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鄉回眸(張建全)檢視原始碼討論檢視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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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鄉回眸》是中國當代作家張建全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故鄉回眸
董維常老師
我在距離高陵縣城十多里地的岩王小學畢業後，考入"高陵縣第一中學」，成了初一四班的學生。我由此開始了為期四年的中學生活。當時按國家教育部的規定，初高中學制各為兩年。
初中部的老師宿舍（兼辦公室）在校園東門南側，是東西方向一字排開的平房，門都朝南，共有五六排。我們班主任老師叫董維常，她的名字刻在一塊白色的小木板上，與其他老師一樣，整齊地掛在門口左上角牆上。
我看着木牌上的名字，以為她是個男老師，可當我報告之後，「進來！」的答話卻是女聲。推門進去一看，原來是位女老師，她有兩條黑色的長辮子，編得整齊好看。
董老師說話慢慢地，始終面帶笑容，幾句話之後，我就消除了緊張情緒。
我們班共有五十多個同學，男女各半，董老師在挑選班幹部的時候，男女搭配。儘管我十分期待擔任班幹部，哪怕是小組長也行。結果是，我的同村發小同學王文超心償所願，我卻未能入選。更令我鬱悶的是，擔任班長的同學叫張建英，名字與我只差了一個字，這讓我感覺"建英"壓着「建全"一個頭。
學期剛開始的時候，大家對班主任挑選的幹部都還挺當回事，可是幾次考試成績出來，尤其是張建英的分數有時沒有我高的時候，我在心裡就有些不服氣了。
董老師那時三十歲左右，雙眼皮大眼睛，高個頭，皮膚白晰，穿着也好。與她同住一排宿舍的英語老師叫薛慧霞，來自大城市，身材高挑、面容嬌俏，留着顯得幹練的短髮。
我們那時都住校，男生在宿舍里閒得無聊，有時議論董老師和薛老師的長相，老拿她們倆作比較，有的認為董老師長得好，有的認為薛老師長得好，兩種觀點自然分成兩派，我屬於董派，班長張建英卻是薛派。
我認為董老師長得好，原因是董老師對我們和氣、友善，而薛老師不給我們代課，平時也不理睬我們，說着標準的普通話，沒有泥土氣，顯得清高孤傲，與大家格格不如。
我覺得張建英不對，董老師讓他當班長，他卻認為薛老師長得好，有些忘恩負義。我在思想鬥爭一段時間以後，想告張建英的狀，於是就借一次送作業本的機會對董老師說「我要承認錯誤」。
董老師聽了，靜靜地問:「你犯什麼錯誤了？」
我說：「我與男生在宿舍議論老師長相了。」
「怎麼議論的？」她問。
「有的說你長得好，有的說薛老師長得好。」我答。
「你認為呢？」董老師笑着看我。
「我當然認為董老師好。」說完，我臉發熱，很不好意思地扭過頭去。
董老師輕輕地笑了一下，然後嚴肅地說："以後不要議論老師了！"還說：「人家薛老師漂亮着呢！」
我本來想說"張建英竟然認為薛老師長得好"，但董老師沒有往下追問，我也就收住了話頭，告狀計劃在自己嘴邊流產了。
自那以後，董老師慢慢派我乾的差事多了，有一次，她讓我去找馮忠民老師要蜂窩煤模具，我拿回來送給她時，不料她屋裡坐滿了高年級的老師，有的還很陌生，我一時緊張得不知說什麼好，在坐的老師看着我窘迫的樣子，被逗得哄堂大笑，董老師趕忙過來，拉我到門口解圍，我這才脫離窘境。
記得第二學期一開始，董老師就宣布由我擔任四班板報組組長。這個組長不屬於班幹部，組長下面有沒有組員我已不記得了，我只記得我設有可以指揮的人，凡事要親自動手，寫美術字、畫報頭、抄"毛主席語錄「，選格言警句、寫表揚稿；變換不同色彩的粉筆，用不一樣的字體，等等等等；我一邊模仿別人，一邊學習嘗試。意外的是，全校進行板報比賽，我出的板報排名卻挺靠前，這令我十分得意。
