后经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志让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大法官，并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法学院教授，从事法学研究和审判工作。1954年，他参加制订中国第一部宪法。曾多次出席国际性法律会议和进行友好访问。曾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被选为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案委员会委员，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委员、法制委员会委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中国政治法律学会副会长、中国-斯里兰卡友好协会会长等职，对法学研究和审判工作做出积极贡献。
张志让学识渊博，对历史、诗词也有很深造诣，并精通英文、德文，晚年还学习俄文，能读原著。
张志让是中国著名法学家和杰出的民主战士，他于1978年5月3日病逝于北京。邓小平等中共和国家领导人参加追悼会。[3]
人物贡献
张志让对中国近现代法和法学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作为一名法律教育家，张志让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法律系教授，为培养法律人才做了许多工作。二是为新中国的立法事业做出了努力。他是1954年宪法的起草小组成员，也是50年代诸多重要的司法文件的起草者。在当时中国法制尚不健全的状态下，张志让为建章立制所起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三是为建立、健全和完善新中国的司法审判制度辛勤工作、殚精竭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自新中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张志让即被任命为副院长，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大法官。1956年，在我国尚无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情况下，张志让接受最高法院的委托，进行"关于刑事案件的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的调查研究，用总结审判实践经验的方法，来指导各级法院定罪量刑的工作。在张志让的主持下，共组织了23个高级法院的近2万件材料，汇集了建国以来全国各地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丰富经验。经过反复深入的研讨，听取40多家法院、公安、高等院校等单位的意见，形成《关于刑事案件的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的初步总结》的文件，经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并下发全国法院执行，在审判实践中起到了刑法和刑诉法的作用。 张志让同志是我国著名的法学家和民主战士，曾因担任“七君子”的首席辩护律师，同国民党反动派坚决斗争，而得到全国人民的钦敬。解放前他长期担任 复旦大学法学院院长，复旦《文摘》杂志主编。解放后曾任复旦大学第一届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离开复旦后，一直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反对独裁 并肩战斗
“七七事变”后，张志让应邀参加蒋介石召开的“庐山谈话会”他在开幕会上率先起立发言，慷慨陈词，力主对日抗战。1937年8月13日，上海爆发淞沪战争，张志让在上海各界后援会担任宣传工作。在日军进入租界时，他才迟迟撤离上海，辗转香港抵达武汉，在以郭沫若为厅长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担任动员工作处的科长，起草了许多宣传全面抗战的的文章或文件。武汉陷落，1938年12月2日，张志让随三厅部分工作人员经长沙、衡阳辗转来到桂林。张志让旅桂期间，先住在桂林行营政治部宿舍，后搬至桂林青年会宿舍20号。张志让生活十分俭朴，几套褪了色而且补了又补的学生装，行装简便，全部装进去也只有一小箱子，很不像一位大学教授的装束。入桂前，张志让是复旦大学教授兼法学院长，夏天不穿袜子，光脚丫，他曾自我嘲笑，说自己是学时髦女子夏天穿高跟鞋不套袜子。平时青菜白开水下饭，偶尔清水面条充饥，遇上三朋四友来了，也只加个把菜，算是好生活了。然而，当时他的收入是不少的，既是《国民公论》、《文摘》、文化供应社等杂志的编辑，又被聘为广西省府顾问兼广西大学教授，还为各报刊杂志撰稿，收入够多的了。然而，他自奉俭朴，敝衣菲食，对于朋友却非常慷慨，只要向他求援，总是有求必应，从不吝惜，如经济上有困难的朋友或青年向他借钱，他从不二话，拉出抽屉，取出一两张汇票，叫他自己去取就是了。张志让个人生活严肃，注意小节。当时，他已是44岁的人了，还没有成亲。朋友们出于关心，想给他介绍个对象，陈此生、胡愈之等都非常热心此事，为他物色了一位女子，是两广监察使李先生的侄女，人长得很标致秀丽，征求他的意见时，他笑而不答，既不拒绝也不表态，朋友们以为他同意了，到后来双方见面时，张先生托辞不去。朋友们猜想大概他是独身主义的了。其实不然，时隔23年之后， 1963年他同何稚芬同志结了婚。那时，他已是古稀之年了，可称晚婚的“楷模”。
张志让主张民主，实施宪政，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一党独裁统治。他在旅桂期间，先后在《国民公论》、《建设研究》、《文摘》、《救亡日报》《广西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著作，从各个不同的角度阐述人民抗战、迅速实施宪政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腐败。1940年2月，延安各界人民成立了宪政促进会，桂林各界民众为了响应延安的号召，于同年5月20日在桂林乐群社正式成立了广西宪政协进会。为了避免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击，特把“促进”改为“协进”，以区别于延安。大会通过了张志让、胡愈之等人起草与李任仁先生定稿的大会宣言。蒋介石对广西宪政协进会的成立和大会宣言，非常恼火，国民党中央党部专电白崇禧、黄旭初及广西省党部，严令禁止广西宪政协进会的活动并要求予以取缔。白崇禧等退却了，然而，张志让和他的朋友们不怕恐吓，坚持斗争，把大会宣言印出来，分发到全国城乡，并且还通过金仲华同志的关系，在香港《星岛日报》上全文发表，给蒋介石当头一棒，长了革命者的志气。
