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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敖英芳 | |
|---|---|
| 出生 |
1956年7月 內蒙古呼倫貝爾市 |
| 國籍 | 中國 |
| 民族 | 達斡爾族 |
| 教育程度 | 北京醫科大學 |
| 職業 | 教授，黨委書記 |
| 知名於 | 主持醫學部黨委全面工作；協助書記分管醫學部黨的建設和全校統戰工作；協管黨委統戰部；2017年5月25日，獲得全國創新爭先獎；第九屆吳階平醫學獎一等獎 |
| 知名作品 |
《運動創傷手術操作與技巧》 《中國微創外科雜誌》 《實用骨科雜誌》 |
敖英芳[1][2]達斡爾族人，1956年7月出生，黑龍江訥河縣人，中共黨員，畢業院校，北京醫科大學。1974年參加工作，研究生學歷，教授，博士生導師，運動創傷外科專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貼。現任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 。2016年4月19日卸任北京大學醫學部黨委書記。
人物履歷
1974年參加工作，研究生學歷，教授，博士生導師，運動創傷外科專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貼。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北京大學醫學部黨委書記，兼任運動醫學研究所所長。
主持醫學部黨委全面工作;協助書記分管醫學部黨的建設和全校統戰工作。協管黨委統戰部。
工作經歷
1982年畢業於哈爾濱醫科大學，獲醫學學士學位。
1988年6月畢業於北京醫科大學研究生院，獲醫學碩士學位後，留運動醫學研究所工作。
1994年3月至1995年9月日本自治醫科大學骨科研修。
1998年被聘為運動醫學研究所主任醫師。
2001年被聘為博士研究生導師、教授。
2008年任運動醫學研究所所長，曾任北京大學第三醫院院長助理、副院長。
2005年6月起任北京大學醫學部黨委書記。
2005年9月起任北京大學黨委常委。
2010年5月至今北京大學黨委常委、北京大學黨委副書記、醫學部黨委書記。[1]
2016年4月19日卸任北京大學醫學部黨委書記。[2]
國際關節鏡學會委員，亞洲關節鏡學會主席，中華醫學會醫療分會候任主任委員，中國運動醫學會副主任委員，全國關節鏡外科學組組長。[3]
研究領域及成就
1、研究方向 從事臨床醫療、教學和科研工作25年，臨床研究方向為膝關節與韌帶損傷的修復與重建及關節鏡微創外科，主要研究成果是關節鏡微創外科治療膝關節運動損傷的臨床與基礎研究、膝關節交叉韌帶損傷的修復與重建研究等。
2、學術兼職 國際關節鏡學會委員，亞洲關節鏡學會主席，中國運動醫學會副主任委員，全國運動創傷學組組長，中華醫學會運動醫療分會副主任委員兼秘書長，全國關節鏡外科學組副組長兼秘書長，北京關節鏡外科學組組長，北京骨科專業委員會委員;《中國微創外科雜誌》副主編，《中國骨創雜誌》副主編，《中國運動醫學雜誌》常委, 《中華骨科雜誌》編委，《實用骨科雜誌》編委，《中國骨科雜誌》編委，《中華外科雜誌》審稿專家;國際骨科運動醫學、關節鏡外科、膝關節外科學術委員會(ISAKOS)會員。
文章
| ·前交叉韌帶斷裂合併半月板桶柄狀損傷的治療 |
| ·前交叉韌帶斷裂合併半月板 |
| ·踝關節扭傷繼發病損的關節鏡下病理表現--503例踝關節鏡手術 |
| ·完全型髕上滑膜皺襞合併髕上囊血腫2例報告 |
| ·MRI對半月板修復後癒合情況的診斷價值:與第二次關節鏡探查及 |
| ·異種異體半月板移植對膝關節軟骨的保護作用的實驗研究 |
| ·基於8094例患者的膝關節內、外側半月板損傷情況和手術方式的 |