那時，同學們除了想當班幹部以外，還暗地裡爭着入團。我們班第一批團員有三名，全部被班幹部瓜分；第二批團員也是三名，卻也有我；當我戴上團徽的時候，我感到打了一個翻身仗。
也許是因為入團而心情大好，有一次上晚自習，我一邊看書，一邊哼唱着樣板戲《我們是工農子弟兵》，恰好這時董老師來教室檢查自習紀律，她在我身後悄悄地聽了一會，不僅沒有批評我破壞學習秩序，反而意外地拍拍手說："同學們，安靜一下，請張建全同學為大家清唱《我們是工農子弟兵》」。她笑着看我，我覺得她要考驗或者鍛煉一下我。
我只好遵命，在同學們的掌聲中站立起來，破天荒地表演起清唱來。前半段倒還順利，但在後面的高音部分我唱不上去時，就只好自行變調，忽高忽低，忽長忽短地勉強唱完，同學們又是一陣掌聲，夾帶着笑聲口哨聲，但我感覺拍的全是倒掌，喊的全是倒號。
我把頭埋到胳膊里，董老師讓大家安靜下來，還表揚我，說我有這種勇氣值得同學們學習。
在成為團員以後，我與董老師接觸的機會更多了，我內心也認定了自己是班裡的骨幹學生。
那時教育部門倡導走「五七」道路，叫開門辦學，有許多與工農相結合的實踐項目。董老師在校辦養雞場負責新雞種的飼養試驗，我是養雞組五人成員之一；後來董老師又調到校辦橡膠廠當廠長，我又是橡膠配件生產車間成員。
與我同在一個車間的同學王宏健，有一次上班的時候議論我姐(因我姐也在同校，高我們一級，同學們也認識)，說我姐在校文藝晚會上表演節目時走路一扭一扭的，「太那個了！」
我知道王宏健在譏諷我姐，就質問他"我姐哪個了！"一來二去，我與王宏健先對罵、再拉扯，最後在車床邊打了一架。他隨手拿了一把鑼絲刀，情急之下把我的額頭戳破了，還出了血。
打架的事告到董老師那裡，董老師嚴厲地批評了王宏健，王宏健於是向我道歉，保證以後不再犯了。
我在初高中的四年裡，每周兩次回家背饃(即饅頭或麵餅等，外加一罐頭瓶鹹菜)，城裡的同學有錢和糧票，可以上學生灶就餐，我們這些農家子弟則只能在開水灶打開水泡饃就鹹菜。
我常常為吃穿比人不如而羞愧，但董老師對家境不好的同學沒有歧視，反而會給予更多一些關愛。她經常表揚我愛乾淨、愛整潔。這些表揚，化解了我的自卑心理，激發了我的上進心。
董老師的兒子宋忠毛與我同齡同級，但初高中時都不在一個班，七六年高中畢業後，忠毛考上了西北工業大學，我則參軍入伍到了部隊。
再後來，我從部隊轉業到了深圳，忠毛也從西安調入深圳。我們成了同在深圳的鄉親、同學與發小，成為相守相望半個世紀的朋友。
由於有忠毛這個紐帶，我與董維常老師的聯繫便沒有中斷過。
鼠年春節，我在大紅紙上寫了一個「福」字，用的是空心美術字，這是我當板報組組長的基本功。
我用這個福字給董老師拜年後，又把我近期創作(作詞)的幾首歌用手機發給董老師聽。
董老師誇我學有所成。對於來自老師的表揚，我仍然像少年時代一樣，十分高興和欣慰。
我在回信中告訴董老師，要說我的人生還算順利且取得了一點點成績的話，那麼在我年少時，班主任老師給予的肯定與鼓勵，是我建立學習自信，尋找人生方向的基礎。
我想說，是的，我少年時代放過羊，而且想在長大後更好地放羊。放羊在當時條件下，一定是我的人生規劃之一，這個規劃取決於現實生活的需求，取決於父輩的能力，取決於我自己的願望；但幸運的是，我在同一時期負責了一個班級的板報編輯與出板工作。以這塊板報為起點，我到高中時進入寫作組，到部隊時擔任新聞幹事，到轉業後寫作小說、散文、詩歌及詞歌等，直到成為一名作協會員。
可以說，寫作既是我的業餘愛好，也是我的職業技能。在我四十多年職業生涯中，寫作能力促進了我的就業、晉升，也令我獲得聊以自慰的榮譽。
