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情缘(春仔)
作品欣赏
我的文学情缘
幼年时，我从老人那里知道了一些祖上和爷爷的故事。村里人称我爷爷为“张天师”，大约是说他“天上的事知道一半，地上的事全晓得。”老人们说，我家祖上曾经有良田数十亩。很多年前的一个秋天，地里的稻子刚刚割倒，天公却不作美，平白飘下一场大雨，自此，老天天天不断变脸，放一会放晴，农夫们赶快把稻子翻过来晒，刚刚晒干，准备收上来，又是一阵雨，再次把稻子淋得湿透，如此反复，以致将稻子全烂在地里，几近绝收，家道就这样败落了。
爷爷似乎读过一些孔子孟子的书，当过私塾老师，后来种一点薄地，卖点菜秧苗糊口。老人们又说，我爷爷常说他在布业工会有点份，因为我的婆婆带着我的姑姑、还有我的母亲（童养媳）每天不停地织布，三天织一匹，拿到集市上换粮食吃。布匹卖出去，米能买进来，布匹卖不出，就要饿肚子。老人们还说，我爷爷极其善良，赤脚扛着锄头下地，一块石头（或砖头）露出地面，他不小心踢着，把脚趾踢烂了，出了血，他就会停下来，弯着腰，不急不躁，不怨不怒地对着石头说：“唔唔唔，你还踢我的脚趾啊，你让我的脚趾出血了啊，唔唔唔，我把你埋掉去，看你还踢人么。”接着马上挖一个坑，把石头埋进坑里，好让它不再害人。倘若踩到荆刺刺他，他也是如此。老人们口口相传，说我的爷爷不会喝酒，喝一点酒就脸红。他似乎能和任何事物对话，见花就有话对花说，见草就有话对草说，见鸟就有话对鸟说，但在人们看来，他看似和什么都能说上话，却又似乎是在自言自语……我认真地听着，眼前展现出爷爷的那些画面，觉得爷爷很神奇，也对爷爷充满了敬仰。可惜我没见过爷爷，他大约于1953年前就去世了，没有留下遗像，我深深地遗憾。
我家东墙边屹立着一棵古老的大樟树，不知多少年了，因为遭过雷击，主干只有两三人高，直径却有四五米，仍然虬枝纷披，或向上，或横亘，枝叶繁茂。巨大的根系裸露于地面，油光溜滑的，孩子们常在上面滑溜溜，越滑越亮。一条小溪从树荫下流过，清清的水儿潺潺有声，鱼儿竞争上游。
盛夏初秋的夜晚，月亮升起来，古樟树上，纺织娘尽情地歌吟，树下，溪水缓流，清风习习。炊烟早已淹没于无形的夜空，只留下烟火的气息。劳动了一天的父老们手拿蒲扇，悠闲自在地走出巷弄，纷纷坐到樟树下纳凉，听老人讲古。孩子们在旁边的禾场上玩耍，有的躲迷藏，有的玩老鹰抓小鸡，叫喊声穿破如水的夜空，我却跟着母亲在樟树下听爷爷辈说书。三国的曹操、刘备、诸葛亮……；水浒的林冲、武松、鲁智深……；还有精忠报国的岳飞，我就是那时候知道的。在古樟树下，我还听过薛仁贵征东、薛丁三征西，樊梨花移山倒海，还听说过国贼秦桧、奸臣严嵩……等等等等。
到了冬天，生产队里要记工分。晚上，先到的人在队部里用大小干树枝烧起一堆柴火，待社员们到齐了，记工员报完各人的工分，大家就围在柴火前，请老人讲故事，我也坐在其中，迫切期待着。屋子里的火由旺变晦，直至只剩下一点火星，未烧尽的柴火就不断地冒烟，整屋子烟雾弥漫，呛得人们不停地咳嗽，但都像被磁铁一样吸引着。老人把他们听来的、留在记忆里最生动，最深刻的三国、水浒、岳飞传、杨门女将……复述出来，什么诸葛亮火烧新野，赵子龙七进七出勇救幼主（刘禅）……等等，这些故事总是让我们听得入迷，凌晨两三点钟也不忍离去。
受着这样的熏陶，我的血液里，骨子里便埋下了文学的种子，我与文学结缘，大约就是那时候开始的吧。
到了小学，我喜欢写作文。我的作文经常被老师拿来念。回想起来，我的作文不过比同学们写得更通顺一点而已。四年级，一篇作文把我的脸吓成了酱紫色。记得我的作文有这样一句话：“……我要为革命好好读书，等长大了，好为人民多出贡献……”。“出”，我的本意是“做”，老师拿到班上念，质问道：“……多出贡献”？你是什么人？你的贡献能多出来吗？……我听了瑟瑟发抖。
