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回眸(张建全)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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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回眸》是中国当代作家张建全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故乡回眸
董维常老师
我在距离高陵县城十多里地的岩王小学毕业后，考入"高陵县第一中学”，成了初一四班的学生。我由此开始了为期四年的中学生活。当时按国家教育部的规定，初高中学制各为两年。
初中部的老师宿舍（兼办公室）在校园东门南侧，是东西方向一字排开的平房，门都朝南，共有五六排。我们班主任老师叫董维常，她的名字刻在一块白色的小木板上，与其他老师一样，整齐地挂在门口左上角墙上。
我看着木牌上的名字，以为她是个男老师，可当我报告之后，“进来！”的答话却是女声。推门进去一看，原来是位女老师，她有两条黑色的长辫子，编得整齐好看。
董老师说话慢慢地，始终面带笑容，几句话之后，我就消除了紧张情绪。
我们班共有五十多个同学，男女各半，董老师在挑选班干部的时候，男女搭配。尽管我十分期待担任班干部，哪怕是小组长也行。结果是，我的同村发小同学王文超心偿所愿，我却未能入选。更令我郁闷的是，担任班长的同学叫张建英，名字与我只差了一个字，这让我感觉"建英"压着“建全"一个头。
学期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对班主任挑选的干部都还挺当回事，可是几次考试成绩出来，尤其是张建英的分数有时没有我高的时候，我在心里就有些不服气了。
董老师那时三十岁左右，双眼皮大眼睛，高个头，皮肤白晰，穿着也好。与她同住一排宿舍的英语老师叫薛慧霞，来自大城市，身材高挑、面容娇俏，留着显得干练的短发。
我们那时都住校，男生在宿舍里闲得无聊，有时议论董老师和薛老师的长相，老拿她们俩作比较，有的认为董老师长得好，有的认为薛老师长得好，两种观点自然分成两派，我属于董派，班长张建英却是薛派。
我认为董老师长得好，原因是董老师对我们和气、友善，而薛老师不给我们代课，平时也不理睬我们，说着标准的普通话，没有泥土气，显得清高孤傲，与大家格格不如。
我觉得张建英不对，董老师让他当班长，他却认为薛老师长得好，有些忘恩负义。我在思想斗争一段时间以后，想告张建英的状，于是就借一次送作业本的机会对董老师说“我要承认错误”。
董老师听了，静静地问:“你犯什么错误了？”
我说：“我与男生在宿舍议论老师长相了。”
“怎么议论的？”她问。
“有的说你长得好，有的说薛老师长得好。”我答。
“你认为呢？”董老师笑着看我。
“我当然认为董老师好。”说完，我脸发热，很不好意思地扭过头去。
董老师轻轻地笑了一下，然后严肃地说："以后不要议论老师了！"还说：“人家薛老师漂亮着呢！”
我本来想说"张建英竟然认为薛老师长得好"，但董老师没有往下追问，我也就收住了话头，告状计划在自己嘴边流产了。
自那以后，董老师慢慢派我干的差事多了，有一次，她让我去找冯忠民老师要蜂窝煤模具，我拿回来送给她时，不料她屋里坐满了高年级的老师，有的还很陌生，我一时紧张得不知说什么好，在坐的老师看着我窘迫的样子，被逗得哄堂大笑，董老师赶忙过来，拉我到门口解围，我这才脱离窘境。
