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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鳴九
原圖鏈接 圖片來源 柳鳴九
原文名	Mingjiu Liu
出生	1934年 中國湖南長沙
國籍	中國

柳鳴九，，1934年生，湖南長沙人，筆名柳邱。1957年畢業於北京大學西語系。中國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員，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外文系教授。中國法國文學研究會會長、名譽會長。2000年在法國巴黎大學被正式選定為博士生論文專題對象。1979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散文集《巴黎散記》、《巴黎名士印象記》等，其作品多次獲國家圖書獎提名獎。

2018年11月19日，柳鳴九在2018中國翻譯協會年會上榮獲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

人物經歷

柳鳴九，兒童時代，基本上是在逃難的生涯中度過的。隨着日本侵略軍的不斷進攻，從湖南長沙逃到耒陽，在耒陽相對安定了幾年，又從耒陽逃到廣西桂林，再逃到重慶。因為父親就業地點的變換而輾轉各地，但柳鳴九進的都是當地最好的中學，如南京的原中大附中（即今南師附中）、重慶著名的教會學校求精中學、長沙的重點名校湖南省立一中。經過這些名校的教育與培養，柳鳴九在1953年考進了北京大學。

年輕時，柳鳴九曾做過幾件轟動文化界的事兒。1978年，他公開批判日丹諾夫（Zhdanov）極左的文學觀點，重新評價西方二十世紀文學，引起很大的社會反響和共鳴。1981年，他出版《薩特研究》，為在當時跟「蛤蟆鏡」、「喇叭褲」被並列為三大「精神污染」的薩特正名，對他做了全面客觀的譯介，帶動了「薩特熱」。

柳鳴九大學畢業時，中國尚處在計劃經濟時期，畢業生不像現在這樣可以自主選擇工作。「我被當時的一個文學研究機構選中，具體是在一個翻譯與編輯外國古典文藝理論為工作內容的編輯部供職，這樣我便走上了致力法國文學研究的道路。」柳鳴九說，而這個工作，一干就是一輩子。1957年23歲的柳鳴九以優異成績從北大畢業，分配到北京大學文學研究所文藝理論室工作。這時北大文學所的所長是何其芳，文藝理論室主任蔡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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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鳴九一進所，首先在《西方古典文藝理論譯叢》編輯部當編輯。最令柳鳴九深感欣慰的是這裡的學術環境和數一數二的學者學風。在那麼多頂尖級別的學者指導下進行工作，柳鳴九算得上是剛出校門又進「校門」的幸運兒。在譯叢編輯部4年多期間，柳鳴九通過實際接觸雨果，左拉，莫泊桑，司湯達，大、小仲馬等等法國乃至世界各國的名家良作，進入了學術研究的初級階段。

20世紀九十年代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國內法國文學和文化學研究升華到了一個新的華彩階段，而處於這一學科研究和探索前沿的人，眾所周知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教授———集專家、學者、翻譯家於一身的柳鳴九先生。早在10年前柳鳴九的《法國文學史》（三卷本120萬字）就榮獲首屆國家圖書獎；直到今天，這部《法國文學史》仍然還是中國文壇規模最大的多卷本別國文學史。 柳鳴九隻受邀去過兩次法國，分別在1981年和1988年。「兩次我在巴黎的學術訪問都得到了法方提供的。

優厚待遇，他們為我創造了很好的學術訪問條件，安排了我與法國當代一些最重要的作家進行了學術會見與談話。」柳鳴九一一列舉了這些曾經跟他有過交流的學者的名字：瑪格麗特•尤瑟納爾、阿蘭•羅伯-格里葉、娜塔麗•薩洛特、米歇爾•布托、西蒙娜•德•波伏瓦、埃爾韋•巴贊、米歇爾•圖爾尼埃、皮埃爾•加斯卡爾、索萊爾斯、羅傑•格勒尼埃、皮埃爾•瑟蓋斯等等。

主要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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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集《巴黎散記》、《巴黎名士印象記》、《山上山下》、《米拉波橋下的流水》，評論集《採石集》、《凱旋門前的桐葉》、《塞納河岸的桐葉》，論文集《理史集》，專著《法國文學史》（三卷）、《薩特研究》、《新小說派研究》，譯有《莫泊桑短篇小說集》、《磨坊文札》、《局外人》、《雨果文學論文選》。《雨果文集》（20卷）、《加繆全集》等，多次獲國家圖書獎提名獎。

