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岁月的“耒阳童年”(朱文科)
作品欣赏
抗战岁月的“耒阳童年”
这是一群在抗战岁月里成长的著名文人，有专家、学者，有作家、诗人，有书法家、画家，有翻译家、出版家。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成长经历，抗战时期随同父母到耒阳避难，度过几年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这种“耒阳童年”虽然很短暂，但对一生有着深远的影响。
那是八年抗战难得的一个稳定的大后方——湖南临时省会耒阳。时间1939年5月20日至1944年6月18日，累计五年零一个月。
朱正：与小学同学“三结义”
湖南出版界有两个人物闻名全国，一个是钟叔河，一个是比钟叔河大3天的朱正。
朱正，1931年11月生，湖南长沙人，笔名莫怪、陈朴，作家、出版家，曾任湖南人民出版社编审，编辑有“骆驼丛书”二十余种，著有《鲁迅传略》《鲁迅回忆录正误》《留一点谜语给你猜》《1957年的夏季》《当代学人精品：朱正卷》等。1956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抗战期间，朱正随父母居住在耒阳九眼塘，并在耒阳读完了高小。
九眼塘位于耒阳县城南门外的金南村，是巾帼英雄伍若兰的故乡。朱正的父亲朱品瑀，时任省立中正医院（省人民医院）会计主任。朱正插班进了省立第十一中学附属小学读四年级。朱正在晚年口述回忆过这件事：“医院办起来了，父亲在耒阳也安顿好了，他写信来要我母亲带着我们五姊妹去耒阳。那时长沙已经不通火车，我们先到板塘铺才坐上火车。到了耒阳，我们住在一个叫做九眼塘的地方，门前确实有好几个池塘。大约不久以前这里还是农村，一座就当时来说设备齐全的医院在这空地上建了起来。省立中正医院前后三任院长，我记得是李学海、彭继甫和娄瘦萍，都是湘雅医学院早期的毕业生，是医道很高明的大夫。彭院长任职时间要长一些，后来他成了我父亲终身的朋友。他太太鲁爱德大夫是著名的妇产科专家，当时大约是医院的妇产科主任。他的妹妹彭友珍大夫是小儿科专家，给我们姊妹看过许多次病，日本投降以后她在美国行医。”
朱正记得，那次插班考试的常识试卷上有一些是非题，其中有道题是“五四运动是学生爱国运动”。朱正不知道五四运动，随意蒙着答题，竟然回答对了。班上同学伍鹿生，耒阳本地人，很聪明，书看得多，什么《人猿泰山》、武侠小说，都看完了。伍鹿生写过一副对联送给朱正：“朱乃色中首，正则邪不侵”，小学生能做出这样嵌入姓名的对联，朱正佩服得五体投地。班上同学余建宣，其父是省政府建设厅厅长余籍传，人称宣少爷，但这个同学在学校里没有什么少爷派头，读书很用功，考试成绩经常排名第一，跟同学也相处得来。同学易福昌，长沙名医易鹿泉的孙子，经常到朱正家来玩。易福昌的字写得特别好，这一班小学毕业证书，就是老师让他誊写的。朱正与易福昌、伍鹿生关系最好，学着桃园三结义的样子，在耒水河边的沙滩上跪成一排，对天盟誓，说了些有官同做、有马同骑、有福同享、有祸同当之类的誓言。结义没有邀余建宣，不想高攀官家子弟。
朱正在《小书生大时代》一文中提及，当时他从班上同学处看到刊物《中国儿童时报》《新儿童》，很感兴趣，央求父亲帮他各订了一份。《中国儿童时报》是浙江出版的，四开报纸，大约是三日刊，不知道是因为停刊还是邮路中断，这报只收到过几期就不再来了。《新儿童》是桂林出版的，半月刊，黄庆云主编。朱正发现这种刊物发表一些儿童的投稿，于是尝试着也寄去一篇，居然发表了，还得了奖，奖品是许地山著作《神灯》。看到自己的姓名用铅字印在书上，朱正颇受鼓舞，暗暗做起了作家梦。这是他最初的梦想。
小学毕业后，朱正升入省立第十一中学。父亲有客人，偶而也叫他去陪坐谈天。他家租住的房子是一个祠堂，还驻扎了一连兵，每天能看到他们上操。朱正见过两次处罚逃兵，全连列队，逃兵在队列前面被退下裤子按在地上，扁担打屁股，那逃兵被打得皮开肉绽哇哇哭嚷。文书上士汪琦，江浙人，字写得好，还爱写新诗和散文，朱正十分佩服，与他成了好朋友。朱正还听说住这里的一位营长，后来在湘北会战结束时被薛岳枪毙了。朱正在耒阳见到薛岳两次，一次是开全省运动会，薛岳一身军装，戴着白手套，站在主席台上。另一次是看戏，薛岳从长沙到耒阳陪同家人过春节，有天下午为薛岳演出了一场京剧。余建宣给朱正一张票，位子很好，就坐在薛岳的后面。那天只有两出戏：《薛仁贵征东》和《精忠岳传》。《精忠岳传》在锣声鼓点中登台时，演职人员擎着一面式样尺寸和“薛”字旗相同的锦旗，上书“精忠报国”，下面一个大大的“岳”字。戏台上出现“薛岳”二字，戏台下响起掌声一片，薛岳乐不可支。