顯然，我在長大後之所以沒有再去放羊，那是因為有人引領我走上了另外一條路。
202002於北京
李甲民叔叔
從十里村往東走三四里路，穿過岩王村，就到小張村。小張村與我們村同屬一個大隊，大隊有一所小學，校址就在岩王村南邊，故取名「岩王小學」。
我上一年級的時候，老師指定小張村的李六五當班長。李六五長得高，象個孩子王，同學們有些怕他，所以不敢不服從他的領導。
我個頭矮小，本應該坐在前排，可是上課時愛做小動作，總受老師批評，於是我見教室最後一排有空位，就偷偷坐後邊了，這樣就與班長李六五成了同排坐的同學。
李六五比其他同學牛×的地方，不僅在於他長得高，當了班長，還在於他的書包里總有帶橡皮的鉛筆，有彩色而精巧的鉛筆刀，作業本的質量也比別人好。
我回家給父親說過李六五的情況，父親便如數家珍地介紹說，李六五是李甲民的長子，因為是他爺爺65歲時得的這個孫子，所以給他取名「六五」。
父親象是說傳奇故事一般，「你甲民叔……」如何如何。
從中得知，在我父親那一代人中，誰要是憑藉自己的聰明才智離開農村，到西安城裡謀到差事、端上「鐵飯碗」，誰就是響噹噹的英雄豪傑。
在父親口中，甲民叔年輕時十分活躍，也不循規蹈矩，一般人管不了他，可他是岩王大隊唯一一個得以在西安城裡上班的人。
甲民叔還有幾個弟弟，留在村子的就當村長，外出當兵的，就提干進城，個頂個的"能行人"。父親以他閒聊的方式，給我指出了做人的樣板。
我向李六五借他的橡皮、鉛筆刀時，每次他都來者不拒。儘管他是班長、少先隊隊長，我則什麼都不是，但我與他仍然成了好夥伴。
李六五也有幹壞事的時候，有一回他帶同村的幾個發小，拔了鄰村路邊新栽的樹苗，結果被老師發現，老師通知了各個家長。甲民叔為此發了脾氣，他先是賠了人家樹苗款，又讓李六五帶上他的小隊員，扛着已死的干樹苗，站在學校操場受罰曬太陽。我由於平時老借李六五的文具，覺得欠他人情，就想過去陪他站，結果被班主任老師常克義呵斥了一番。
小學五年畢業後，我去縣一中讀初中，李六五則去了張卜公社中學初中部。兩年後，他也到一中上高中時，我們又碰巧在一個班；他還是班幹部，只是改當團支部書記了，我成了他領導下的團員。這時的李六五改名叫李治中了。
也許有甲民叔作後盾，李治中長得更高了，更帥了，平時衣服也穿得高同學們一檔。
七十年代的高中，按專業分工，我們班叫文藝理論班，但實際情況是文藝多於理論。其中有一任班主任老師叫喬振武，他教音樂，因此全班同學不僅學會了不少歌，還排了不少節目，有秦腔，有話劇。
李治中通常扮演男一號，與不同的班花搭戲，令我們班的女生為他爭風吃醋，也令其他男生心生不快。我只演過一回幹壞事的同學甲，還沒有一句台詞，後來就專心讀課外書籍，從《水滸傳》中找樂趣去了。
與其他舞台上的活躍分子不同，李治中的閱讀興趣與我一樣，甚至更甚。周末或者假期他會約我去他小張村的家裡。令我大開眼界的是，甲民叔在他們那個半是窯洞半是平房的家裡，竟然給他兒子裝備了一間書房，書架上還有許多當時的禁書，我就是在他們家拿到巴金的名著《家》《春》《秋》的，也許我後來愛上寫作，便緣於那間書房、緣於巴金。
每每見到甲民叔時，他總是樂呵呵地，他在城裡工作，就象個城裡人，衣着乾淨，沒有干農活的感覺。他偶爾會問問我父親的情況，顯示他們原本很熟。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從不拿我當小孩看，而是當成大人，當成朋友，許多話由他說出來，聽着就很有道理，很舒服。說起他在西安工作讓全大隊的人羨慕時，他笑着勸告我們" 你們只要把書讀成了，將來還可以去更大的城市工作"。
高中最後一個學期寒假期間，治中約我進西安城，說到他爸的單位住幾天。之前我從未進過西安城，因此，我對治中的邀請充滿了期待。