主編叢書有《西方文藝思潮論叢書》(7輯)、《法國二十世紀文學》 叢書(70種)、《法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刊(10種)、《世界心理小說名著》(叢書13卷)、《世界小說流派經典文庫》(15 卷)、《世界短篇小說精品文庫》(18卷，獲第三屆國家圖書獎提名獎)、《世界散文經典文庫》(8卷)、《雨果文集》(20卷)、《諾貝爾獎獲獎者傳記》叢書(已出14種)等。

成就榮譽

柳鳴九先生的學術成果豐碩，2000年被法國巴黎大學正式選定為博士論文專題對象。2006年獲中國社會科學院「終身榮譽學部委員」稱號。他還創造了許多的第一和之最——《法國二十世紀文學叢書》

70部共1500萬字，序言約35萬言；《世界小說流派經典文庫》15卷600萬字；《世界短篇小說精品文庫》18卷800萬字（獲第三屆國家圖書獎）；《雨果文集》20卷1000萬字；《法國現當代文學研究資料叢刊》10種；龔古爾文學獎作品。

柳鳴九早年提出的文學欣賞「共鳴」說、率先對左右中國譯著學界的蘇聯日丹諾夫的極「左」框框開火、重新評價薩特都在學界引起很大反響。選》10卷；《諾貝爾獎獲獎者傳記4ao，發布時間；2019-02-28 05:03</ref>

充當監護人

柳鳴九有兩個小孫女，他自己的小孫女一直生活在美國，而在他身邊長大的另一個「小孫女」晶晶，其實與他並沒有血緣關係——她的父母都是農民工，母親長期在柳鳴九家做家政助理。於是，兒孫不在身邊的柳鳴九和他的夫人——英美文化專家朱虹，成了晶晶的「養育者」和「監護人」。

晶晶一直成績優秀，但沒有北京戶口無法在北京高考。她的兩位「監護人」雖然學富五車卻是囊中羞澀，無力承擔自費留學的高昂費用，於是只能發揮自身「優勢」，親自教導她的功課。經過兩位老人十幾年的努力，學業優秀的晶晶得到一份獎學金去了美國念大學，今年夏天已經大學畢業。

柳鳴九回憶道，送晶晶去上學的那一天，第一次來到首都機場第三航站樓的柳鳴九有些暈頭轉向，他已經很久沒坐飛機了。聽到這，中國青年報記者好奇地問：「作為一個研究外國文學的專家，難道出國很少嗎？」柳鳴九答：「我出國的次數相當少，每次的收穫卻是沉甸甸的。

我去過兩次法國，回來就寫成了《巴黎名士印象記》、《米拉波橋下的流水》和《巴黎散記》3本書。出國少並不影響我的學術研究，因為，第一，國內有關機構和圖書館，在外國歷史和文化方面的原文典籍儲量很充足，足以讓人窮經皓首；第二，我眼見有些人經常來來往往於國內外，耗費大量時間，學術上卻收效甚微。」

記者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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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柳鳴九先生的訪談始於2018年10月底，其時他剛出一本自傳——《種自我的園子》，《最美人瑞這樣走來》道盡一生的學術追求和日常生活，讀來令人感動。

都說定了某天下午三點半，與柳先生「一邊喝茶，一邊問答」。臨近約定日期接到電話，「最近有好多事情堆在身上，時間太緊了，並且最近也很衰弱疲勞。」此後三個多月全部靠電話和十幾封郵件的筆談。

柳老85歲了，現居北京。說話行事風格老派，思維冷靜。他的湖南鄉音很重，幸得語速慢，有的字音常要在聽筒這邊猜上一會兒。就最開始的採訪提綱，第一個題柳老就答了三千字，並表示「其他的我都不想回答了，炒冷飯似乎不必要」。正要絕望，一天傍晚接到柳老的電話，就文章溝通一番後，正要道別，柳老說：「我問你，就這幾天文化界有一件大事要發生，你知道嗎？」很神秘。一頭霧水猜了半天，原來是柳老接到了領獎通知。

時間很快來到2019年。1月底，柳先生髮來一萬七千字雄文：「我這兩三個星期感冒斷斷續續。文章我總算寫成了，此文我是很認真寫的，除了寫我80年的辛勤勞動、奮鬥方式，還針對現實奮鬥過程中，青年人如何才能出成就、出人才的問題，就世人所持的誤見與謬識，以我自己為例，提供了一些認識與經驗，也許對世人、對仍在奮鬥的青年學子不無啟迪意義。只是寫得太長了，給你們添了一個麻煩。我也不知道怎麼大改大刪，當然，也是不捨得大改大刪，且發給你們，請由你們處理吧。」