直至高中，我在作文里写姑婆。那时候，我对姑婆的来历不甚了了，只知道母亲叫她姑姑，我们叫她姑婆。她似乎是外婆家的什么人。我在那篇作文里写自己幼时落难的故事：8岁，小学二年级，我在大队部墙上发现了一条骂伟大领袖的字迹，找来毛笔把它涂掉了，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开除学籍一年。我被打、被斗，死去活来，家里也因此蒙羞，失去了贫农的待遇，楼上谷屯里仅剩的两担谷子也被抄家的人挑走了，大哥在部队里也提不了干部。数九寒天，趁着月黑风高，母亲去姑婆家走了一趟，借来了一点粮食。此后，姑婆经常来，提着一小袋米，不断地接济我们。为了我不被打死、斗死，姑婆让我去她家吃，去她家住，对我比对亲儿子还好。后来，我恢复了学习。我记得我在那篇作文里记叙姑婆的恩情，老师大加赞赏，把我的作文贴到墙报上。
1979年，我上了师专。我开始学习创作，再次写了童年的那段“现行反革命”经历，因为不懂技巧，又写得太实了，老师说它不像小说。我也开始写点散文之类的东西，向地区文联的《宜春文艺》投稿。我带着稿子去找编辑，有一位张聚宁（著名军旅作家、评论家朱向前的夫人）老师对我说，你能写，但离发表还有差距。我也向《萌芽》投稿。毕业前夕，一个春天的夜晚，同学们正在梦中，突然狂风大作，春雷滚滚，电闪雷鸣间，骤雨倾盆。我们的寝室在五楼，忽然感觉到山摇地动，似乎瞬间就会房倾瓦碎。有同学拍床而起，大喊：“哎呀，地震了！”全寝室惊醒。雷声渐息，接着有同学大声问，如果真的地震来了，醒来第一件事做什么？寝室里热烈起来，大家纷纷说出自己的想法，可谓五花八门。一位同学高调声称，如果真的地震，他马上翻身爬起，纵身跳出窗去，一口气跑到英语系女生寝室，找到一号美女xx（同学们给全校的漂亮女生都编了序号的），先把她香艳的身体抱出来……云云。他大胆的想象令同学们兴奋异常，并高声尖叫……那是一个惊恐之夜，也是一个快乐之夜，更是一个不眠之夜。我把这一夜写成文字，不是写青春荷尔蒙，而是写英雄救美的梦想。写完后，我把它投到《萌芽》编辑部，不久收到回复，编辑夸赞我的文笔好，却退回了我的文稿。
1982年，我被分配到边远小县——铜鼓。那里四面环山，业余生活很贫乏，很单调。我在中学当老师。每当上完课，改完作业，我就在豆大的灯花下，潜心爬格子。我写我的童年、少年，写《苦楝树》：“苦楝子，乃乃长，娶了老婆不要娘，把娘踢到壁头上，把爷丢到大路旁……”这是妈妈常常挂在嘴边的歌谣。记得童年时，村子周围到处是樟树、槐树、柳树，还有桃子树、李子树……到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各种树几乎都被砍光了，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村子里到处光秃秃的。后来，村子周围长出了许多苦楝树。我无意中栽了一棵，几年后，这棵苦楝树长得比碗口还粗，父亲把它砍了，拿来做圆桶、水桶卖钱。这些不被人看好，甚至暗含不吉的树，居然成了可用之材，还能接济我们的生活。接着写《大地之根》。我家的柚子树在文革中硕果仅存，它大约是祖父或老祖父栽下的，它的根深深扎在泥土中，有着粗壮的躯干，繁茂的枝叶，每年结出无数又大又甜的柚子。霜降之后，柚子的味道甜极了，它给我的童年带来无穷乐趣，既果腹也充饥，省了不少口粮。我也写《遍地苦瓜》、《欸乃扁担》。盛夏的苦瓜是我们村栽种的主要蔬菜，出村就能看见遍地皆是苦瓜棚。苦瓜是乡亲们的钱袋子，一担一担挑到市上去卖，既行销也能卖好价钱。夜晚两三点钟，孩子们还在梦中，村里的屋檐下，巷子里，阶基上，到处响起“欸乃欸乃”的扁担声，那是父老们戴斗笠，穿草鞋，挑着苦瓜去城里卖。四五十里是去新余，八九十里是去分宜，超过百里是去宜春、萍乡，有时还去南昌。宜春、萍乡、南昌多半是到火车站偷爬火车（运煤的空火车皮）去。这些文章，发表在铜鼓县文联《试剑石》月报上。