抗战胜利后，朱正在郴县广德中学读书，因受国文老师萧鸿澍的影响，喜爱而广泛阅读鲁迅作品，因兴趣走近鲁迅学术研究。后来，他又到长郡中学读书。新中国成立后，朱正在《湖南日报》文教组担任编辑，25岁那年写成《鲁迅传略》，轰动全国。1957年夏，朱正被打成“右派”，文革期间被关进监狱，强制劳改。文革结束后，朱正平反，安排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复出的朱正佳作不断，先后出版了《鲁迅回忆录正误》《鲁迅的人脉》《鲁迅书话》等一系列著作，成为著名学者、出版家。
柳鸣九：耒阳偏安时期的童年
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柳鸣九的名字也许有些陌生，然而，如果时光倒退30年，他堪称年轻人的偶像。上世纪八十年代，法国作家萨特在中国掀起了一股“萨特热”，而将萨特引入中国的，正是柳鸣九。他因此被誉为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柳鸣九是著名学者、理论批评家，还是一位翻译家、散文家。他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他的主要著作有《柳鸣九文集》15卷，约600万字，以及自传《回顾自省录:柳鸣九自述》，翻译作品《雨果文学论文选》、《莫泊桑短篇小说》、《局外人》等。
古人云：“鹤鸣于九皋，闻声于天”，这就是柳鸣九名字的来历。1934年，柳鸣九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厨师家庭，父亲靠着一把菜勺走南闯北，养家糊口，含辛茹苦培养出了三个大学生，可惜因为积劳成疾早逝。柳鸣九是家中长子，毕业北京大学西语系，对父亲一直感念，其散文随笔集《子在川上》，开篇写的是《父亲的故事》。柳鸣九三岁时全面抗战爆发。生逢乱世，逃难成为童年的主题。2015年9月8日的《光明日报》，以《诚实：学者的灵魂》为题专版介绍了柳鸣九。柳鸣九说道：“我的儿童时代，基本上是在逃难的生涯中度过的。随着日本侵略军的不断进攻，我们家从湖南长沙逃到耒阳，在耒阳相对安定了几年，又从耒阳逃到广西桂林，再逃到重庆。难民生活的危险与艰辛我都经历过，毕生难忘。”
柳鸣九何以到耒阳了呢？为何又说在耒阳相对安定呢？原来，1939年5月起，耒阳成为湖南省的临时省会，前后长达五年多，并在薛岳将军主政下，呈现出一片繁荣太平景象。柳鸣九一家定居耒阳后，父亲单枪匹马在桂林一家银行工会当大厨，收入颇丰。母亲带着三个孩子在耒阳生活，过得无忧无虑。他家与几个舅舅都租房子住，地点是县城附近一个叫谢家庄的村子，有近十间房子。后来，柳鸣九的母亲另外租了一栋新建的楼房，还雇请了女佣，照管三个孩子，过上了舒适的“太太生活”。柳鸣九回忆：“母亲早年跟着我父亲奔波劳累，到耒阳后总算过了三四年有女佣的清闲的太太生活，生活安定，心境平稳，经济富足。耒阳时期对我父亲来说仍然是辛苦劳累的，对其他的家庭成员来说则完全是一段幸福的日子，是我的家史中唯一一段惬意的时期。”
据《柳鸣九自述》介绍，柳家在耒阳不仅过上了偏安的日子，而且还相当富裕。柳鸣九的大舅在耒阳城里开了一家上规模的酒家——曲园酒家，“酒店相当排场，占有一个很大的院落，其中还有一片不小的草地和一两个亭台，在当地相当有名。”他的另一个舅舅，则办起了印刷厂。他父亲单枪匹马在桂林赚钱，在两个舅舅的生意中占有大股份，还在长沙买了一处房产。在那样的战乱时期，居然在长沙购置房产，可见柳鸣九父亲不善于理财。后来，随着长沙沦陷，柳父购买的那处房产，顿时化为乌有，而柳家人都没有见过一眼。在耒阳，柳鸣九每天要练习毛笔字，在家跟村里的孩子玩，在学校跟城里的孩子玩。他在城区一家很大的小学读书，步行上学，所经之路是乡野的一片秀美风光。
