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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逸
出生 1926年
國籍 中國
職業 歷史學家


戴逸,歷史學家。1926年生,江蘇常熟人。1946年考入國立北京大學史學系。1949年任教於中國人民大學。1952年開始從事中國近代史的教學和研究。1973年轉而研究清前期歷史。1978年任清史研究所所長。曾任第四屆、第五屆中國史學會會長、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現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館館長、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主要著作有《簡明清史》、《中國通史》、《二十世紀中華學案》、《當代學者自選文庫——戴逸卷》、《清通鑑》、《十八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繁露集》、《二十六史大辭典》等。

人物簡介

中國清史學界領軍人物。戴逸一生鑽研清史,出版了《中國近代史稿》、《明清史》、《清通鑑》、《清代人物傳稿》等30多部著作,2002年,我國清史編纂工程正式啟動,戴逸任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2013年獲得第二屆吳玉章人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


按照中國歷史的傳統,每個新時代都要為前朝修史。清朝滅亡距今100多年,《清史稿》的編撰如今已進入最後時刻,共100冊。在91歲的戴逸心裡,這是一生中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工作。

戴逸:「新中國成立已經半個多世紀了,應該集成這樣一個史記。二十四史,從司馬遷開始,幾千年沒有中斷,這是中國文明的一個重要的特點,沒有一個國家有這些長的歷史記錄,我們也不能讓這個歷史記錄斷了。」

記者:「清史稿就要問世了,那您的這一段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明年92歲了,您92歲之後還準備幹什麼呢?」

戴逸:「92歲我就退休了,現在我還要上班,就是這本弄好了,我其他都沒想。」

從2003年立項到預計2018年出版,《清史稿》的編撰歷經十五載,凝結的卻是戴逸幾十年的心血。

1955年,他在人大開設中國近代史課程,開啟了高校系統講授中國近代史的先河,引起了歷史學家吳晗的注意。三年後,周恩來總理委託吳晗找人編修《清史》,戴逸自然成為最佳人選之一,32歲的他就這樣與清史編撰工程結緣。1978年,戴逸受命組建清史研究所。清朝檔案浩如煙海,儘管故宮保留了大部分,但還是有大量遺失的資料要一點一點收集回來。

「大家不知道有那麼多檔案,把檔案當廢紙賣掉了,裝了8000麻袋送到造紙廠,後來人家發現了,把它尋回來的。」

歷史是關於時間的命題,時間對一位老人而言卻最是奢侈。在戴逸的期望里,《清史稿》的問世只是個引子,清史研究還要在一代代學者的探索里繼往傳承。

「有很多問題還沒有解決,應該繼續研究。譬如中國為什麼到清朝形成了一個大一統的國家?為什麼清朝的現代化開始的晚,本來中國也是世界前列的一個國家,為什麼沒有能夠比較早的發動產業革命,能夠跟世界齊頭並進?這都是要深入進行探討的問題。」 戴逸常說,一個民族如果忘記了過去,就不能正確地面對現在和未來。教書育人60餘載、桃李天下,他鼓勵弟子大膽思考,有貫通古今的現代視野,也有世界角度的超前眼光。

畢生研究清史,戴逸的第一個專業卻是與歷史毫不沾邊的鐵道管理。1944年高中畢業後,他考入了上海交大。大二時抗戰勝利,北大從昆明回遷,途經上海時開設考場,戴逸毅然捨棄了已完成兩年的交大學業,考入北大,轉而走上了史學研究之路。這個選擇當時很多人並不理解,因為在那個重理輕文的年代,學鐵路管理意味着金飯碗,而學歷史則是可能畢業就失業。[1]


名字的由來

戴逸原名戴秉衡,內戰爆發後,因參加學生運動遭到國民黨特務緝捕,被時任北大校長胡適親自保釋出獄後,22歲的他在黨組織的安排下連夜逃離北京,奔赴解放區。「戴逸」之名由此而來。

「當時規定凡是到解放軍區的都要改名,我就想我改什麼名呢?我逃跑的,所以就改叫「逸」吧,因為「逸」就是逃走的意思。」

其實對於戴逸而言,這個「逸」字除了逃跑,更多時候意味着「超逸」。人如其名,他正是如此超脫了世俗悲喜,安心於浩瀚史冊,傾半生心血,成就一部不朽史書。[2]

秉筆直書

有人贊他「戴公桃李滿天下」,他笑一笑,說自己只是普通教師;有人稱他清史泰斗、史學重鎮,他搖搖頭,道自己只是一個修史人。他是戴逸,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著名歷史學家。

光陰者,百代之過客。這位史學家的一生也如一段歷史,與國家和民族的命運交織在一起,跌宕起伏。52歲受命組建清史研究所;76歲披掛上陣出任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主持《清史》纂修工作;如今90歲高齡仍心系清史不肯懈怠。

清史是戴老理念之歸宿,精神之依託,生命之安宅,幾十年來,他寢於斯,食於斯,學於斯,行於斯。他為我們展示這個封建王朝的機遇和命運,為我們分析這段300年興盛衰亡歷史的殷鑑與啟迪,還為我們勾勒康熙、雍正、乾隆等一個個歷史人物的光影。

鏡里朱顫都變盡,只有丹心難滅。談及家國,戴老的眼眸中是自豪。他說誰能想到我們的國家,區區幾十年的時間就能從曾經的積貧積弱、任人宰割發展到今天的繁榮昌盛;對比歷史,他說現在是最好的時光,我們是幸福的一代,中國的前途大有希望。談及正風反腐,他說一個盛世的到來必定要有反貪腐作為先導,這是盛世到來的推動力和有力手段。他為我們列舉康雍乾三朝的治理腐敗舉措,也客觀分析舉措背後的來龍去脈與利弊得失。他對今天全面從嚴治黨的成果交口稱讚,也坦言在改革發展的關鍵時期,這股勁不能松,逆水行舟不進則退。

「每當夜深人靜、萬籟俱寂時,獨處小樓之上,青燈黃卷,咿唔諷誦,手握形管,朱藍粲然。」這是戴老對自己年少讀書情景的描述,憶及啟蒙自己的師長和相伴學海的友人,他的語聲儘是懷念。這位自孩童時就鍾情文史的大家,無愧於「讀書的一生,筆墨的一生」。

史德者何?著書者之心術也。「我的夢想就是《清史》編成,再就是能看到國家越來越富強。」戴老的這句話在耳邊久久難以忘懷。[3]

主要著作

《清代人物傳稿》 戴逸、林言椒主編,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年    《履霜集》 論文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7年    《中國歷史大辭典·清史》戴逸、 羅明主編,上海辭書出版社,1992年    《乾隆帝及其時代》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    《二十六史大辭典》 戴逸主編,吉林人民出版社    《繁露集》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    《語冰集》 論文集,科學普及出版社,1999年    《十八世紀的中國與世界》 「211」工程清史子項目,遼海出版社    《清通鑑》 戴逸、李文海主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卷》 清史部分,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2004年 [3]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