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逸

戴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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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1926年
國籍	中國
職業	歷史學家

戴逸，歷史學家。1926年生，江蘇常熟人。1946年考入國立北京大學史學系。1949年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1952年開始從事中國近代史的教學和研究。1973年轉而研究清前期歷史。1978年任清史研究所所長。曾任第四屆、第五屆中國史學會會長、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現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長、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主要著作有《簡明清史》、《中國通史》、《二十世紀中華學案》、《當代學者自選文庫——戴逸卷》、《清通鑑》、《十八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繁露集》、《二十六史大辭典》等。

人物簡介

中國清史學界領軍人物。戴逸一生鑽研清史，出版了《中國近代史稿》、《明清史》、《清通鑑》、《清代人物傳稿》等30多部著作，2002年，我國清史編纂工程正式啟動，戴逸任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2013年獲得第二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

按照中國歷史的傳統，每個新時代都要為前朝修史。清朝滅亡距今100多年，《清史稿》的編撰如今已進入最後時刻，共100冊。在91歲的戴逸心裡，這是一生中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工作。

戴逸：「新中國成立已經半個多世紀了，應該集成這樣一個史記。二十四史，從司馬遷開始，幾千年沒有中斷，這是中國文明的一個重要的特點，沒有一個國家有這些長的歷史記錄，我們也不能讓這個歷史記錄斷了。」

記者：「清史稿就要問世了，那您的這一段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明年92歲了，您92歲之後還準備幹什麼呢？」

戴逸：「92歲我就退休了，現在我還要上班，就是這本弄好了，我其他都沒想。」

從2003年立項到預計2018年出版，《清史稿》的編撰歷經十五載，凝結的卻是戴逸幾十年的心血。

1955年，他在人大開設中國近代史課程，開啟了高校系統講授中國近代史的先河，引起了歷史學家吳晗的注意。三年後,周恩來總理委託吳晗找人編修《清史》，戴逸自然成為最佳人選之一，32歲的他就這樣與清史編撰工程結緣。1978年，戴逸受命組建清史研究所。清朝檔案浩如煙海，儘管故宮保留了大部分，但還是有大量遺失的資料要一點一點收集回來。

「大家不知道有那麼多檔案，把檔案當廢紙賣掉了，裝了8000麻袋送到造紙廠，後來人家發現了，把它尋回來的。」

歷史是關於時間的命題，時間對一位老人而言卻最是奢侈。在戴逸的期望里，《清史稿》的問世只是個引子，清史研究還要在一代代學者的探索里繼往傳承。

「有很多問題還沒有解決，應該繼續研究。譬如中國為什麼到清朝形成了一個大一統的國家？為什麼清朝的現代化開始的晚，本來中國也是世界前列的一個國家，為什麼沒有能夠比較早的發動產業革命，能夠跟世界齊頭並進？這都是要深入進行探討的問題。」 戴逸常說，一個民族如果忘記了過去，就不能正確地面對現在和未來。教書育人60餘載、桃李天下，他鼓勵弟子大膽思考，有貫通古今的現代視野，也有世界角度的超前眼光。

畢生研究清史，戴逸的第一個專業卻是與歷史毫不沾邊的鐵道管理。1944年高中畢業後，他考入了上海交大。大二時抗戰勝利，北大從昆明回遷，途經上海時開設考場，戴逸毅然捨棄了已完成兩年的交大學業，考入北大，轉而走上了史學研究之路。這個選擇當時很多人並不理解，因為在那個重理輕文的年代，學鐵路管理意味着金飯碗，而學歷史則是可能畢業就失業。

名字的由來

戴逸原名戴秉衡，內戰爆發後，因參加學生運動遭到國民黨特務緝捕，被時任北大校長胡適親自保釋出獄後，22歲的他在黨組織的安排下連夜逃離北京，奔赴解放區。「戴逸」之名由此而來。

「當時規定凡是到解放軍區的都要改名，我就想我改什麼名呢？我逃跑的，所以就改叫「逸」吧，因為「逸」就是逃走的意思。」

其實對於戴逸而言，這個「逸」字除了逃跑，更多時候意味着「超逸」。人如其名，他正是如此超脫了世俗悲喜，安心於浩瀚史冊，傾半生心血，成就一部不朽史書。

秉筆直書

有人贊他「戴公桃李滿天下」，他笑一笑，說自己只是普通教師；有人稱他清史泰斗、史學重鎮，他搖搖頭，道自己只是一個修史人。他是戴逸，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著名歷史學家。

光陰者，百代之過客。這位史學家的一生也如一段歷史，與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交織在一起，跌宕起伏。52歲受命組建清史研究所；76歲披掛上陣出任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主持《清史》纂修工作；如今90歲高齡仍心系清史不肯懈怠。

清史是戴老理念之歸宿，精神之依託，生命之安宅，幾十年來，他寢於斯，食於斯，學於斯，行於斯。他為我們展示這個封建王朝的機遇和命運，為我們分析這段300年興盛衰亡歷史的殷鑑與啟迪，還為我們勾勒康熙、雍正、乾隆等一個個歷史人物的光影。

鏡里朱顫都變盡，只有丹心難滅。談及家國，戴老的眼眸中是自豪。他說誰能想到我們的國家，區區幾十年的時間就能從曾經的積貧積弱、任人宰割發展到今天的繁榮昌盛；對比歷史，他說現在是最好的時光，我們是幸福的一代，中國的前途大有希望。談及正風反腐，他說一個盛世的到來必定要有反貪腐作為先導，這是盛世到來的推動力和有力手段。他為我們列舉康雍乾三朝的治理腐敗舉措，也客觀分析舉措背後的來龍去脈與利弊得失。他對今天全面從嚴治黨的成果交口稱讚，也坦言在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這股勁不能松，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每當夜深人靜、萬籟俱寂時，獨處小樓之上，青燈黃卷，咿唔諷誦，手握形管，朱藍粲然。」這是戴老對自己年少讀書情景的描述，憶及啟蒙自己的師長和相伴學海的友人，他的語聲儘是懷念。這位自孩童時就鍾情文史的大家，無愧於「讀書的一生，筆墨的一生」。

史德者何？著書者之心術也。「我的夢想就是《清史》編成，再就是能看到國家越來越富強。」戴老的這句話在耳邊久久難以忘懷。

主要著作

《清代人物傳稿》 戴逸、林言椒主編，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年 　　 《履霜集》 論文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 　　 《中國歷史大辭典·清史》戴逸、 羅明主編，上海辭書出版社，1992年 　　 《乾隆帝及其時代》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 　　 《二十六史大辭典》 戴逸主編，吉林人民出版社 　　 《繁露集》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 　　 《語冰集》 論文集，科學普及出版社，1999年 　　 《十八世紀的中國與世界》 「211」工程清史子項目，遼海出版社 　　 《清通鑑》 戴逸、李文海主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卷》 清史部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2004年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