柳鸣九六岁上小学，在耒阳那几年求学，有四件事记忆深刻：
之一：他每天清晨上学经过的一个街口，有一个妇女摆摊子在卖油煎粑粒，这个妇女为了生意，把无人照管的小孩反锁在破烂的木屋子里，任凭孩子厉声惨哭。他虽然从来没有见过这个男孩，但孩子那一阵阵凄厉的哭声，直到柳鸣九到了晚年都记忆犹新。
之二：有一次，家里人带他去看了一次京剧《白蛇传》，觉得那个演白素贞的演员漂亮得跟仙女一样。后来他在放学路上，总希望遇到这个“仙女”，没想到有一天居然在县城的街道碰见了，让他激动不已。
之三：他在学校蒙受了一次特大的冤枉，班上几个顽皮同学打架，却把起因硬扣在完全无关的柳鸣九头上。他被一位干瘦、丑陋的女老师处以凌辱式的粗暴惩罚，不仅在教室外罚站，还用绳子绑着他示众，造成伤痛长期不愈。
之四：有一天，谢家庄来了一个皮影戏班子，他看了后很受启发，自己用纸叠成小人，仿照皮影戏的方式，扮演一点幼稚可爱、简陋不堪的故事，根本没有人观看。他干脆把自编的故事用笔画成连环画，故事题材都是英雄人物打抱不平、仗义行侠，或者采花大盗、地主恶霸，主人公是剑侠，武功高强，能飞檐走壁，口吐白光，不到十岁就有了金庸的“武侠细胞”。
1944年夏，长沙失守，耒阳岌岌可危，6月18日，湖南省政府仓促迁移到桂阳县。此时，柳鸣九刚好十岁，高小没读完，不得不随同家人往桂林避难，后来又往贵阳、重庆。他在书中描述：“五口之家就像一只漂流在大海上的小船，四周是沉沉黑夜和惊涛骇浪。”虽然辗转多地，但每到一处，家人总是花最大的力气让柳鸣九去优良的学校。在耒阳，他上的小学是当时全县规模最大、条件最好的。后来，他上过的4个中学，南京的中大附中、重庆的求精、长沙的广益和省立一中，都是鹤立鸡群的名校。这为他后来考入北京大学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新中国成立初期，柳鸣九从湖南省立一中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他分配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64年转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担任教授，多次赴美国、法国进行学术考察。他是中国法国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外国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终身荣誉学部委员”。
李国基：爱画画的精忠学生
湖南省政府迁移到耒阳后，省政府秘书长李扬敬广揽各类人才，从老家东莞召集了很多同宗亲戚到耒阳。这当中，就有画家李国基的父亲李树英。
按辈分，李树英是李扬敬的堂侄，到耒阳后跟着李扬敬身边工作。那时，李厚基、李国基、李鸿基兄弟三人，大的十来岁，小的五六岁，都在耒阳城郊青麓山的精忠第七小学读书。精忠七小读书的都是军政大官的儿女。李厚基和薛岳的儿子不仅是同班同学,而且还是同桌，两人关系特别好。李厚基经常跟同学到薛公馆玩，晚年的李厚基还多次跟李国基提起当年去薛岳家玩的情形，还记得通往薛公馆的道路两边种了很多红枣树。
偶然的机会，我通过某刊物结识了长沙名媛易维璨（后改名易维灿）。老人系晚清陕甘总督易棠的后人，女儿霍红曾任长沙市作家协会主席。抗战时期，易维璨随同父母在耒阳精忠七小读完了小学。我与老人家在电话和微信往来中，发现老人头脑清晰，仍然健谈，对童年时期在耒阳的那段求学经历记忆犹新。易维璨向我提起班上同学李国基，个头矮瘦，写得一笔好字，还会画画，信手几笔就画个日本鬼子胸上插一把刀。每逢纪念日，班上的对联、标语、抗日宣传画，都是李国基写的画的。他们家和易维璨家都住在托得李家大屋，他家住前进，易家住后进。那时很封建，男女同学同班不说话，易维璨与他没什么接触。晚年的易维璨住养老院，天天练书法，脑子里常常泛起李国基在班上写对联、画抗日画的样子。