| ·後交叉韌帶雙束重建股骨止點不同定位方法準確性與實用性的解剖研 |
| ·反覆凍融處理對同種異體兔跟腱重建前交叉韌帶效果的影響 |
| ·國人嚴重膝關節骨性關節炎對脛骨平台後傾角影響的比較研究及意義 |
敖英芳：遭遇非典時我是醫療副院長，難忘抗擊非典時的那些人和事……
1984年來三院外科學習，1988年研究生畢業留運動醫學研究所工作至今。 在三院學習工作的34年，我將最好的青春年華奉獻給了三院，同時也與三院的不斷建設與發展共同磨礪，不斷成長，從一名學生、住院醫成為運動醫學研究所所長學科帶頭人。 遭遇與抗擊非典過程中難以忘懷的人和事……時光如水，歲月如歌，時事變遷，滄海橫流。
今年是北醫三院建院六十年，一甲子的歷程中，醫院經歷了風風雨雨的考驗並不斷快速發展進步。三院的每一位員工，不論年資如何，都在醫院的發展歷程中為醫院建設添磚加瓦奉獻奮鬥並不斷成就自己的人生。 就我而言，1984年來三院外科學習，1988年研究生畢業留運動醫學研究所工作至今。在三院學習工作的34年，我將最好的青春年華奉獻給了三院，同時也不斷磨礪成長。34年間，有很多事情隨時間的流逝漸漸遠去塵封，但也會有些難以忘懷的事情。最難忘的是2003年春抗擊非典這場沒有硝煙的戰鬥。
因為，我們醫務工作者經歷了一場生與死的考驗。
當時，突如其來的非典疫情，在世界範圍內引起恐慌，世界聚焦中國，中國聚焦北京。因為，北京是重災區。而且對當時許多沒有傳染病房的綜合性醫院來說，無疑是一次重大考驗。 我們北醫三院全院動員，上上下下同心協力，無私無畏，奮勇當先，戰鬥在北京抗擊非典的最前沿。我們醫院共治療門診發燒病人2300餘例，收治疑似非典患者275例、確診非典病人145例（收治北京市1/10左右的非典患者），並且做到了非典患者救治率高、院內感染率最低、後遺症最少。我們經受住了非典的嚴峻考驗，向國家和老百姓交上了一份滿意的答卷。我當時作為北醫三院的醫療副院長，親歷了我院「抗擊非典」的全過程，當時許多人、許多事，至今記憶猶新，歷歷在目。黨政配合 靠前指揮 當年我是醫院的醫療副院長，那時，我們那屆院領導班子剛剛換屆新上任不到一年，且是一個年輕的院領導集體。面對突如其來的非典疫情，對醫院是個嚴峻的考驗，對我們新的院領導班子更是如此。整個三院領導層黨政密切配合，全力抗非。陳仲強院長和賈建文書記迅速帶領大家工作，組建抗非典領導小組、抗非典一線工作小組和篩查小組等。領導們直接指揮、參與抗非典工作，穩住了人心，穩住了三院。北醫三院整個領導班子面對疫情時沒有任何人退縮、逃避。我們都是肩並肩的去靠前指揮、靠前作戰。 非典剛剛開始的時候，整個社會還不太認識，但醫院已經開始有了警覺。我們也從剛開始的不太了解，到在實踐中不斷學習，從實踐中積累經驗教訓，科學領導。我記得北京市的一家醫院收治第一例非典病人後，召集北京市其他醫院的大夫、護士去支援救治。我們派了2名護士，去不久就因發燒回來在醫院隔離觀察。當時我第一個進了隔離病房看望她們。儘管我知道有很大的風險，但我必須得去，要向她們傳遞醫院和領導對她們的關懷，要讓她們知道醫院不會不管他們，讓她們放心治療休養。 隨後，門診的發燒病人越來越多，收治的非典疑似病人與確診患者也隨之增多。收治的患者肺內病變發展的非常快，有時剛剛開始發燒的患者，一天之內肺內就會出現大面積實質性改變，有的就難以搶救過來。這時，我們已認識到非典疫情的特殊性和病情的嚴重性、危險性和傳染性。儘管這樣，三院的領導班子仍靠前指揮，對於一些重大的處置部署，例如發燒門診的建立使用，都要到門診實地去視察掌握第一手資料，及時調整戰略布局，沉着冷靜、科學決策。同時班子成員親自檢查、督查工作，到ICU，到發燒門診，進非典病房直接指揮工作。這些都是我們贏得整個抗非戰役很重要的關鍵。正是當時三院領導班子的這種忘我無畏精神，使得在整個戰役中，年輕的院領導班子成了大家的主心骨。
