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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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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輶軒語〕、〔書目答問〕、〔勸學篇〕、〔廣雅碎金〕、〔抱冰堂集奏議〕等書。
 
 〔輶軒語〕、〔書目答問〕、〔勸學篇〕、〔廣雅碎金〕、〔抱冰堂集奏議〕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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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輶軒語》為張之洞所撰,全書分上篇語行、中篇語學、下篇語文三部分。語行篇從德行、人品等方面對學子提出要求;語學篇從通經、讀史等方面論述為學之道;語文篇分時文、詩賦等,強調讀書宜求善本。<ref>[https://book.douban.com/subject/5355258/  作者 : 張之洞>出版社: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譯者 : 司馬朝軍註解]</re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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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輶軒語》與《書目答問》均由張之洞在四川學政任內組織編纂與刊刻,對近代中國學術文化影響深遠。刊刻之初,張之洞致函京師密友,告以任上編纂兩書,其中《書目答問》“可作公牘觀,不可作著述觀”,而《輶軒語》“真是告示、公牘一例物事”。可是,學界長期以來著重關注兩書在學術文化方面的成就,將張之洞當年的自評視為謙辭,較少深入探討兩書關係學政“職司所在”的深意,以及所謂“公牘”的實際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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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9年9月19日 (四) 16:55 的修訂

張之洞
原圖鏈接

張之洞(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4日),清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生於貴州。字孝達,又字香濤或香嚴,自號抱冰老人,晚年號無競居士。其名字或出自《莊子·至樂》中的「張之洞庭之野」。清直隸(今河北)南皮人。張氏博聞強記,治學以通經致用為主,喜好研究當時政治,關心國際情勢。張之洞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並稱晚清「四大名臣」。  

生平簡介

從「清流」派成為直追李鴻章的洋務巨擘

同治二年(1863)中一甲第三名進士,成為眾人矚目的「探花」郎,從此步入政壇。六年(1867),任浙江鄉試副考官;旋授湖北學政,在武昌設經心書院。同治十二年(1873)奉派為四川鄉試主考官;不久授四川學政,在成都設尊經書院,並建圖書館,名曰尊經閣。光緒二年至七年(1876~1881)任校理、司業、洗馬、倚講、侍讀等職,光緒七年十二月出任山西巡撫;十年(1884),任兩廣總督,先後開設廣東水陸師學堂,創槍砲廠,開礦務局、製鐵局、織佈局,修鐵路,從「清流」派成為直追李鴻章的洋務巨擘。

所著〔勸學篇〕中,主張人才唯中學為本,西學為末,方能蔚為國用

十五年(1889)調湖廣總督;四年後,兼署湖北巡撫,創設兩湖書院、自強學堂、武備學堂。二十一年(1895),任兩江總督;組織「江南自強軍」,普設軍事、農、工、商、鐵路、方言、軍醫等學堂。不久,仍返兩湖任職;廣設小學、中學、高等學堂、兩級師範學堂、實業學堂。 清末,中日甲午之戰後,學術界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者頗眾,而張氏尤為個中翹楚。1898年春,之洞在其所著〔勸學篇〕中,主張人才應是兼治中學與西學的,唯中學為本,西學為末,學者須於中學基礎之上,復精通西方的法制、技藝及學識,方能蔚為國用。   

義和團事件發生後,與各參與國謀和成,因功而加太子太保

二十六年(1900),兼署湖北提督;義和團事件發生後,曾會同劉坤一李鴻章等,共同與外國領事訂定保護我國東南地區之約定。翌年,與各參與國謀和成,因功而加太子太保。二十八年(1902),再署兩江總督。次年,奉命會同管學大臣張百熙榮慶等會同商訂〔奏定學堂章程〕或稱〔癸卯學堂章程〕,而之洞實主其事。

授軍機大臣,成為「第二次洋務運動」——清末「新政」的主角

1906年,年高老邁的張之洞由「久任疆寄」的地方大吏邁入朝廷中樞,後被擢升為體仁閣大學士,授軍機大臣,站在了晚清權力的最中心,成為「第二次洋務運動」——清末「新政」的主角。儘管此時已經是「國步維艱,外患日棘,民窮財盡」,但張之洞仍盡心竭力,試圖力挽危局。 三十三年(1907),返北京任軍機大臣,管理學部事務。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11月,以顧命重臣晉太子太保,實錄館總裁。

貢獻

宣統元年(1909),病卒,謚號文襄。享年七十三歲。 張氏從政四十餘年,他注重教育和治安,主導了中國近代的警察制度,廣設學校,對清末教育和社會發展有很大的影響,為清末滿漢大臣中思想較為開明者。 八國聯軍入侵時,大沽砲台失守,張之洞會同兩江總督劉坤一與駐上海各國領事議訂「東南互保」,並鎮壓維新派的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自立軍起義,

遺著

〔輶軒語〕、〔書目答問〕、〔勸學篇〕、〔廣雅碎金〕、〔抱冰堂集奏議〕等書。

《輶軒語》為張之洞所撰,全書分上篇語行、中篇語學、下篇語文三部分。語行篇從德行、人品等方面對學子提出要求;語學篇從通經、讀史等方面論述為學之道;語文篇分時文、詩賦等,強調讀書宜求善本。[1]

《輶軒語》與《書目答問》均由張之洞在四川學政任內組織編纂與刊刻,對近代中國學術文化影響深遠。刊刻之初,張之洞致函京師密友,告以任上編纂兩書,其中《書目答問》「可作公牘觀,不可作著述觀」,而《輶軒語》「真是告示、公牘一例物事」。可是,學界長期以來著重關注兩書在學術文化方面的成就,將張之洞當年的自評視為謙辭,較少深入探討兩書關係學政「職司所在」的深意,以及所謂「公牘」的實際內涵。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