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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逸
出生 1926年
国籍 中国
职业 历史学家


戴逸,历史学家。1926年生,江苏常熟人。1946年考入国立北京大学史学系。1949年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1952年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1973年转而研究清前期历史。1978年任清史研究所所长。曾任第四届、第五届中国史学会会长、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现任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主要著作有《简明清史》、《中国通史》、《二十世纪中华学案》、《当代学者自选文库——戴逸卷》、《清通鉴》、《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繁露集》、《二十六史大辞典》等。

人物简介

中国清史学界领军人物。戴逸一生钻研清史,出版了《中国近代史稿》、《明清史》、《清通鉴》、《清代人物传稿》等30多部著作,2002年,我国清史编纂工程正式启动,戴逸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2013年获得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


按照中国历史的传统,每个新时代都要为前朝修史。清朝灭亡距今100多年,《清史稿》的编撰如今已进入最后时刻,共100册。在91岁的戴逸心里,这是一生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工作。

戴逸:“新中国成立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应该集成这样一个史记。二十四史,从司马迁开始,几千年没有中断,这是中国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没有一个国家有这些长的历史记录,我们也不能让这个历史记录断了。”

记者:“清史稿就要问世了,那您的这一段工作也告一段落了,明年92岁了,您92岁之后还准备干什么呢?”

戴逸:“92岁我就退休了,现在我还要上班,就是这本弄好了,我其他都没想。”

从2003年立项到预计2018年出版,《清史稿》的编撰历经十五载,凝结的却是戴逸几十年的心血。

1955年,他在人大开设中国近代史课程,开启了高校系统讲授中国近代史的先河,引起了历史学家吴晗的注意。三年后,周恩来总理委托吴晗找人编修《清史》,戴逸自然成为最佳人选之一,32岁的他就这样与清史编撰工程结缘。1978年,戴逸受命组建清史研究所。清朝档案浩如烟海,尽管故宫保留了大部分,但还是有大量遗失的资料要一点一点收集回来。

“大家不知道有那么多档案,把档案当废纸卖掉了,装了8000麻袋送到造纸厂,后来人家发现了,把它寻回来的。”

历史是关于时间的命题,时间对一位老人而言却最是奢侈。在戴逸的期望里,《清史稿》的问世只是个引子,清史研究还要在一代代学者的探索里继往传承。

“有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应该继续研究。譬如中国为什么到清朝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国家?为什么清朝的现代化开始的晚,本来中国也是世界前列的一个国家,为什么没有能够比较早的发动产业革命,能够跟世界齐头并进?这都是要深入进行探讨的问题。” 戴逸常说,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过去,就不能正确地面对现在和未来。教书育人60余载、桃李天下,他鼓励弟子大胆思考,有贯通古今的现代视野,也有世界角度的超前眼光。

毕生研究清史,戴逸的第一个专业却是与历史毫不沾边的铁道管理。1944年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了上海交大。大二时抗战胜利,北大从昆明回迁,途经上海时开设考场,戴逸毅然舍弃了已完成两年的交大学业,考入北大,转而走上了史学研究之路。这个选择当时很多人并不理解,因为在那个重理轻文的年代,学铁路管理意味着金饭碗,而学历史则是可能毕业就失业。[1]


名字的由来

戴逸原名戴秉衡,内战爆发后,因参加学生运动遭到国民党特务缉捕,被时任北大校长胡适亲自保释出狱后,22岁的他在党组织的安排下连夜逃离北京,奔赴解放区。“戴逸”之名由此而来。

“当时规定凡是到解放军区的都要改名,我就想我改什么名呢?我逃跑的,所以就改叫“逸”吧,因为“逸”就是逃走的意思。”

其实对于戴逸而言,这个“逸”字除了逃跑,更多时候意味着“超逸”。人如其名,他正是如此超脱了世俗悲喜,安心于浩瀚史册,倾半生心血,成就一部不朽史书。[2]

秉笔直书

有人赞他“戴公桃李满天下”,他笑一笑,说自己只是普通教师;有人称他清史泰斗、史学重镇,他摇摇头,道自己只是一个修史人。他是戴逸,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著名历史学家。

光阴者,百代之过客。这位史学家的一生也如一段历史,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交织在一起,跌宕起伏。52岁受命组建清史研究所;76岁披挂上阵出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主持《清史》纂修工作;如今90岁高龄仍心系清史不肯懈怠。

清史是戴老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几十年来,他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他为我们展示这个封建王朝的机遇和命运,为我们分析这段300年兴盛衰亡历史的殷鉴与启迪,还为我们勾勒康熙、雍正、乾隆等一个个历史人物的光影。

镜里朱颤都变尽,只有丹心难灭。谈及家国,戴老的眼眸中是自豪。他说谁能想到我们的国家,区区几十年的时间就能从曾经的积贫积弱、任人宰割发展到今天的繁荣昌盛;对比历史,他说现在是最好的时光,我们是幸福的一代,中国的前途大有希望。谈及正风反腐,他说一个盛世的到来必定要有反贪腐作为先导,这是盛世到来的推动力和有力手段。他为我们列举康雍乾三朝的治理腐败举措,也客观分析举措背后的来龙去脉与利弊得失。他对今天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果交口称赞,也坦言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这股劲不能松,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时,独处小楼之上,青灯黄卷,咿唔讽诵,手握形管,朱蓝粲然。”这是戴老对自己年少读书情景的描述,忆及启蒙自己的师长和相伴学海的友人,他的语声尽是怀念。这位自孩童时就钟情文史的大家,无愧于“读书的一生,笔墨的一生”。

史德者何?著书者之心术也。“我的梦想就是《清史》编成,再就是能看到国家越来越富强。”戴老的这句话在耳边久久难以忘怀。[3]

主要著作

《清代人物传稿》 戴逸、林言椒主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    《履霜集》 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年    《中国历史大辞典·清史》戴逸、 罗明主编,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    《乾隆帝及其时代》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    《二十六史大辞典》 戴逸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    《繁露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    《语冰集》 论文集,科学普及出版社,1999年    《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 “211”工程清史子项目,辽海出版社    《清通鉴》 戴逸、李文海主编,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 清史部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4年 [3]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