一天清晨，我們一人騎一輛自行車上路，剛開始的時候，兩人騎得飛快，但過了渭河，再過霸橋，上坡路就多了，車速就慢了，再往後，每前進一里，都有些受罪的感覺。治中人高馬大，應付自如，我則有些力不從心。
甲民叔所在的單位，位於西安城西南角的邊家村。我們從東北角的十里堡進城，斜穿了整個西安城。到甲民叔的宿舍時，已是黃昏時分。
往後幾日，甲民叔安排我與治中腳對腳睡在一張床上，給我們買單位食堂的白面饅頭和紅燒肉，沒事了就讓我們盡情地玩耍，說"去看看，開開眼界有好處"。
我們過去在村里，一年也看不了一次電影，吃不上幾次肉，這回算是趕上了。我倆吃飽喝足之後，就從邊家村俱樂部到光明電影院，一部接一部地看電影。《劉三姐》、《六號門》、《戰上海》就是那次看的。我與治中還在遊逛公園時，照了我人生第一張在城裡的照片。照片中的我們倆，坐在湖邊的長椅上，眼眺遠方，他嘴角叼着一支煙，而我更甚，手上夾着一支煙，耳根處還別着另一支煙…… 其實我倆都不吸煙，但那時特別想裝大人，想急切地離家高飛。好像吸煙更能讓我們感覺是長大了。
我通過這次進西安城，認識了什麼是大城市，通過看電影、逛公園，也更加嚮往外面的世界，幻想着將來也能到西安上學，上班。
高中畢業後，治中通過複習考上了師範學院，我則當兵去了南方。幾年後，治中上大學時兼顧戀愛，娶了個漂亮能幹的媳婦，我則因為部隊紀律所限（不許與駐地女性戀愛），不得不通過探親回鄉時找對象。為此，甲民叔一直為我操心忙碌。直到幾年後我在外地結婚成家，他才如釋重負般放下心來。每每想到這些，我都倍感溫暖。
令人痛惜的是，甲民叔退休後常住小張村，一次騎車上塬到菜市場買肉時，因車禍而不幸去世！
我前年回老家時，與治中一起去甲民叔墓地跪拜，可惜當時趕路倉促，竟來不及備上一束鮮花。今作此文，亦是我呈向天國的，給敬愛的甲民叔叔的祭文！
2020 02 05
父親的生意經
二00四年春，父親因肺癌住進醫院，我儘管竭盡全力，試圖創造奇蹟，可是最終仍然無力回天。半年後，父親的生命停止在他七十七歲的那年冬天。
此後這些年，我常常想念父親，有時還會與父親在夢中相見。父親曾經的往事，也經常在我的腦際閃現。
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我漸漸開始記事，那時父親隨男勞力下地幹活，母親隨女勞力下地幹活，區別在於男勞力往往乾的都是重活。
我有一個奶奶，她守在家裡看孫子，等她看我的時候，三個哥哥和一個姐姐都去上學了，與我玩耍的是小我三歲的妹妹。
很多年裡，我們家在只有二十多戶人家的十里村是最大的，當生產隊分柴禾、分紅薯、分玉米棒的時候，哪一堆大，哪一堆就是分給我們家的。
全家只有父母兩個人掙工分，每到生產隊年終分紅時，也就到了父母該還賬的時候。我們家年年在生產隊賒賬透支，也在村里工分最多的幾戶人家分別借糧、借錢；對於我們家來說，每年分紅必須讓生產隊先扣除上一年賒的賬款，再看看能剩多少，如果有剩餘，也先緊着哪一家的債欠的時間長，先還哪一家，還不了的賬，父親又要忙着上人家裡去，說要給人家「說一說、緩一緩」。父母親每到這時，都不由自主地唉聲嘆氣。
這樣的記憶布滿了我的童年。我那時納悶，為什麼我父親母親的工分要比別人家少呢？後來母親有時嘮叨，說你沒有看見咱們家幾個張嘴吃飯呢、多少人穿衣呢？說你看你爸幹得動那些來工分的大活嗎？
聽母親這麼說，我明白了一些。父親從小缺吃少穿，與村里那些同輩男勞力相比，身子骨明顯弱了不少，那些扛麻袋、輪大錘、拉大車（工分多）的事，通常沒有父親的份兒。
為此，我對父親感到難為情，也對他留着背頭有看法。當時想，全村的男勞力都剃着光頭，唯獨父親一人留有頭髮，那些光頭有時候取笑父親，說他是文明人，是沒力氣乾重活的秀才。
父親對別人的譏笑不以為意，有時候來了機會，父親卻會的的確確發揮一把他的秀才功夫，比如父親會打算盤，會裁剪衣服，會踩縫紉機，會當廚師做大菜.....