對柳老所言的「大包袱」，用盡渾身氣力，裁裁補補，最終也有8500字。前幾日，再接柳老電話，表明對修訂稿件的認可：「希望就按此發稿，最好不要再刪節了。」

北青報：85歲獲得中國翻譯文化終身成就獎，是不是有塵埃落定的感覺？

柳鳴九：我那天感冒了，沒有去參加頒獎典禮。替我領獎的是我的好友，浙江大學外語學院院長許鈞教授。他比我小足足二十歲，也是法國文學的著名翻譯家。能結交這樣一位卓越的才俊之士，我視作是在同業學界所取得的重要成就，絕不亞於我創製出來的十五卷本《柳鳴九文集》。我珍視這份友誼，因為它不僅是相互友情感應的結果，也是相近的人格與風骨的合奏。

北青報：您目前的身體狀況如何？

柳鳴九：借一句古詩，「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到我這個年齡，已經需要直面宇宙的鐵律——人無論能走多遠的路途，盡頭也都是一個土堆。

我曾經也年輕過，健步如飛過，曾經戴着墨鏡騎自行車，在北京的長安街上急駛，在胡同小巷裡悠遊。如今，上述那些生龍活虎之態俱往矣，我成了帕金森患者，出了宿舍樓就得用輪椅代步。過去一手漂亮的簽名常引人贊，「您的簽名像外文，有法蘭西的味道」，而今再贈書籤名，往往要在後面註上一句話——「帕金森病手書，筆誤獻醜，歉甚！」

老年病我應有盡有，年輕時神經衰弱，現今是腦血栓。有的病特別頑強，「您這病有不可逆轉性」，一位大夫對我這樣說。你只能看着它像海水卷上沙灘。腦血栓第一次發作讓我半夜暈倒在書桌前，最終讓我丟掉了一隻眼睛將近一半的視力。

跑醫院、找醫生、按時吃藥、注意起居規律，把我原來生活中慣常的一大塊內容都擠掉了——我不能再自如地騎車到處轉悠、跑書店、上圖書館、出門訪友。

最叫我傷心的是看電影、聽音樂以及在一片綠色中悠閒地散步，這幾項我生平最重要的嗜好，也越來越與我的生活絕緣。這些丟失使我經常不無傷感。特別是我身邊已經沒有一個親人，我把跟隨我三四十年的一對農民工夫婦和他們的女兒當作自己的親人，人為地虛擬出天倫之樂的氛圍，把它當作千真萬確的天倫之樂來體會、來享受。

而今，在人間我的身影越來越淡，在人們視野中的蹤跡越來越少。當此時候，我也像盧梭老年時那樣，偶爾想哼唱青年時期愛唱的歌曲，卻發現自己哼唱出來的嗓音已經完全嘶啞、黯弱，自己也不知不覺在潸然淚下了……

北青報：可是您分明還在工作。

柳鳴九：那是作為自然人，我的身體機能、天生的免疫力，仍在頑強地進行抵抗。要知道，我生下來就有九斤之重！我發覺我還有點天生的能耐在進行正常運轉，比如我還能看點書；我腦子還算轉得快，推理能力與思維邏輯還比較正常，甚至可稱強健，思緒中不時還能出那麼幾點彩；文思雖不如浩蕩平江，但還算得上是涓涓細流，沒有完全乾涸。有時，在桌前坐了一兩小時，沒想到成就的文稿已有好幾頁……既然還有點工作能力，那麼今天做了明天還可以做，我的工作進程竟然沒有中斷，我的創造力按着數十年的習慣與節奏還在運轉。

要知道，習慣力，就是宇宙的一大能量。我這幾十年恆一的生活鐵律、既定的運作方式所造就的慣性運作力，還算是優質的、堅韌的、強力的。必然會留下點什麼。雨果彌留狀態中與離開世界的最後一刻，還吟出了幾個詩句被人驚為神跡。在下柳老頭得帕金森氏病已經十好幾年，腦梗已經發作過兩次，但是我自己也沒想到，雖然我的人影越來越淡出人世，但世人還不斷看到我的文章在報端出現。

何止是文章呀，在這兩個「傢伙」纏上我以後，為期七八年的時段里，我竟寫作並出版了五六本書，既有《且說這根蘆葦》《名士風流》《回顧自省錄》《友人對話錄》《後甲子餘墨》及《種自我的園子》，又幫助我的老朋友深圳海天出版社主編了《本色文叢》，共出版了四十多集左右；幫助河南文藝出版社主編了《外國文學名著經典》，共出版了近七十種；主編了《思想者自述文叢》八卷；《外國文學名著名譯文庫》將近一百種；與果麥合作，開闢了外國文學名著「化境論壇」，並出版了《紀念文集》與《化境文庫》第一輯十種。