记得第二学期一开始，董老师就宣布由我担任四班板报组组长。这个组长不属于班干部，组长下面有没有组员我已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设有可以指挥的人，凡事要亲自动手，写美术字、画报头、抄"毛主席语录“，选格言警句、写表扬稿；变换不同色彩的粉笔，用不一样的字体，等等等等；我一边模仿别人，一边学习尝试。意外的是，全校进行板报比赛，我出的板报排名却挺靠前，这令我十分得意。
那时，同学们除了想当班干部以外，还暗地里争着入团。我们班第一批团员有三名，全部被班干部瓜分；第二批团员也是三名，却也有我；当我戴上团徽的时候，我感到打了一个翻身仗。
也许是因为入团而心情大好，有一次上晚自习，我一边看书，一边哼唱着样板戏《我们是工农子弟兵》，恰好这时董老师来教室检查自习纪律，她在我身后悄悄地听了一会，不仅没有批评我破坏学习秩序，反而意外地拍拍手说："同学们，安静一下，请张建全同学为大家清唱《我们是工农子弟兵》”。她笑着看我，我觉得她要考验或者锻炼一下我。
我只好遵命，在同学们的掌声中站立起来，破天荒地表演起清唱来。前半段倒还顺利，但在后面的高音部分我唱不上去时，就只好自行变调，忽高忽低，忽长忽短地勉强唱完，同学们又是一阵掌声，夹带着笑声口哨声，但我感觉拍的全是倒掌，喊的全是倒号。
我把头埋到胳膊里，董老师让大家安静下来，还表扬我，说我有这种勇气值得同学们学习。
在成为团员以后，我与董老师接触的机会更多了，我内心也认定了自己是班里的骨干学生。
那时教育部门倡导走“五七”道路，叫开门办学，有许多与工农相结合的实践项目。董老师在校办养鸡场负责新鸡种的饲养试验，我是养鸡组五人成员之一；后来董老师又调到校办橡胶厂当厂长，我又是橡胶配件生产车间成员。
与我同在一个车间的同学王宏健，有一次上班的时候议论我姐(因我姐也在同校，高我们一级，同学们也认识)，说我姐在校文艺晚会上表演节目时走路一扭一扭的，“太那个了！”
我知道王宏健在讥讽我姐，就质问他"我姐哪个了！"一来二去，我与王宏健先对骂、再拉扯，最后在车床边打了一架。他随手拿了一把锣丝刀，情急之下把我的额头戳破了，还出了血。
打架的事告到董老师那里，董老师严厉地批评了王宏健，王宏健于是向我道歉，保证以后不再犯了。
我在初高中的四年里，每周两次回家背馍(即馒头或面饼等，外加一罐头瓶咸菜)，城里的同学有钱和粮票，可以上学生灶就餐，我们这些农家子弟则只能在开水灶打开水泡馍就咸菜。
我常常为吃穿比人不如而羞愧，但董老师对家境不好的同学没有歧视，反而会给予更多一些关爱。她经常表扬我爱干净、爱整洁。这些表扬，化解了我的自卑心理，激发了我的上进心。
董老师的儿子宋忠毛与我同龄同级，但初高中时都不在一个班，七六年高中毕业后，忠毛考上了西北工业大学，我则参军入伍到了部队。
再后来，我从部队转业到了深圳，忠毛也从西安调入深圳。我们成了同在深圳的乡亲、同学与发小，成为相守相望半个世纪的朋友。
由于有忠毛这个纽带，我与董维常老师的联系便没有中断过。
鼠年春节，我在大红纸上写了一个“福”字，用的是空心美术字，这是我当板报组组长的基本功。
我用这个福字给董老师拜年后，又把我近期创作(作词)的几首歌用手机发给董老师听。
董老师夸我学有所成。对于来自老师的表扬，我仍然像少年时代一样，十分高兴和欣慰。
我在回信中告诉董老师，要说我的人生还算顺利且取得了一点点成绩的话，那么在我年少时，班主任老师给予的肯定与鼓励，是我建立学习自信，寻找人生方向的基础。
我想说，是的，我少年时代放过羊，而且想在长大后更好地放羊。放羊在当时条件下，一定是我的人生规划之一，这个规划取决于现实生活的需求，取决于父辈的能力，取决于我自己的愿望；但幸运的是，我在同一时期负责了一个班级的板报编辑与出板工作。以这块板报为起点，我到高中时进入写作组，到部队时担任新闻干事，到转业后写作小说、散文、诗歌及词歌等，直到成为一名作协会员。
可以说，写作既是我的业余爱好，也是我的职业技能。在我四十多年职业生涯中，写作能力促进了我的就业、晋升，也令我获得聊以自慰的荣誉。
显然，我在长大后之所以没有再去放羊，那是因为有人引领我走上了另外一条路。