因拒绝加入国民党，宣传组被改组，这时恰巧应已在重庆的复旦大学之邀，回到他在上海工作过的学校。在这期间，周恩来曾数次约他晤谈，鼓励他坚定地站在抗战阵线一边，在中共的领导下开展抗日活动。1945年8月下旬，毛泽东应邀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期间，特意抽出时间会晤了张志让、陈望道、周谷城等著名人士。深受鼓舞的张志让表示，他将坚定不移地拥护中国共产党的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方针。
1945年8月31日，张志让和黄炎培、陈翰伯、傅彬然等重庆《宪政》、《文汇周报》、《中学生》等8家杂志的代表集会，决定函请国民党当局废止图书杂志审查制度，并从第二天起拒不送审。此决定一经公诸社会，风起云涌，重庆、成都、昆明、桂林、西安等城市除国民党报刊之外，各报刊纷纷响应。在声势浩大的“拒检运动”冲击下，战时新闻检查和图书杂志审查这两项法西斯检查制度，终于被宣布废除。
1946年中秋节前一日，张志让回到了上海。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和沈体兰、蔡尚思等积极联络团结民主教授并于这年的10月8日成立了由马寅初、翦伯赞、周谷城等80多人参加的“上海各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 (简称“大教联”)，很快发展到80余人，包括马寅初、周谷城、周予同、蔡尚思、楚图南、郑振铎、叶圣陶、翦伯赞、杜国庠等一大批著名教授。李正文参加了“大教联”组织，在张志让的支持下，被选为七人干事会成员，分管组织工作。“大教联”的爱国民主活动，在广大群众中产生很大影响。这些活动成为中共中央号召的开辟第二战场、发展第二条战线的组成部分，有力地配合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
“大教联”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领导下，他们以签名的形式，多次发表了宣言，旗帜鲜明地投入反内战，反饥饿，反法西斯专政斗争。当时，面对国民党政府的威胁恐吓，张志让毫不畏惧，每次发表宣言几乎都由他执笔定稿，并总是由他带头签名。在国民党政府当局制造“五?二○”血案、镇压上海爱国学生时，张志让拍案而起，领导复旦大学教授毅然罢教，在全国爱国民主运动中产生了重大影响。1948年6月，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在上海交通大学演说，指责学生运动。张志让就与进步工商界代表去请张元济、唐文治等社会贤达签名发表致吴国桢的公开信，支持学生开展“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地下党的同志亲切地称他为“党外布尔什维克”。
主政复旦
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当局命令复旦大学迁往台湾，陈立夫亲自动员校长章益，章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张志让，张志让立即找李正文商量，李要张说服章益，绝不能接受去台湾的命令，想方设法把复旦大学留在上海，迎接解放。张志让和章益是至交，平时关系很好。张和章作了多次交谈，最后终于说服了章益，章毅然拒绝了国民党的撤退命令，把复旦大学完整地留在上海交给了新中国。1949年初，这是张志让终生难忘的日子。他接到中共中央的邀请，要他与一批著名的民主人士到北平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1949年的春节，他从上海去香港，绕道烟台，3月初到达北平。这年的7月29日，张志让被上海市军管委主任陈毅、副主任粟裕任命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相当于校长）。张志让在北平开会期间，复旦大学校委会想请毛泽东主席题写校名，张志让欣然提笔给毛主席写信，将复旦大学的要求转达毛泽东。过了数月，毛泽东的秘书将装有主席的题字“复旦大学”4字的信封转交给张志让，这已是1950年春了。
鞠躬法苑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成立并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研究建国的有关事项。对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名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在此前的文件、指示中，一般常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称呼。 在筹备会讨论各项文件的过程中，一些代表认为，这个国名太长。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张志让提出，“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 在会议最后一天，出席会议的无党派人士代表、清华政治学系主任张奚若教授发表了第三种意见。他说：“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从下面的解释也是很容易明白的：是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负责拟定政府方案的新政协筹委会下设第4小组把关于国名的意见归纳了三种名称。小组组长董必武召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委员会先后三次开会，逐一讨论国家名称、国家属性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在8月17日第三次会议修正通过的组织法初步草案里，新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诞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深深地烙在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上。
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根据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决定，任命被周恩来赞誉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的沈钧儒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与董必武、史良等一起筹划政法部门的人事安排。沈老认为，执法者必须精通法律，尤其是最高人民法院为全国的最高审判机关，更需要政治坚强，有高深的法律修养和经验丰富的人才担任审判工作。因此，他亲自草拟了最高人民法院组织条例，同时提议张志让、陆鸿仪、俞钟骆、闵刚侯等法学界著名学者、教授、律师为最高人民法院委员，并以张志让为副院长。张志让三十年如一日，认真学习，辛勤工作，鞠躬法苑。