院領導除了身先士卒外，還時刻想着員工。我還記得在那個時候胸腺肽成了緊缺藥品，因為能增強身體免疫力和抵抗力，所以人人都想注射後增強自己防禦非典的能力，更何況在醫院工作的同志。那時候我們領導都能得到胸腺肽打一針進行防禦。但我們誰都沒打，全部把我們的胸腺肽轉給了抗非典一線的醫護工作人員。雖然，我們也在抗戰非典的前線。
面對非典病房建立以後的一系列工作，院領導們夜以繼日的集體討論，議定決策：發燒門診派哪些人員去，非典病房派哪些人去，非典一線的大夫、護士回來後的隔離區派哪些人去……。面對當時非典病房的危急情況，怎麼辦！要更好地靠前指揮抗非救治工作，就需要我們院領導進去。我是醫療院長，是一線工作小組組長，義不容辭，我說我進非典病房。進非典病房意味着什麼，大家可想而知，因為是要進入「疫區」，傳染源集中在那裡……然而，不去，是不可能的。這跟打仗是一樣的道理，不到一線前沿，戰鬥中你的隊伍出現缺口，你都不知道怎麼被打開的，也就更不知道怎麼組織反攻、反擊，把失去的陣地搶回來了。 進到非典病房之後，我真切感受到了我們抗非典一線員工們的艱辛、病人的難處和靠前指揮的重要性。也只有親力親為，才能及時發現醫療問題、管理問題，及時調整我們的工作模式和方法，包括對我們醫護人員整個值班制的一些調整和改進。最初的防護設備很簡單，並沒有像後期的防化服那樣。醫護人員就是多穿幾層隔離服、多戴幾層口罩、多帶幾層帽子。在那種封閉的環境下，防護服一脫下來全是水。最初我們是三班倒的值班制度，進到非典病房的醫護人員，為了不去上廁所，不吃不喝，一直堅持戰鬥。後來我們發現過度疲勞會導致抵抗力弱，也是在醫療過程當中感染非典的一個很重要的因素。那以後，我們就改為四班倒。 後來，我們也有些後怕。怕的不是自己被感染，而是一旦領導班子成員被感染，將直接影響戰鬥！同時，我們出來後不能被隔離啊，還要繼續指揮。現在想起來，同樣後怕，因為我們冒險為之。但是，那時候必須要進去，就像戰場一線的指揮員，你不進去，可能犧牲的人會更多，會付出更大的代價。 果斷決策 科學「抗非」 記得當時仲強院長和我開會最多。有時候是市里，有時候是區里，深更半夜也會將我叫去開會，匯報工作、開會研究、部署工作，以及回來以後立即傳達上級部署、指示精神與工作要求。 我們三院作為一家綜合性醫院，與非典遭遇時，我們還沒有感染疾病科。當時，戰鬥在最前沿的是急診科。2002年我們行政新班子上任後，在總結急診工作經驗與調研的基礎上加強急診科工作，並於2003年1月將鄭亞安主任從老年內科抽調到急診室擔任主任。鄭主任在突遇非典的危難中，帶領大家建立發燒門診、留觀治療疑似患者病房，擔任非典病房主任。在當時艱苦環境條件下戰鬥在急診最前沿的抗非典一線。鄭亞安主任身先士卒，敬業堅守，不論在初期的狙擊戰、中間的持久戰、還是最後的攻堅戰中，都發揮了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在抗非典初期的時候，急診既有普通病人，又有發燒的病人，混雜在一起，很難能分清。我們從實踐中發現密切接觸是重要的感染途徑。於是，立即進行緊急戰略布局——把急診科的發熱門診、放射科的拍片關口前移醫院門急診之外，將可能的非典病疫情阻擊在醫院樓外，把原來的急診科留觀室封掉，動用急診樓西側輕體樓作為留觀病房和非典病人的救治病房，東側輕體樓作為整個發燒門診。病人在發熱門診篩查以後，發燒需要留觀的，送到留觀病房，確診後轉到非典救治病房。這樣，非典病人完全與醫院的主病區隔離開，防止了院內可能的交叉感染。當時院自為戰的條件下，我們這種科學有效的防控機制與措施在我院抗非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兩個輕體樓在醫院後期發展建設中已被拆除，但「她們」起的作用遠比其在初建時的作用要大得多，也要重要得多。在整個抗非典過程中，「她們」是我院抗非的主戰場。現在想起來，我們三院虧得有了這兩棟輕體樓。
緊接着，我們動員全部力量，開始一點點疏解住院病人。先騰空的是二病區，我們把九層以上病房變為非典病房醫護人員的休息室。因為，他們進了非典病房就不能再回家了。從非典病房出來以後去休息室住，然後再進非典病房。醫院，就成了他們臨時的家。
