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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敖英芳 | |
|---|---|
| 出生 |
1956年7月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 |
| 国籍 | 中国 |
| 民族 | 达斡尔族 |
| 教育程度 | 北京医科大学 |
| 职业 | 教授，党委书记 |
| 知名于 | 主持医学部党委全面工作；协助书记分管医学部党的建设和全校统战工作；协管党委统战部；2017年5月25日，获得全国创新争先奖；第九届吴阶平医学奖一等奖 |
| 知名作品 |
《运动创伤手术操作与技巧》 《中国微创外科杂志》 《实用骨科杂志》 |
敖英芳[1][2]达斡尔族人，1956年7月出生，黑龙江讷河县人，中共党员，毕业院校，北京医科大学。1974年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教授，博士生导师，运动创伤外科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现任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 。2016年4月19日卸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书记。
人物履历
1974年参加工作，研究生学历，教授，博士生导师，运动创伤外科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书记，兼任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
主持医学部党委全面工作;协助书记分管医学部党的建设和全校统战工作。协管党委统战部。
工作经历
1982年毕业于哈尔滨医科大学，获医学学士学位。
1988年6月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研究生院，获医学硕士学位后，留运动医学研究所工作。
1994年3月至1995年9月日本自治医科大学骨科研修。
1998年被聘为运动医学研究所主任医师。
2001年被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教授。
2008年任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曾任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助理、副院长。
2005年6月起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书记。
2005年9月起任北京大学党委常委。
2010年5月至今北京大学党委常委、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医学部党委书记。[1]
2016年4月19日卸任北京大学医学部党委书记。[2]
国际关节镜学会委员，亚洲关节镜学会主席，中华医学会医疗分会候任主任委员，中国运动医学会副主任委员，全国关节镜外科学组组长。[3]
研究领域及成就
1、研究方向 从事临床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25年，临床研究方向为膝关节与韧带损伤的修复与重建及关节镜微创外科，主要研究成果是关节镜微创外科治疗膝关节运动损伤的临床与基础研究、膝关节交叉韧带损伤的修复与重建研究等。
2、学术兼职 国际关节镜学会委员，亚洲关节镜学会主席，中国运动医学会副主任委员，全国运动创伤学组组长，中华医学会运动医疗分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全国关节镜外科学组副组长兼秘书长，北京关节镜外科学组组长，北京骨科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微创外科杂志》副主编，《中国骨创杂志》副主编，《中国运动医学杂志》常委, 《中华骨科杂志》编委，《实用骨科杂志》编委，《中国骨科杂志》编委，《中华外科杂志》审稿专家;国际骨科运动医学、关节镜外科、膝关节外科学术委员会(ISAKOS)会员。