父親的這些技能彌補了他身體弱的短板，反而贏得了鄉親們的敬重。有人過了許多年，見了我還說：「我結婚時還是張叔給我當的大廚！」還有人把父親當能人、當先生，許多疑難事來找父親商量，於是父親經常給人當紅娘，調解鄰里糾紛，就連拜他為乾爹的人就有三個。
儘管有這麼多能耐，依然無法滿足一大家子人吃穿之需，況且父親對四個兒子的終身大事，早早就提到議事日程，私下裡開始謀划起來。
張家在我爺爺那一輩有兄弟四人（其中一個是同母異父），到了父親這一輩時卻只有他一人（同父同母三兄弟所生子女中男性）。於是父親有時不無感慨地說，你三個爺爺守了我一個獨苗。當他有了四個兒子的時候，他仿佛有時候感到欣慰，有時候又倍感壓力。
想多掙工分這條路走不通，想搞別的經營創收又怕生產隊貧協主席、民兵隊長他們把他當成「資本主義尾巴」的典型來「割"，於是父親用他的辦法打起擦邊球。
先說養豬。生產隊規定一戶只能養一頭豬，多了不行。如果這樣，一頭豬從小到大要長一年時間，正常情況下，一年下來，賣給指定收豬站也只有一頭。但父親沒有事就蹲在豬圈邊觀察研究，掌握了一些他認為有效的訣竅，於是他不養小豬，而是直接去市場買那些半大的瘦豬回來，通過三四個月的調養，這些豬成豬（出欄）周期短，一年就能賣到二到三頭豬。
再說養羊，與我們村其他養綿羊、肉羊不同，父親專門買母羊回來養。他看養羊方面的書，又去鄰村養公羊（羊種站）的人家交流切磋，使我們家的母羊特別能下羔，這樣不定期地出售小羊羔，成了父親的另一條財路。
我是父親的小助手，於是放羊、割草也成了我童年生活的主旋律。
我們村在白莽原下，春夏季節，鮮花爛漫。有一年，一個外地養蜜蜂的人路過我們村，見周圍有花，就想住上幾天。父親熱心地幫助對方安頓下來並把養蜂人當成遠方來的朋友，幾天下來，兩個人就無話不談了。在養蜂人的鼓動下，父親也動了養蜂的念頭。
父親是個想做就做的人，不久，養蜂人要去別處趕花期，臨走時留下了一小廂蜂，不知是父親買的還是人家送的。
從此，父親與守豬圈一樣，整天守着他的蜜蜂箱子，看着蜜蜂飛去飛回，父親的頭擺個不停。父親有時高興的給我們描述他的發現，以及生產了蜂蜜以後怎麼樣沾着吃饅頭、怎麼樣沖蜂蜜水喝.....
不料有一天發生蜜蜂大逃亡。早上起來，父親看不見一個蜜蜂出入，打開蓋子，箱子裡面也空空如也！
父親沮喪了一陣子，先是抓耳撓腮地看書，再是火急火燎地外出請教，後來又重打鼓另開張，只是計劃更宏偉了，一次做了好幾個蜂箱，買回一箱種蜂分箱飼養.....
終於成功了，我每次幫父親搖蜜時，都迫不急待地吃個夠。從此，我們家有了送給鄉親們品嘗的禮物，這個能帶給人們甜蜜的小飛蟲，讓村里幹部們把它劃歸社會主義陣營，由此父親又多了一個稱謂——養蜂的張叔！
父親幹什麼也忘不了讓我幫他，養兔、養鴿子、養狗，令人沮喪的是，養着養着，就好過了別人，我們吃到的少，別人吃到的多。好在我在養的過程中，童年也多了這樣那樣的玩伴。
父親不斷挑戰他的技能，有一年秋季、連陰雨下了一個多月，父親守在堂屋不停地用高粱穗綑紮掃帚。等天晴以後，他讓我用架子車拉到集市上去賣。之前，我跟隨父親跑過許多次集市，買豬賣豬，買羊賣羊。可是當我上了縣城中學，成了中學生以後，再上集市就有一百個不願意，可是父命難違，我只好拉着車，在村里找了一個小夥伴，名叫三謀，答應給他買冰棍，他才高興地幫我推車，一起趕集。
無巧不成書，當我剛剛在集市上擺開架勢，三謀開腔喊了一句「賣掃帚了噢！」。
我的耳邊突然就響起一個清脆的女聲：「張建全、你在幹啥？」我回頭一看，竟然是我們的班花張西萍。她家住縣城，她是幹部子弟！
我吱吱唔唔地不知如何回答，她也來不急聽完，就騎着她那嶄新的自行車走了。
父親當過兵，回鄉後務農，但我所見，他卻一門心思地做着在那個時期所能做的買賣。他以養家糊口為己任，窮盡所能，把奶奶養老送終，助他的一群兒女先後成家立業！
當年過六旬的父親隨我進城生活後，他又用兒女們在他生日時給他的紅包摸索着進了股票市場，在他去世後，我們打印他的股票清單，竟然發現這時已有十餘萬元的市值，與股票憑證放在一起的，還有幾張父親在不同時間給他長孫的匯款底單。
2020年2月6日庚子年正月十三 [1]
作者簡介
張建全，陝西人，1978年入伍，歷任戰士、班長、排長、新聞幹事；1984年轉業，當過國企領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