當時我們的布局：主戰場是一線，服務於從主戰場下來的被隔離的醫護團隊的支撐團隊，叫二線。我們院領導也各自有分工。我主抓一線，後邊的供給與後勤工作我全都不管。記得是老范（鳳立）和老樊（東升）兩位院領導負責，組織人員服務所有從一線下來的人員，王薇全權負責在三院學習的學生（包括研究生）。那時候，我們給一線人員劃定了一個範圍（二病區樓前的空地），只能在指定範圍內活動。他們在這種相對隔絕的情況下一直保持着樂觀的精神狀態，有時我們能夠遠遠的看到他們的身影，有時能隔空喊話交流，傳遞信息。現在回想起來，他們那種三院人的樂觀向上的精神還很難忘，記憶猶新。
當年北醫三院收治的最危重的非典病人
在我們醫院的非典病房，危重非典病人救治是最危險的工作。我們知道危重病人是最主要、最嚴重的傳染源，重症病人的治療、氣管切開、呼吸機使用、床旁護理等等，醫護人員都要直面很大的風險。我們在病房的隔離救治等諸多方面給予了這些患者很好的救治，同時也沒有使其成為醫院感染的傳染源。後來醫院根據總體抗非部署，要將患者轉至非典醫院治療，我們要把所有的非典病人都轉到定點醫院（冶金醫院）。
最後一場轉運是針對住在非典「ICU」病房中最危重的一名病人。病人能不能轉？能不能成功轉出？會不會在轉運當中死亡？會不會成為新的疫情爆發的傳染源等，都是我們直接面臨的嚴峻問題！這麼嚴重的一個病人，他的病情像一個炸彈，一炸就可能在我們醫院形成新的爆發，又有可能形成北京市新的感染源。我們深感任務艱巨、責任重大。為此，我們制定了周密的轉運方案。在夜深人靜的午夜，我們成功的轉運這個病人到定點醫院，我們完成了任務，也經受着巨大的考驗。那天晚上，我是總指揮在現場，深夜裡大家轉運病人的情景：午夜行動時如何將病人搬出病房，如何防護病人生命直至管路安全，如何抬病人上救護車，如何聯繫定點醫院按計劃住院病人等等，都歷歷在目。
那天，是急診科主任鄭亞安首當其衝帶領轉運小分隊執行任務，直接轉運病人。因為轉運時有氣管插管並要帶管轉運，麻醉科王軍主任、血管外科付軍主任他們一直把病人從救護車轉運到定點醫院的病房。病人轉到定點醫院以後，在很好隔離條件下，我們的醫務人員還為他在非典病房裡過了生日，遺憾的是病人最後沒有治癒，但家屬和單位給予了我們最好的評價，表示了衷心的感謝。
總結經驗 建言獻策 每次到市里開會，我們都會根據實際工作提一些建議。如發燒病人的管理、病房的管理、信息溝通，以及後期定點醫院的建設等等，不少建議被採納。記得當時，救治病人過程當中產生的一系列醫療垃圾、廢棄物很多。我們總結了北醫三院經驗，向上建言獻策。建議將醫院垃圾的處理當作嚴重的傳染源來看待，而不是簡單的清理。很快我們的建議被採納，全北京市的垃圾處理，成為整個抗非典取得勝利的環節中很重要的一項工作。 三院人在非典結束後，迅速恢復醫療工作。醫院迅速開始新的建設與發展並不斷取得新的成就。我經歷抗非之後，深刻感悟到，抗非典過程是北醫三院人眾志成城的一段歷史經歷。三院人經過了抗非典的生死考驗，其大無畏的抗非精神，會使我們在今後醫院發展與前行征程中，沒有什麼克服不了的困難，沒有什麼做不好的事情。我們三院人會以一往無前的精神努力工作，在新的甲子中，在偉大的新時代續寫醫院新的篇章。 對醫院發展的寄語
揚帆起航六十載，再續輝煌譜新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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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德師風榜樣敖英芳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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