文章
| ·前交叉韧带断裂合并半月板桶柄状损伤的治疗 |
| ·前交叉韧带断裂合并半月板 |
| ·踝关节扭伤继发病损的关节镜下病理表现--503例踝关节镜手术 |
| ·完全型髌上滑膜皱襞合并髌上囊血肿2例报告 |
| ·MRI对半月板修复后愈合情况的诊断价值:与第二次关节镜探查及 |
| ·异种异体半月板移植对膝关节软骨的保护作用的实验研究 |
| ·基于8094例患者的膝关节内、外侧半月板损伤情况和手术方式的 |
| ·后交叉韧带双束重建股骨止点不同定位方法准确性与实用性的解剖研 |
| ·反复冻融处理对同种异体兔跟腱重建前交叉韧带效果的影响 |
| ·国人严重膝关节骨性关节炎对胫骨平台后倾角影响的比较研究及意义 |
敖英芳：遭遇非典时我是医疗副院长，难忘抗击非典时的那些人和事……
1984年来三院外科学习，1988年研究生毕业留运动医学研究所工作至今。 在三院学习工作的34年，我将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三院，同时也与三院的不断建设与发展共同磨砺，不断成长，从一名学生、住院医成为运动医学研究所所长学科带头人。 遭遇与抗击非典过程中难以忘怀的人和事……时光如水，岁月如歌，时事变迁，沧海横流。
今年是北医三院建院六十年，一甲子的历程中，医院经历了风风雨雨的考验并不断快速发展进步。三院的每一位员工，不论年资如何，都在医院的发展历程中为医院建设添砖加瓦奉献奋斗并不断成就自己的人生。 就我而言，1984年来三院外科学习，1988年研究生毕业留运动医学研究所工作至今。在三院学习工作的34年，我将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三院，同时也不断磨砺成长。34年间，有很多事情随时间的流逝渐渐远去尘封，但也会有些难以忘怀的事情。最难忘的是2003年春抗击非典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
因为，我们医务工作者经历了一场生与死的考验。
当时，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引起恐慌，世界聚焦中国，中国聚焦北京。因为，北京是重灾区。而且对当时许多没有传染病房的综合性医院来说，无疑是一次重大考验。 我们北医三院全院动员，上上下下同心协力，无私无畏，奋勇当先，战斗在北京抗击非典的最前沿。我们医院共治疗门诊发烧病人2300余例，收治疑似非典患者275例、确诊非典病人145例（收治北京市1/10左右的非典患者），并且做到了非典患者救治率高、院内感染率最低、后遗症最少。我们经受住了非典的严峻考验，向国家和老百姓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我当时作为北医三院的医疗副院长，亲历了我院“抗击非典”的全过程，当时许多人、许多事，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党政配合 靠前指挥 当年我是医院的医疗副院长，那时，我们那届院领导班子刚刚换届新上任不到一年，且是一个年轻的院领导集体。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对医院是个严峻的考验，对我们新的院领导班子更是如此。整个三院领导层党政密切配合，全力抗非。陈仲强院长和贾建文书记迅速带领大家工作，组建抗非典领导小组、抗非典一线工作小组和筛查小组等。领导们直接指挥、参与抗非典工作，稳住了人心，稳住了三院。北医三院整个领导班子面对疫情时没有任何人退缩、逃避。我们都是肩并肩的去靠前指挥、靠前作战。 非典刚刚开始的时候，整个社会还不太认识，但医院已经开始有了警觉。我们也从刚开始的不太了解，到在实践中不断学习，从实践中积累经验教训，科学领导。我记得北京市的一家医院收治第一例非典病人后，召集北京市其他医院的大夫、护士去支援救治。我们派了2名护士，去不久就因发烧回来在医院隔离观察。当时我第一个进了隔离病房看望她们。尽管我知道有很大的风险，但我必须得去，要向她们传递医院和领导对她们的关怀，要让她们知道医院不会不管他们，让她们放心治疗休养。 随后，门诊的发烧病人越来越多，收治的非典疑似病人与确诊患者也随之增多。收治的患者肺内病变发展的非常快，有时刚刚开始发烧的患者，一天之内肺内就会出现大面积实质性改变，有的就难以抢救过来。这时，我们已认识到非典疫情的特殊性和病情的严重性、危险性和传染性。尽管这样，三院的领导班子仍靠前指挥，对于一些重大的处置部署，例如发烧门诊的建立使用，都要到门诊实地去视察掌握第一手资料，及时调整战略布局，沉着冷静、科学决策。同时班子成员亲自检查、督查工作，到ICU，到发烧门诊，进非典病房直接指挥工作。这些都是我们赢得整个抗非战役很重要的关键。正是当时三院领导班子的这种忘我无畏精神，使得在整个战役中，年轻的院领导班子成了大家的主心骨。