回過頭來看這些勞績，自己都感到難以想象。所有這一切，偏偏就出自兩個病魔壓在命門上的一個85歲老頭之手。此人既非神人，亦非奇人，僅為智力中等偏下、身高距1米6還差兩厘米的矮個子而已。如果他有什麼成功經驗的話，只不過是有一個恰當的志願，即「為了一個人文書架」；有一個合乎人道的理想，那就是為本民族人文積累添磚加瓦。而這個志願與理想之所以能夠實現，不過是幾十年來，他一直專注地習慣地做他要做的事。他身上習慣的力量，發揮了奇特的作用。

北青報：與法語文學翻譯的緣分因何而起呢？

柳鳴九：我出生在一個沒有文化的市民階級家庭，一直跟隨家庭在幾個大城市間輾轉。但我父親是一個仰慕文化、敬畏文化的個體勞動者，為了使我們三兄弟成為「讀書人」「有文化的人」，得到完整而良好的教育，不僅從未讓我們輟過學，而且都上的是好學校。我很幸運，從初中到高中上的都是當地重點名校——南京中大附中、長沙廣益中學、重慶的求精中學、湖南省立一中，中學教育是紮實而優質的。

小時不知法國文學為何物，但從小就有跑書店「看站書」的興趣與習慣。十幾年「看站書」的經歷給我積累了大量與中外文學、世界思想文化巨人有關的雜七雜八的知識，給我打下世界文學名家名著的常識基礎。當時，最認真細讀的書記得有兩本，一本是俄國作家屠格涅夫的《春潮》，一本是法國作家洛蒂的《冰島漁夫》。這兩本書都很平和，充滿了溫情。對我後來閱讀傾向的形成有影響，世界文學中這種風格基調的作家作品我都很喜歡。

按歌德的區分法，我的「學業時代」當然是要從中學算起。但實際上，從小時候到北大之前那些年，不過是我的文化學業啟蒙時代。我不過是得了幾張小學中學文憑，聽從父訓，立志要做一個讀書人。為此，在他的嚴格監督下，練過顏真卿毛筆字，在楚湘文化的氛圍里，背誦過一些《古文觀止》，也練習過用古文寫個短信、寫個便條，如此而已。真正稱得上是學業年代的，還是燕園未名湖畔那幾年。

1953年我從湖南省立一中高中畢業，考取了聲名遠揚的優秀西學人才搖籃——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分配到法文專業。那時，我們正趕上北大的黃金時代——全國院系調整剛完成，高等院校教育制度規範化、成熟化。就西語系而言，其宗旨非常明確而具體，就是培養西方語言文學的研究與教師人才。圍繞這個目的，課程設置非常全面、周到、合理，國內人文學科與外國語教學最高端的教授與名家都來到西語系，按照高標準、高規範的要求，嚴格打造我們這一批年輕的學子。

北大四年對我而言，就是嚴格的科班學藝時期。這四年我學得很努力很刻苦。由於各種原因，我在班上並不算高材生。過去有的媒體報道我「以優異的成績從北大畢業」，這是不大合乎實際的溢美之詞。我應該澄清我並非班上的高材生、優等生，只算得上是中等偏上。

北青報：聽上去像是有什麼心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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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鳴九：到老年，我之所以像同輩學人經常半認真、半調侃所說的那樣，終於「名望居高」「地位領先」，那是在大學畢業走上工作崗位之後，由於種種不同的原因，才拉開前後距離。學識上、學業上、學術影響上的高低先後，是學林中最忌談論的事，但也是幾乎每個人都在意、都愛談，最愛比較的問題。從上大學直到老年，與同窗同學、同行同道的學習與競爭中，我在學術文化表現與成就PK上不僅沒有輸，反倒略有領先，那是我終身努力的結果。

1957年，我只是以一個良好生、中等生從北大畢業的，主要是在外語的聽力與口語上，我不如班上聽力良好、口齒清晰靈活、反應敏捷的上海同學。我在這方面的成績得「優」的時候很少，老是在一個「良」字上轉圈。但我在另外學科方面的成績，如在文史哲的那一片，的確還不錯，甚至可說優異。而在涉及外語的筆頭方面，不敢說兩大片——「中譯法」與「法譯中」俱佳，大概有一片還很說得過去。但是我的創造力、深究力及辦事能力，出乎我的意料，在後來的工作中，也得到了驗證，都是那些身為貴少、富少的上海「天才生」自嘆不如的。