李国基晚年在一篇文章中回忆：“我的就学经历比较复杂和曲折。幼时就读于明生幼稚园。上世纪四十年代初，因日军侵占东莞，随母亲逃难到湖南耒阳，跳级入读私立梅桥小学二年级。第二年，又跳级入读薛岳创办的精忠第七小学三年级。……我们在耒阳呆了四、五年之后，大约是1944年，日本鬼子在投降之前疯狂地对我们进行攻击，长沙最终失守，我们又要从湖南走难回十亩园。撤退的时候很混乱。我父亲认识很多达官贵人，我们和湖南的几个大官家庭一起撤退。我母亲很会安排，留下了我们的五哥李厚基跟着她，安排我带着弟弟鸿基跟着另一个姓马的大官一起撤退。临走，母亲把我们兄弟俩交给那个保护大官的宪兵，让他沿途照顾我们。我母亲把两箱最靓的行李交给我，里面都是母亲的金银首饰、高档法国丝绒长衫等等。”
李国基在耒阳精忠学校读完小学，回到东莞读完中学，考入华南文学艺术学院，21岁在北京电影学院任教，后定居香港，担任香港艺术设计学院教授。李国基毕生热爱书画艺术，在油画、水彩和书法上颇有造诣，上世纪80年代应邀为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的历任院长、教授作肖像油画。1997年，他应邀参加“香港明天更美好”画展。2001年，李国基在香港举办“李国基作品展——生活的回忆”，展出的肖像画形神兼备，被誉为“肖像大师”。2016年病逝于香港。
李国基的弟弟李鸿基，也在耒阳精忠学校读完小学。后来成为著名作曲家、古物鉴藏家，现为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副会长，定居广州。
资中筠：随父母避难耒阳县城
资中筠，民国银行家资耀华的长女，资深学者、翻译家，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美国研究》杂志主编。著有《资中筠自选集》《老生常谈》《美国十讲》等，翻译《廊桥遗梦》。
资耀华是耒阳县大义乡合建村资家坳人，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大，在内忧外患的岁月，顽强创业和守业，终成金融界泰斗。资耀华之妻童益君，浙江湖州人，外祖父当过地方官，当时江浙一带既是鱼米之乡又得风气之先。夫妇俩生育三个女儿，长女资中筠，次女资华筠，个个才华横溢，被誉为“资家三姐妹”。阎连科撰文介绍资中筠“先生两位妹妹，一个是舞蹈家，一个是科幻小说家，和大姐一样都是自己业内响当当的大家。”
鲜为人知的是，抗战时期，资耀华夫妇带长女资中筠到耒阳避难，居住在耒阳县城资氏祠堂，就是今天耒阳插秧机厂往东的蔡池路。据耒阳市二中退休教师李百祥回忆，资家大约是1940年到耒阳避难的，资中筠与他姑妈同学，抗战期间一起在耒阳城区模范小学读书。因是乡邻，且同是文人，资耀华经常来找李百祥的爷爷李济藩聊天。李济藩是广湘中学校长，毕业于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一位爱国知识分子。资耀华在耒阳隐居期间，老同学周佛海竭力动员他参加日伪政权，并许之以“财政次长”之职，资先生断然拒绝：“我资耀华如果想做官，或发财，早有机会，不必等到现在。”1944年阴历四月，县城的人疏散，李百祥的爷爷带领全家去老家盐沙铺，资耀华夫妇带着资中筠离开耒阳。坐在耒河往淝江口的木帆船上，李百祥的姑妈就像鲁迅的宏儿正在想念水生一样，念叨说:“资中筠还约了我们几个同学去她家过生日呢”。
吴敏文的《警惕日本对华情报战》一文披露，资中筠说过这样一件事，她老家是耒阳深山老林中一个叫资家坳的小山村，地下埋藏的无烟煤质量特别好，烧起来无味无烟，烧完只留下一点白灰，村民用来取暖做饭十分方便。由于交通不便，无法大规模运出去，而且这种煤炭储量少，没有谁来大规模开采，无论在多大、多详细的中国地图上，都没有这个偏僻山村的标注。后来资耀华先生留学日本，在日本的同文书院发现有对中国各省的调查报告，其中竟然记载了湖南耒阳田心铺某山上有无烟煤矿！可见日本人为了侵略中国，做了多么充足的情报准备。
奇怪的是，资中筠写了那么多文章，对童年时期随父亲在耒阳避难几年的经历，只字未提，难道先生是有意隐去，还是忘了抗战岁月中这段“耒阳童年”的记忆？不得而知。正因为如此，很少有人知道资中筠的这段经历。甚至，很多人忘了耒阳曾经做过五年多抗战省会的历史。 [1]
作者简介
朱文科，湖南耒阳人。中国民协会员，湖南省作协会员，衡阳市民协副主席，耒阳市政协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