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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厚英（1938年－1996年8月25日），女，安徽颍上人。是一名女作家。1960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代表作品有《戴厚英随笔》。

人物经历

历任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组助理研究员，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大学文学院副教授。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96年8月25日，著名女作家戴厚英和她的侄女在上海凉城新村寓所遇害，噩耗传出，上海为之震惊。海内外新闻传媒关注这一重大命案。上海市公安局成立了一百七十多人组成的“八二五特大凶杀案”侦察专案组。经过对两千人的调查访问，最后终于侦破疑案……

她的死是悲惨的。凶手是她曾经接济过的一个年轻人，是戴老师的同乡，戴老师多次在钱物上帮助过他，那时，戴老师并不宽裕，写作的稿费也不高。这个年轻人鬼魂附体了，在潜入戴老师家中偷窃时，被戴老师在家的侄女发觉，那人将她的侄女打得昏死过去。戴老师是买菜回来碰见他的。据说，戴老师连连怒斥他：你会后悔的！你会后悔的！这个人还是疯狂地杀害了她。然后，还杀了苏醒过来的她的侄女。现场是恐怖的。犯罪者交代，他杀了戴老师之后向戴老师鞠了三鞠躬说：对不起，戴老师。这是个凶残而愚蠢的家伙！一代才女，就这么死于非命。

曾受批判

“文化大革命”后，戴厚英以自己的生活为素材，写出了《诗人之死》。上海文艺出版社决定出版。上海某些人闻讯，视为猛兽———因为闻捷之死与那些人有关。此书停了下来。不久，上海文艺出版社还是决定转印，打了纸型。这时，上海某人又借用夏衍之口，压此书。终于此书无法在上海印，转到福建人民出版社，上海又派人追到福建。关键时刻，福建省委书记项南给予支持，使此书问世。上海新华书店原订六万册。印成后，受到某些人干涉，上海退书，一本也不让进。后来，总算进了一点点。有人看了，说：“写一个专案组长跟专案对象的恋爱？！”

《人啊，人！》出版之后，戴受到了“密集性”的“批判”。她知道原因何在。可是，声势浩大的“批判”，反而使这本书一下子引起注意。美国出了烫金精装本，香港出了两种版本，法国出了译本，日本、联邦德国也在翻译出版……可是，她不仅得不到版税，连样书也没拿到。

戴厚英还告诉我，外国出版社编辑来沪，要求会见作者。复旦大学党委请示上海市委宣传部，未予同意。德国波恩大学马丁教授求见，也遭拒绝。里根总统访问复旦大学时，复旦大学有关的接待文件上，专为戴厚英写了一条：“如果外国记者问起戴厚英，就说不知道。”

上海某人要把戴打成“三种人”。戴说，那人明明知道她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属“三种人”，为什么强往这上面套？据说，上海市委一位书记在一次会议上，曾提及戴是“文化大革命”中“上海市委写作组成员”。戴说，这显然不符合事实。

戴说，对《人啊，人！》的“批判”，是她一生中蒙受的第二次打击。打击，反而磨炼了她。她说，一旦看透了，反而很冷静。她无心于功名利禄，唯一的追求就是要在文学上有所建树。迄今她还不是中国作协会员。但是，她说，她在读者中的广泛影响，已无愧于是一位中国作家。中国作协要她写申请。她说，她不写。她不愿打着白旗进入中国作协。

个人作品

有长篇小说《人啊，人！》《诗人之死》《脑裂》《我的故事》《空中的足音》《往事难忘》，中短篇小说集《锁链，是柔软的》，散文集《戴厚英随笔》等。

“任性斋”

上世纪80年代，因为探讨人性、人道主义的长篇小说《人啊人》，而蜚声文坛的已故女作家戴厚英在沪上复旦大学居所的书斋，有一个很新奇的名称：任性斋。虽然它的布置风格非常传统，可以说与“时代潮流”颇不协调——既没有什么豪华摆设，也不见值钱的古玩艺术品。房间内放着满满的四个书橱，一张宽大的写字台，一只老式的三人沙发。也许，只有那部当时尚不多见的台式电脑，彰显着主人公思想状态的“先锋”与“前卫”。