202002于北京
李甲民叔叔
从十里村往东走三四里路，穿过岩王村，就到小张村。小张村与我们村同属一个大队，大队有一所小学，校址就在岩王村南边，故取名“岩王小学”。
我上一年级的时候，老师指定小张村的李六五当班长。李六五长得高，象个孩子王，同学们有些怕他，所以不敢不服从他的领导。
我个头矮小，本应该坐在前排，可是上课时爱做小动作，总受老师批评，于是我见教室最后一排有空位，就偷偷坐后边了，这样就与班长李六五成了同排坐的同学。
李六五比其他同学牛×的地方，不仅在于他长得高，当了班长，还在于他的书包里总有带橡皮的铅笔，有彩色而精巧的铅笔刀，作业本的质量也比别人好。
我回家给父亲说过李六五的情况，父亲便如数家珍地介绍说，李六五是李甲民的长子，因为是他爷爷65岁时得的这个孙子，所以给他取名“六五”。
父亲象是说传奇故事一般，“你甲民叔……”如何如何。
从中得知，在我父亲那一代人中，谁要是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离开农村，到西安城里谋到差事、端上“铁饭碗”，谁就是响当当的英雄豪杰。
在父亲口中，甲民叔年轻时十分活跃，也不循规蹈矩，一般人管不了他，可他是岩王大队唯一一个得以在西安城里上班的人。
甲民叔还有几个弟弟，留在村子的就当村长，外出当兵的，就提干进城，个顶个的"能行人"。父亲以他闲聊的方式，给我指出了做人的样板。
我向李六五借他的橡皮、铅笔刀时，每次他都来者不拒。尽管他是班长、少先队队长，我则什么都不是，但我与他仍然成了好伙伴。
李六五也有干坏事的时候，有一回他带同村的几个发小，拔了邻村路边新栽的树苗，结果被老师发现，老师通知了各个家长。甲民叔为此发了脾气，他先是赔了人家树苗款，又让李六五带上他的小队员，扛着已死的干树苗，站在学校操场受罚晒太阳。我由于平时老借李六五的文具，觉得欠他人情，就想过去陪他站，结果被班主任老师常克义呵斥了一番。
小学五年毕业后，我去县一中读初中，李六五则去了张卜公社中学初中部。两年后，他也到一中上高中时，我们又碰巧在一个班；他还是班干部，只是改当团支部书记了，我成了他领导下的团员。这时的李六五改名叫李治中了。
也许有甲民叔作后盾，李治中长得更高了，更帅了，平时衣服也穿得高同学们一档。
七十年代的高中，按专业分工，我们班叫文艺理论班，但实际情况是文艺多于理论。其中有一任班主任老师叫乔振武，他教音乐，因此全班同学不仅学会了不少歌，还排了不少节目，有秦腔，有话剧。
李治中通常扮演男一号，与不同的班花搭戏，令我们班的女生为他争风吃醋，也令其他男生心生不快。我只演过一回干坏事的同学甲，还没有一句台词，后来就专心读课外书籍，从《水浒传》中找乐趣去了。
与其他舞台上的活跃分子不同，李治中的阅读兴趣与我一样，甚至更甚。周末或者假期他会约我去他小张村的家里。令我大开眼界的是，甲民叔在他们那个半是窑洞半是平房的家里，竟然给他儿子装备了一间书房，书架上还有许多当时的禁书，我就是在他们家拿到巴金的名著《家》《春》《秋》的，也许我后来爱上写作，便缘于那间书房、缘于巴金。
每每见到甲民叔时，他总是乐呵呵地，他在城里工作，就象个城里人，衣着干净，没有干农活的感觉。他偶尔会问问我父亲的情况，显示他们原本很熟。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从不拿我当小孩看，而是当成大人，当成朋友，许多话由他说出来，听着就很有道理，很舒服。说起他在西安工作让全大队的人羡慕时，他笑着劝告我们" 你们只要把书读成了，将来还可以去更大的城市工作"。
高中最后一个学期寒假期间，治中约我进西安城，说到他爸的单位住几天。之前我从未进过西安城，因此，我对治中的邀请充满了期待。