大约1987年，30岁离我越来越近。春天的傍晚，一只鸟儿闯进了我的房间。那是我人生的第二个低潮，没有爱情，精神困顿，人生迷茫。看着那惊慌失措的鸟儿像自投囚笼一般，扑扇着翅膀在房间里乱飞，我心生怜悯，想要把它放出去，还给它自由的天空，它却像没头的苍蝇，到处乱撞，头破血流。我打开门，打开窗，轻轻地赶它，它仍然找不到北，朝墙上飞，朝窗上撞。我用竹竿驱它，它更加失魂落魄。我耐着心，终于把它驱离了房间。看着它飞上天去，消失在苍茫的夜空中，我的心像落下了一块石头。这篇文章第一次上了《宜春文艺》。
工作十年后，我改行了，先是去了国有企业，后来调到司法行政，再后来进了法院。期间有二十三年，除了写一些公文，文学作品却没有写一个字。或者是误入歧途，或者是玩物丧志，我几乎要失去文学了。
2012年，我从俗务中解放出来，退居二线。闲暇寂静的夜晚，我的初心萌动起来，文学的冲动与日俱增，但我却不会写，写不好了。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才渐渐有所感觉。
曾经，我想用生花妙笔，记录我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想，也想用诗一般的语言，写下我的爱憎。但是，在回归写作后的日子里，我常常深感无力。二十多年的荒芜，我想表达的，已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但是我练习着。
如今，我不太喜欢吟风弄月。我以为，见花欢颜，见雨落泪，见秋伤悲，为赋新诗强说愁，这样的文字可以很美，情感也可以细腻感人，但那都是小我的心境，难以深沉厚重，难以映照千姿百态的人生，难以再现纷繁复杂的现实生活。我总觉得，文学不是自我心境的表白和发泄，也不仅仅是风花雪月。写作者只有华丽的辞藻，优美的文笔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捕捉生活、表现生活，关注民生，张扬人性，反映真善美，鞭笞假恶丑的能力。于是我渴望发现人性之美，渴望表达人文关照，渴望用一支拙笔，以及内心的悲悯，书写丑恶互现的人世间，描绘人间的烟火气息。
是的，在如今的阅读和写作中，我更喜欢泥土的气息，烟火的味道。我努力使自己眼光平视，或者向下，心灵却永远朝上。我时时关注着世间那些平常人，那些可怜人，那些底层人，他们活着就像一株草，他们的疾苦，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挣扎，他们的善良、诚实、诚信，他们不屈的精神，他们吃苦耐劳的抗争，以及他们闪耀的灵魂光芒……总是牵动着我，感动着我。
这几年，我在努力写他们。我已经写了近30篇习作。《小之善》是一篇短小说，写了一对下岗的夫妇在汽车站开小餐馆，他们不计小利，劝善小恶，帮助困顿的路人，敢于直面黑恶的势力，甚至以武抗恶；《诗文的颤栗》是一个中篇，老家乡村的夫妇生了一对儿女，聪明可爱，金童玉女一般，夫妻满心欢喜，期待儿女们有出息，孰料夫妻双双染病，几乎丧失劳动能力，儿子也调皮，书读得好好的，却又跌断了手，从此肩颈颤栗，头脑乱晃，一病二十余年。医生不知道他是什么病，也无法医好他。夫妇拼尽所有，从乡下到城里，从农民到打工，赚来的钱只为儿子病能好，只为儿子能讨媳妇，甚至在城里为儿子买好了婚房。可是儿子沉疴难医，仍然是浑身颤栗。他不想讨媳妇，也无力孝敬父母。他以为自己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哪有权利去谈爱情，讨了媳妇，是有能力爱她呢还是会害她呢？