为什么给书斋取这样的名称呢？戴厚英说：自己“原本是性情中人，生活在性情之中，颜色、式样对我都是毫不重要的外壳，不值得注重的。”有一位爱好书法的青年朋友，专门为她的斋名书写了匾额，白纸、黑字、木框，质朴而大气。戴厚英在闲暇时刻，仔细品味那雄浑厚拙的字形，确乎能感到不随外界风雨飘摇、锈蚀之性情的魅力——丰富、深邃、坚韧，生机勃勃。进而联想到，只要怀抱这样的性情，世界上什么样的苦酒、辣酒不敢开怀畅饮？什么样的孤独寂寞不能甘之如饴？但时间久了，她还是感觉，那三个字写得有些过于庄重和沉重了。特别是那个“斋”字，右边一竖直直地伸下来，墨迹似乎被厚厚的泥土掩埋了。如此站久了，岂不太累？戴厚英想，应该让它轻松、休息下来。于是，到黄山旅游买回的五只陶猴派上了用场。戴厚英虽然属相是虎，但她对猴子却一直情有独钟，她认为，猴上下攀缘所依附的，无非树木山峦，不贵不贱，却披戴着常青的枝叶，吸取山峦的灵气。它没有雄踞山头的威严，却享受嬉笑揶揄的情趣。何况，“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小小美猴王，也敢于置豺狼虎豹的威胁于不顾，幻想自成一统，自由自在。虽不免成为大人们的笑柄，但终究算得上一种迷人的艺术境界。想到就做，她叮叮当当一阵敲打，五只猴子便跳到墙上“任性斋”匾额的旁边，有的打拳，有的踢腿，嬉笑打闹，似乎已经帮助那个“斋”字拔出了沉重的腿脚。平实的书房顿时变得灵动活泼起来。

成名作的产生

许多人对戴厚英的了解是从她的两本书《人啊，人！》和《诗人之死》开始的。1964年，有一天戴厚英在马路上碰到一位熟人，熟人的身边站着一位高大英俊的中年汉子，那个汉子就是诗人闻捷，戴厚英和闻捷就这样认识了，但仅仅是读者认识作家，并无交往。后来文革期间，闻捷因为历史问题接受“文革领导小组”的“第四把手”戴厚英的审查，及至闻妻跳楼自杀，戴去劝慰--同情--相爱，风言风语弄到张春桥发话，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工宣队出面干涉，强行拆散这对恋人，并对闻捷进行批判。闻捷愤而自杀了。闻捷的死对于戴厚英的打击之大可想而知，《人啊，人！》和《诗人之死》因此成文。

戴厚英性格刚强，而且对待一切事物都观点明确，有时甚至难免走极端。不怕，因为她一旦醒悟后，就绝不文过饰非，而且会坦诚地纠正自己。例如在人道主义问题上，她极左过，而且出于真诚。但当她认识自己的失误时，她有勇气并且毫不犹豫地公开否定自己，从而在八十年代初写出了影响深远的《人啊，人！》。

说起戴厚英，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她在自我认识上的坦率。她在批评旁人时不留情面，她对自己也更是这样。戴厚英是一个诚实的人。她对旁人认真，对自己也丁是丁，卯是卯，绝不马虎。这说来容易，实践起来却很难。恰如其分地批评旁人不易，准确的自我批评难度更大。

论年龄，我和厚英是隔代人。我们之间可说是忘年交。1949-1979年间，神州大地接连发生几次大折腾，把人心都搞乱了。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她才只有十一岁。厚英基本上是在红旗下长大的。她积极向上，敢打敢冲，因而在动荡的年月里，也做过日后反悔的事。问题不在于她那个时期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而在于她的动机：她是出于真诚。后来她在认识上起了变化，那也是反思的结果。

前年八月她在家中惨遭杀害一事，在国内外曾引起强烈反响。这样卓越的作家，竟死于一个愚昧凶残的歹徒之手，这真是难以想象的。

厚英住在上海，心却总依恋着生她养她的安徽。她多次为家乡赈灾而解囊，且计划退休后回乡去振兴教育，济老扶贫。她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厚英为人光明磊落，性格直爽坦率，是非分明，作品富有强烈的使命感，1987年初，我和洁若曾在香港与她同看改编成话剧、用粤语演出的《人啊，人！》。我一面听着男主角讴歌人道主义思想的大段独白，一面对作者敢于探讨人性，呼唤人性的胆量由衷地感到钦佩。

厚英是位深深地扎根于家乡的乡土作家。她具有丰富的人生经历，深厚的文学理论根底和旺盛的创作力。如假以天年，本可大有作为。不幸竟遭到这样的惨死。这是当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巨大损失！感谢安徽文艺出版社及时印出这八卷厚英的遗作。这里是淮河女儿戴厚英毕生的爱与恨，她的信念与期望。厚英的鲜明形象必将永远留在千千万万读者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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