一天清晨，我们一人骑一辆自行车上路，刚开始的时候，两人骑得飞快，但过了渭河，再过霸桥，上坡路就多了，车速就慢了，再往后，每前进一里，都有些受罪的感觉。治中人高马大，应付自如，我则有些力不从心。
甲民叔所在的单位，位于西安城西南角的边家村。我们从东北角的十里堡进城，斜穿了整个西安城。到甲民叔的宿舍时，已是黄昏时分。
往后几日，甲民叔安排我与治中脚对脚睡在一张床上，給我们买单位食堂的白面馒头和红烧肉，没事了就让我们尽情地玩耍，说"去看看，开开眼界有好处"。
我们过去在村里，一年也看不了一次电影，吃不上几次肉，这回算是赶上了。我俩吃饱喝足之后，就从边家村俱乐部到光明电影院，一部接一部地看电影。《刘三姐》、《六号门》、《战上海》就是那次看的。我与治中还在游逛公园时，照了我人生第一张在城里的照片。照片中的我们俩，坐在湖边的长椅上，眼眺远方，他嘴角叼着一支烟，而我更甚，手上夹着一支烟，耳根处还别着另一支烟…… 其实我俩都不吸烟，但那时特别想装大人，想急切地离家高飞。好像吸烟更能让我们感觉是长大了。
我通过这次进西安城，认识了什么是大城市，通过看电影、逛公园，也更加向往外面的世界，幻想着将来也能到西安上学，上班。
高中毕业后，治中通过复习考上了师范学院，我则当兵去了南方。几年后，治中上大学时兼顾恋爱，娶了个漂亮能干的媳妇，我则因为部队纪律所限（不许与驻地女性恋爱），不得不通过探亲回乡时找对象。为此，甲民叔一直为我操心忙碌。直到几年后我在外地结婚成家，他才如释重负般放下心来。每每想到这些，我都倍感温暖。
令人痛惜的是，甲民叔退休后常住小张村，一次骑车上塬到菜市场买肉时，因车祸而不幸去世！
我前年回老家时，与治中一起去甲民叔墓地跪拜，可惜当时赶路仓促，竟来不及备上一束鲜花。今作此文，亦是我呈向天国的，给敬爱的甲民叔叔的祭文！
2020 02 05
父亲的生意经
二00四年春，父亲因肺癌住进医院，我尽管竭尽全力，试图创造奇迹，可是最终仍然无力回天。半年后，父亲的生命停止在他七十七岁的那年冬天。
此后这些年，我常常想念父亲，有时还会与父亲在梦中相见。父亲曾经的往事，也经常在我的脑际闪现。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渐渐开始记事，那时父亲随男劳力下地干活，母亲随女劳力下地干活，区别在于男劳力往往干的都是重活。
我有一个奶奶，她守在家里看孙子，等她看我的时候，三个哥哥和一个姐姐都去上学了，与我玩耍的是小我三岁的妹妹。
很多年里，我们家在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的十里村是最大的，当生产队分柴禾、分红薯、分玉米棒的时候，哪一堆大，哪一堆就是分给我们家的。
全家只有父母两个人挣工分，每到生产队年终分红时，也就到了父母该还账的时候。我们家年年在生产队赊账透支，也在村里工分最多的几户人家分别借粮、借钱；对于我们家来说，每年分红必须让生产队先扣除上一年赊的账款，再看看能剩多少，如果有剩余，也先紧着哪一家的债欠的时间长，先还哪一家，还不了的账，父亲又要忙着上人家里去，说要给人家“说一说、缓一缓”。父母亲每到这时，都不由自主地唉声叹气。
这样的记忆布满了我的童年。我那时纳闷，为什么我父亲母亲的工分要比别人家少呢？后来母亲有时唠叨，说你没有看见咱们家几个张嘴吃饭呢、多少人穿衣呢？说你看你爸干得动那些来工分的大活吗？
听母亲这么说，我明白了一些。父亲从小缺吃少穿，与村里那些同辈男劳力相比，身子骨明显弱了不少，那些扛麻袋、轮大锤、拉大车（工分多）的事，通常没有父亲的份儿。
为此，我对父亲感到难为情，也对他留着背头有看法。当时想，全村的男劳力都剃着光头，唯独父亲一人留有头发，那些光头有时候取笑父亲，说他是文明人，是没力气干重活的秀才。
父亲对别人的讥笑不以为意，有时候来了机会，父亲却会的的确确发挥一把他的秀才功夫，比如父亲会打算盘，会裁剪衣服，会踩缝纫机，会当厨师做大菜.....