我一貫信奉「君子好名，取之有道」。如果是就我後來在學術文化中的大動作、大作為而言，如對斯大林主義、日丹諾夫論斷的揭竿而起；或者是就我在理論上的重要突破，如挺身而出，大聲疾呼「給薩特以歷史地位」；或者是就我在專業學科上獻出了厚重的學術論著，如我撰寫與主編的三卷本《法國文學史》、兩卷本《法國二十世紀文學名家名著論叢》；或者是就我為我國的人文文化積累、發展學術學科而完成的多項富有創造性的大規模資料叢書，如主編《F·20叢書》七十種，篇幅不少於數千萬字；如果是就我的「著作等身」而言，比如《柳鳴九文集》（十五卷）共六百萬字，其中論著、評論五百萬字，翻譯一百萬字；如果是就我學術文化勞績的「驚人巨量」而言，人們稱之「著作等身」「權威學者」「西學名家」「學界領軍人物」等等，我就不多講客氣了，因為公眾與媒體都確認這些學術文化實績都展示在眼前，實至名歸。

一個人是否能成為音樂家，並不在於懷在娘胎時他聽了多少貝多芬、莫扎特、肖邦，也不在於他出生的時候就有與生俱來的作曲天才、演奏方面的天賦異稟。人最後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當然更不在於大學一二年級時某些成績，他得過幾次五分、幾個優等生的稱號。人生是一個長程的競走。

不管怎麼說，我在北大科班學藝的幾年中，的確打下了一個還算全面的基礎——外文的閱讀力、理解力是從無到有了；我的語感提高了；我對文學的閱讀能力、感受能力、品味能力、通感能力、知曉分析能力、綜合概括能力及哲理化提升能力都得到了提高。如果沒有在北大打下這些基礎，我後來的翻譯作品就不會有多個經受讀者的查驗而得到好評、受到歡迎的流行譯本。

大學時對抗神經衰弱首戰成功

成為「第一桶金」，終身的財富

北青報：大學期間您好像有過一段很不容易的抗病經歷。

柳鳴九：1953年，我用一個陳舊的網兜裝着一個臉盆與漱口杯、牙刷，扛着一個棕紅色的箱子走進北大。在西語系這個俊男靚女滿堂，低頭不見抬頭見的小環境裡，我感受的壓力自然而然大得多。那些上海同學在發音上比我有天然的優勢，自然在課堂問答中，表現都比我好，他們得「優」是正常的事，我卻老是在「良」字上打轉，成績壓力也多一層。

學習處於低勢，這是要命的事。於是我使出渾身解數，在各種成績上狠下功夫。我在課外自修中，給自己層層加碼，進行惡補，越來越壓縮休息睡眠的時間。這樣加油加碼一年，終於爆發一場嚴重的神經衰弱。

噩夢時來附體，而白天還要背着書包來往在十幾個教室之間奔波上課。一吃完晚飯，得趕快小跑步奔向圖書館搶占位置。每天一清早就得爬起來按照前一天的時序輪轉。我就這麼整天昏頭脹腦地熬了一段時間，眼見成績下降的趨勢已成現實，如此下去說不定就要面臨輟學的危險。

在這種境況下，我背水一戰，數管齊下。幾乎每天騎車跑醫院，有「國手」扎針灸，自己熬中藥吃；每天堅持體育鍛煉，兩次慢跑，兩次太極拳；學習呢，則在學習方法、學習效率上下功夫。全面科學安排，每天用毅力堅持不懈。這樣我終於花了兩個學期的時間，擺脫了危機，身體恢復了正常。也沒有輟學，每門功課都正常修完，通過考試。最後以良等生的水平畢業於北大。

上述這一段經歷，是我生平中最值得紀念的時光。發生在大學三四年級的這一次可說是首戰成功，成了我一筆財富，「第一桶金」。有了這樣的經驗與記憶，以後碰到類似的困難與窘境，自己也就心裡有底，鎮定自若、對付有方，決不頹倒、堅韌不拔，孑然而立，一如往常，依然自我、勞作如故。

我自己智商與聰敏度僅為中等，身體並不強健，很少處於健康狀態，不時有各種小毛賊小病來擾。每當此時，便沉下心來，自己主觀的意志把以上那些措施與習慣激活起來，它們較快就結合成了抵抗力的網絡，控制危機，制服危機，恢復機體正常運轉。

大學畢業後青壯年的「創業時期」，長期勤奮成習的工作與生活，導致積勞成疾。我早就得了「頑固性高血壓」「體位性高血壓」等等。每當這些「小毛賊」發作厲害，我便啟動那些措施與慣例，進入「抗戰」時期。危機過去後，是伏案爬格子，又慢慢積疾添疾，又來一次新的發作……我的半個多世紀日子就這麼兩方拉鋸不斷，反覆不斷，一直到今天，我85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