院领导除了身先士卒外，还时刻想着员工。我还记得在那个时候胸腺肽成了紧缺药品，因为能增强身体免疫力和抵抗力，所以人人都想注射后增强自己防御非典的能力，更何况在医院工作的同志。那时候我们领导都能得到胸腺肽打一针进行防御。但我们谁都没打，全部把我们的胸腺肽转给了抗非典一线的医护工作人员。虽然，我们也在抗战非典的前线。
面对非典病房建立以后的一系列工作，院领导们夜以继日的集体讨论，议定决策：发烧门诊派哪些人员去，非典病房派哪些人去，非典一线的大夫、护士回来后的隔离区派哪些人去……。面对当时非典病房的危急情况，怎么办！要更好地靠前指挥抗非救治工作，就需要我们院领导进去。我是医疗院长，是一线工作小组组长，义不容辞，我说我进非典病房。进非典病房意味着什么，大家可想而知，因为是要进入“疫区”，传染源集中在那里……然而，不去，是不可能的。这跟打仗是一样的道理，不到一线前沿，战斗中你的队伍出现缺口，你都不知道怎么被打开的，也就更不知道怎么组织反攻、反击，把失去的阵地抢回来了。 进到非典病房之后，我真切感受到了我们抗非典一线员工们的艰辛、病人的难处和靠前指挥的重要性。也只有亲力亲为，才能及时发现医疗问题、管理问题，及时调整我们的工作模式和方法，包括对我们医护人员整个值班制的一些调整和改进。最初的防护设备很简单，并没有像后期的防化服那样。医护人员就是多穿几层隔离服、多戴几层口罩、多带几层帽子。在那种封闭的环境下，防护服一脱下来全是水。最初我们是三班倒的值班制度，进到非典病房的医护人员，为了不去上厕所，不吃不喝，一直坚持战斗。后来我们发现过度疲劳会导致抵抗力弱，也是在医疗过程当中感染非典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以后，我们就改为四班倒。 后来，我们也有些后怕。怕的不是自己被感染，而是一旦领导班子成员被感染，将直接影响战斗！同时，我们出来后不能被隔离啊，还要继续指挥。现在想起来，同样后怕，因为我们冒险为之。但是，那时候必须要进去，就像战场一线的指挥员，你不进去，可能牺牲的人会更多，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果断决策 科学“抗非” 记得当时仲强院长和我开会最多。有时候是市里，有时候是区里，深更半夜也会将我叫去开会，汇报工作、开会研究、部署工作，以及回来以后立即传达上级部署、指示精神与工作要求。 我们三院作为一家综合性医院，与非典遭遇时，我们还没有感染疾病科。当时，战斗在最前沿的是急诊科。2002年我们行政新班子上任后，在总结急诊工作经验与调研的基础上加强急诊科工作，并于2003年1月将郑亚安主任从老年内科抽调到急诊室担任主任。郑主任在突遇非典的危难中，带领大家建立发烧门诊、留观治疗疑似患者病房，担任非典病房主任。在当时艰苦环境条件下战斗在急诊最前沿的抗非典一线。郑亚安主任身先士卒，敬业坚守，不论在初期的狙击战、中间的持久战、还是最后的攻坚战中，都发挥了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抗非典初期的时候，急诊既有普通病人，又有发烧的病人，混杂在一起，很难能分清。我们从实践中发现密切接触是重要的感染途径。于是，立即进行紧急战略布局——把急诊科的发热门诊、放射科的拍片关口前移医院门急诊之外，将可能的非典病疫情阻击在医院楼外，把原来的急诊科留观室封掉，动用急诊楼西侧轻体楼作为留观病房和非典病人的救治病房，东侧轻体楼作为整个发烧门诊。病人在发热门诊筛查以后，发烧需要留观的，送到留观病房，确诊后转到非典救治病房。这样，非典病人完全与医院的主病区隔离开，防止了院内可能的交叉感染。当时院自为战的条件下，我们这种科学有效的防控机制与措施在我院抗非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两个轻体楼在医院后期发展建设中已被拆除，但“她们”起的作用远比其在初建时的作用要大得多，也要重要得多。在整个抗非典过程中，“她们”是我院抗非的主战场。现在想起来，我们三院亏得有了这两栋轻体楼。