父亲的这些技能弥补了他身体弱的短板，反而赢得了乡亲们的敬重。有人过了许多年，见了我还说：“我结婚时还是张叔给我当的大厨！”还有人把父亲当能人、当先生，许多疑难事来找父亲商量，于是父亲经常给人当红娘，调解邻里纠纷，就连拜他为干爹的人就有三个。
尽管有这么多能耐，依然无法满足一大家子人吃穿之需，况且父亲对四个儿子的终身大事，早早就提到议事日程，私下里开始谋划起来。
张家在我爷爷那一辈有兄弟四人（其中一个是同母异父），到了父亲这一辈时却只有他一人（同父同母三兄弟所生子女中男性）。于是父亲有时不无感慨地说，你三个爷爷守了我一个独苗。当他有了四个儿子的时候，他仿佛有时候感到欣慰，有时候又倍感压力。
想多挣工分这条路走不通，想搞别的经营创收又怕生产队贫协主席、民兵队长他们把他当成“资本主义尾巴”的典型来“割"，于是父亲用他的办法打起擦边球。
先说养猪。生产队规定一户只能养一头猪，多了不行。如果这样，一头猪从小到大要长一年时间，正常情况下，一年下来，卖给指定收猪站也只有一头。但父亲没有事就蹲在猪圈边观察研究，掌握了一些他认为有效的诀窍，于是他不养小猪，而是直接去市场买那些半大的瘦猪回来，通过三四个月的调养，这些猪成猪（出栏）周期短，一年就能卖到二到三头猪。
再说养羊，与我们村其他养绵羊、肉羊不同，父亲专门买母羊回来养。他看养羊方面的书，又去邻村养公羊（羊种站）的人家交流切磋，使我们家的母羊特别能下羔，这样不定期地出售小羊羔，成了父亲的另一条财路。
我是父亲的小助手，于是放羊、割草也成了我童年生活的主旋律。
我们村在白莽原下，春夏季节，鲜花烂漫。有一年，一个外地养蜜蜂的人路过我们村，见周围有花，就想住上几天。父亲热心地帮助对方安顿下来并把养蜂人当成远方来的朋友，几天下来，两个人就无话不谈了。在养蜂人的鼓动下，父亲也动了养蜂的念头。
父亲是个想做就做的人，不久，养蜂人要去别处赶花期，临走时留下了一小厢蜂，不知是父亲买的还是人家送的。
从此，父亲与守猪圈一样，整天守着他的蜜蜂箱子，看着蜜蜂飞去飞回，父亲的头摆个不停。父亲有时高兴的给我们描述他的发现，以及生产了蜂蜜以后怎么样沾着吃馒头、怎么样冲蜂蜜水喝.....
不料有一天发生蜜蜂大逃亡。早上起来，父亲看不见一个蜜蜂出入，打开盖子，箱子里面也空空如也！
父亲沮丧了一阵子，先是抓耳挠腮地看书，再是火急火燎地外出请教，后来又重打鼓另开张，只是计划更宏伟了，一次做了好几个蜂箱，买回一箱种蜂分箱饲养.....
终于成功了，我每次帮父亲摇蜜时，都迫不急待地吃个够。从此，我们家有了送给乡亲们品尝的礼物，这个能带给人们甜蜜的小飞虫，让村里干部们把它划归社会主义阵营，由此父亲又多了一个称谓——养蜂的张叔！
父亲干什么也忘不了让我帮他，养兔、养鸽子、养狗，令人沮丧的是，养着养着，就好过了别人，我们吃到的少，别人吃到的多。好在我在养的过程中，童年也多了这样那样的玩伴。
父亲不断挑战他的技能，有一年秋季、连阴雨下了一个多月，父亲守在堂屋不停地用高粱穗捆扎扫帚。等天晴以后，他让我用架子车拉到集市上去卖。之前，我跟随父亲跑过许多次集市，买猪卖猪，买羊卖羊。可是当我上了县城中学，成了中学生以后，再上集市就有一百个不愿意，可是父命难违，我只好拉着车，在村里找了一个小伙伴，名叫三谋，答应给他买冰棍，他才高兴地帮我推车，一起赶集。
无巧不成书，当我刚刚在集市上摆开架势，三谋开腔喊了一句“卖扫帚了噢！”。
我的耳边突然就响起一个清脆的女声：“张建全、你在干啥？”我回头一看，竟然是我们的班花张西萍。她家住县城，她是干部子弟！
我吱吱唔唔地不知如何回答，她也来不急听完，就骑着她那崭新的自行车走了。
父亲当过兵，回乡后务农，但我所见，他却一门心思地做着在那个时期所能做的买卖。他以养家糊口为己任，穷尽所能，把奶奶养老送终，助他的一群儿女先后成家立业！
当年过六旬的父亲随我进城生活后，他又用儿女们在他生日时给他的红包摸索着进了股票市场，在他去世后，我们打印他的股票清单，竟然发现这时已有十余万元的市值，与股票凭证放在一起的，还有几张父亲在不同时间给他长孙的汇款底单。
2020年2月6日庚子年正月十三 [1]
作者简介
张建全，陕西人，1978年入伍，历任战士、班长、排长、新闻干事；1984年转业，当过国企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