他在城里打工多年，以为自己底层的命运无可逆转，看不到前途，但已经习惯了城里的生活，也不想回到故乡。女儿的爱情也出人意料，居然和有妇之夫生了儿子。夫妇俩没有绝望，年近花甲，仍然在城里奋斗，为他们的希望而奋斗。还有一些散文，比如《乡村名医记》，写了一名乡村医生，他从赤脚医生变成乡村名医，开诊所二十几年，本该发财的，可是仍然很穷，住快要倒塌的房子。他医好了无数乡亲和远远近近的病人，可一些病人却欠他很多钱，一直不肯还他，有的欠债者连人都找不到了。几十年如一日，他双脚走遍了山里的每一个角落，依然以最低的收费为乡亲们看病。《一口水》写的是故乡的桂婆婆，上世纪80年代，她中年丧夫，一个人把四五个儿子，一个女儿拉扯大，带着孩子们做了三四间房，为儿子们讨了媳妇，到老了，儿子们却嫌她、骂她、打她，过年时，她看不到儿女、孙子们来看她，想儿子们一口水喝都想不到。她为儿子们做了那么多房子，到头来自己却到处借房住，最终只能住在废弃的猪舍里。在桂婆婆身上，我不知道同样的米谷，怎么会养出不一样的人类。我最后一次看她的第二天，她上吊死了。当我知道桂婆婆上吊的消息，已是几个月以后，为此心情无比沉重。最近写了《乌石村的猫先》。“猫先”49年生，不满周岁，父母就离异了。他幼年的确体弱多病，可爱好文艺，会拉胡琴，又跟继父学了打祭作醮。36岁二次讨妻，妻子却难产死了，女儿26岁，失恋，流产，也染病而亡。他孤老度日，晚年却一心为人主持婚庆，更为老去的乡亲们超度亡灵。寂静的夜晚，他在继父留给他的，将要废弃的百年老屋里，孤独地，专心整理传统的民间文化，编写当地的《丧礼仪注》……
然而，我仍然感到苦恼。我的这些文字似乎仍很粗浅，无论是语言还是构思，无论是艺术还是思想，似乎都没有达到我所期望的效果，更难以让读者满意。
但是，多年的文学追求，更加教会了我眼光向下，心灵朝上。
作家刘亮程说：“文学应引导人类心灵朝上仰望” 这话说到了我的心坎里。他又说：“我们的祖先，那些伟大的圣者，孔子、老子、庄子……给我们在天上建立了一种可以仰望的存在。古人建立起来这个仰望体系是让我们尊敬万物……”他还说：“文学写作是探知地方真实的一个渠道。相比别的渠道，作家没法靠别的，就只能靠自己的眼睛去看，靠自己的心灵去感受，靠自己的价值去判断。正因如此，他才会提供一个活的东西，一个有呼吸的东西，能把这个活性的民间呈现出来。所以，文学是人类留给自己的一个后门……文学之所以有魅力，还有那么多人去看它，就是因为文学还能够通神，我们心灵中和大脑中还有一块东西是神圣的，神秘的，等着我们去唤醒的，这个东西需要用文学艺术来关照……”
作家杨献平也说：“关注和发现我们这个时代的幽微与宏大，偏僻与喧哗，应该成为作家的自觉行为；以心灵和灵魂切入某个现实的场域，应当是作家认真思考的问题……好的文章必然带有浓郁的生命和人间烟火气息，深切的命运关照和悲悯之心，自由表达的勇气和文体的开拓与实验意识……”
梁晓声有一段话也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他说道：文学创作“对作者来说，归根结底是要呈现人性的温度。”“很多好的作品……既最大限度地呈现了社会、人性或制度的问题，同时也不忘表达人的意志、行为的选择和人性的暖度……”
我深信这些话。
我常常想，我们的传统文化，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世俗的成分太重，世俗的负担太重。自五四以来，我们世俗的沉疴不是更好了，而是更重了，更深了，如果作家们不能从这些沉疴疾患中解放出来，不能心灵朝上仰望，我们的梦想还有什么希望呢？[1]
作者简介
春仔，男，江西省新余市人，现居江西铜鼓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