紧接着，我们动员全部力量，开始一点点疏解住院病人。先腾空的是二病区，我们把九层以上病房变为非典病房医护人员的休息室。因为，他们进了非典病房就不能再回家了。从非典病房出来以后去休息室住，然后再进非典病房。医院，就成了他们临时的家。
当时我们的布局：主战场是一线，服务于从主战场下来的被隔离的医护团队的支撑团队，叫二线。我们院领导也各自有分工。我主抓一线，后边的供给与后勤工作我全都不管。记得是老范（凤立）和老樊（东升）两位院领导负责，组织人员服务所有从一线下来的人员，王薇全权负责在三院学习的学生（包括研究生）。那时候，我们给一线人员划定了一个范围（二病区楼前的空地），只能在指定范围内活动。他们在这种相对隔绝的情况下一直保持着乐观的精神状态，有时我们能够远远的看到他们的身影，有时能隔空喊话交流，传递信息。现在回想起来，他们那种三院人的乐观向上的精神还很难忘，记忆犹新。
当年北医三院收治的最危重的非典病人
在我们医院的非典病房，危重非典病人救治是最危险的工作。我们知道危重病人是最主要、最严重的传染源，重症病人的治疗、气管切开、呼吸机使用、床旁护理等等，医护人员都要直面很大的风险。我们在病房的隔离救治等诸多方面给予了这些患者很好的救治，同时也没有使其成为医院感染的传染源。后来医院根据总体抗非部署，要将患者转至非典医院治疗，我们要把所有的非典病人都转到定点医院（冶金医院）。
最后一场转运是针对住在非典“ICU”病房中最危重的一名病人。病人能不能转？能不能成功转出？会不会在转运当中死亡？会不会成为新的疫情爆发的传染源等，都是我们直接面临的严峻问题！这么严重的一个病人，他的病情像一个炸弹，一炸就可能在我们医院形成新的爆发，又有可能形成北京市新的感染源。我们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为此，我们制定了周密的转运方案。在夜深人静的午夜，我们成功的转运这个病人到定点医院，我们完成了任务，也经受着巨大的考验。那天晚上，我是总指挥在现场，深夜里大家转运病人的情景：午夜行动时如何将病人搬出病房，如何防护病人生命直至管路安全，如何抬病人上救护车，如何联系定点医院按计划住院病人等等，都历历在目。
那天，是急诊科主任郑亚安首当其冲带领转运小分队执行任务，直接转运病人。因为转运时有气管插管并要带管转运，麻醉科王军主任、血管外科付军主任他们一直把病人从救护车转运到定点医院的病房。病人转到定点医院以后，在很好隔离条件下，我们的医务人员还为他在非典病房里过了生日，遗憾的是病人最后没有治愈，但家属和单位给予了我们最好的评价，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总结经验 建言献策 每次到市里开会，我们都会根据实际工作提一些建议。如发烧病人的管理、病房的管理、信息沟通，以及后期定点医院的建设等等，不少建议被采纳。记得当时，救治病人过程当中产生的一系列医疗垃圾、废弃物很多。我们总结了北医三院经验，向上建言献策。建议将医院垃圾的处理当作严重的传染源来看待，而不是简单的清理。很快我们的建议被采纳，全北京市的垃圾处理，成为整个抗非典取得胜利的环节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 三院人在非典结束后，迅速恢复医疗工作。医院迅速开始新的建设与发展并不断取得新的成就。我经历抗非之后，深刻感悟到，抗非典过程是北医三院人众志成城的一段历史经历。三院人经过了抗非典的生死考验，其大无畏的抗非精神，会使我们在今后医院发展与前行征程中，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什么做不好的事情。我们三院人会以一往无前的精神努力工作，在新的甲子中，在伟大的新时代续写医院新的篇章。 对医院发展的寄语
扬帆起航六十载，再续辉煌谱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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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德师风榜样敖英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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