1954年，我国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张志让参加了这部宪法的起草和制定工作。在最高人民法院党组领导下，他还主持审定了许多重要的司法文件，以建立和完善各项审判制度，指导全国法院不断提高司法水平，正确适用法律和政策，搞好审判工作。1956年，在国家尚未颁布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情况下，最高法院决定，由张志让负责进行“关于刑事案件的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的调查研究，用总结审判实践经验的方法，来指导各级法院定罪量刑的工作。这是法制建设的重要举措。在他主持下，共组织了23个高级法院的１．92万余件材料，汇集了建国以来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丰富实践和经验。经过反复深入的研讨，形成《关于刑事案件的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的初步总结》初稿，发往法院、公安、高等院校等系统的全国40多家单位，广泛征求意见。在集思广益的基础上，他又殚精竭虑，披阅修改，力求完善。最后经过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并下发全国法院。这个“总结”实际上起到了刑法和刑诉法的作用。当时参加具体工作的有王德茂、宋广常、俞钟骆等三个承办小组和袁健、周钰、张向阳、裘灌尘四人组成的文字小组，大家认真细致地进行工作，张志让总负责，他非常注意发挥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的优势，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他严谨朴实的作风，也给参加这项研究工作的同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当我们把这份材料与1979年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对照，便会发现两者无论在罪名还是在刑种上，都有着基本的一致。 1950年5月1日公布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新中国颁布的第一部法律。全文分为8章，包括原则、结婚、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父母子女间的关系、离婚、离婚后子女的抚养和教育、离婚后的财产和生活及附则，共27条。内容以调整婚姻关系为主，同时涉及家庭关系方面的各种重要问题。“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保护妇女和子女合法利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就是该法在原则问题上所作的重要规定。为了肃清封建婚姻制度的残余，该法还明确规定禁止重婚、纳妾、收童养媳、干涉寡妇婚姻自由、借婚姻关系索取财物等。《婚姻法》实施后，张志让撰稿由浅入深地阐述了它的三个作用：一，解放了妇女在婚姻上和家庭关系上的束缚。中国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尤其是在最切身的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上，一向受着极不平等的待遇和极深重的压迫，这是大家都承认的，她们的不平等和痛苦必须迅速得到解放。妇女的解放不仅是一个于妇女有关的问题，而是一个于整个国家社会的进步有关的问题；妇女解放不仅是于妇女有利，而也是于男子有利的。马列主义的倡导者们早已指出：一个社会妇女的解放是测量那个社会整个解放的尺度。这就是说，一个社会的妇女如果没有得到解放，那个社会也不能真正得到解放，社会解放的程度在以妇女解放的程度来测量。而这并不是简单地将男子的利益和女子的利益对立起来，中国妇女在婚姻上固然没有得到自由，大多数的男子又何曾得到了呢？第二个作用：就是它将普遍创造团结合作、美满兴盛的新家庭，改革封建腐化的旧家庭。过去的所谓一夫一妻制是有名无实的，旧社会的所谓“妾”在有些圈子里是很盛行的，另外还有娼妓、姘居及通奸等等，现在我们婚姻法首先提出“一夫一妻”为新民主主义婚姻制度的基本要点，跟着就具体规定禁止重婚、纳妾，真正实行了“一夫一妻”制。第三个作用是它将使后一代的中国人者得到应有的教养和保护，使整个民族得以健全发展。保护子女利益是与保护妇女利益同样重要的。
法制贡献
张志让是我国比较早的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法学，对法学造诣较深和从事法律工作实践多年，有丰富经验的法学家。他从1949年10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成立时即担任副院长，一直到他1978年4月逝世，在差不多30年期间，积极从事人民法院的各项建设工作，主持审核了大量案件。协助最高人民法院历任院长沈钧儒、董必武、谢觉哉和杨秀峰，为建立健全和完善人民法院的各项制度，总结审判经验，搞好审判监督，做了大量的工作。 =
张志让对中国近现代法和法学发展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作为一名法律教育家，张志让长期担任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校法律系教授，为培养法律人才做了许多工作。二是为新中国的立法事业做出了努力。他是1954年宪法的起草小组成员，也是50年代诸多重要的司法文件的起草者。在当时中国法制尚不健全的状态下，张志让为建章立制所起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三是为建立、健全和完善新中国的司法审判制度辛勤工作、殚精竭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自新中国成立最高人民法院，张志让即被任命为副院长，是新中国的第一代大法官。1956年，在我国尚无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情况下，张志让接受最高法院的委托，进行“关于刑事案件的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的调查研究，用总结审判实践经验的方法，来指导各级法院定罪量刑的工作。在张志让的主持下，共组织了23个高级法院的近2万件材料，汇集了建国以来全国各地人民法院审判工作的丰富经验。经过反复深入的研讨，听取40多家法院、公安、高等院校等单位的意见，形成《关于刑事案件的罪名、刑种和量刑幅度的初步总结》的文件，经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并下发全国法院执行，在审判实践中起到了刑法和刑诉法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