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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揭露 揭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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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到底是什么》是中国当代作家余秋雨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你们如果到辞典、书籍中寻找“文化”的定义,一定会头疼。从英国学者泰勒(,1832—1917)开始,这样的定义已出现两百多个。那两百多个定义,每一个都相当长,我敢担保,你们即使硬着头皮全部看完,还是搞不清楚文化到底是什么。请记住,没有边界的国家不叫国家,没有边界的定义不是定义。

文化定义的这种毛病,让我想起了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洛威尔(,1856—1942)发出的叹息: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东西比文化更难捉摸。我们不能分析它,因为它的成分无穷无尽;我们不能叙述它,因为它没有固定的形状。我们想用文字来定义它,这就像要把空气抓在手里:除了不在手里,它无处不在。

文化确实很难捉摸。因此,我们的传媒在讲述文化的时候,也只是说它有可能发挥的效果,如“凝聚力”、“软实力”、“精神家园”等等,都是比喻,至于文化本身是什么,还是没说明白。近来又有不少地方把文化等同于“创意产业”,这又把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了。因为文化中那些最经典、最高尚的部位,早就在千百年前就完成“创意”,更难以变成“产业”。

按照我的学术经验,对于那些最难下手的大题目,可以从它的裂缝处下手。你看,文化在这里就露出了它的一条裂缝:我们身边有很多跨国婚姻一一离散,离散的原因大多是“文化差异”。然而仔细一问,男女双方既不在“文化界”,也不是“文化人”。可见,“文化”的含义远远大于文化部门和文化职业。这条裂缝,可以让我们窥知文化的真正奥秘。

我们现在所关注的文化,既不能大到无限广阔,又不能小到一些特殊的部门和职业,那它究竟是什么呢?看来,还要想办法给它一个定义。三年前,我在香港凤凰卫视的《秋雨时分》谈话节目中公布了自己拟订的一个文化定义。我的定义可能是全世界最简短的——

文化,是一种包含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共同体。它通过积累和引导,创建集体人格。

对于这个定义中的几个关键词需要解释一下。我前面说到不少跨国婚姻因“文化差异”而离散,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作为丈夫的华人每年清明节必须从美国的公司请假回故乡扫墓,使他的美国妻子觉得难以理解。这就在“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上,说明了“文化差异”是什么。

文化是一种时间的“积累”,但也有责任通过“引导”而移风易俗。在这个动态过程中,渐渐积淀成一种“集体人格”。中华文化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中国人的集体人格。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1875—1961)说:“一切文化都沉淀为人格。不是歌德创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创造了歌德。”他在这里所说的“浮士德”,已经不是一个具体的人名,而是指德意志民族的集体人格,也就是德意志文化的象征。这种集体人格早就存在,歌德只是把它表现了出来罢了。

在中国,自觉地把文化看成是集体人格的是鲁迅。他把中国人的集体人格,称作“国民性”。他的作品《阿Q正传》、《孔乙己》、《药》、《故事新编》等,都在这方面作出了探索。因此,直到今天,他还是高出于中国现代的其他作家。

当文化一一沉淀为集体人格,它也就凝聚成了民族的灵魂。必须注意的是,民族的灵魂未必都是正面的,从歌德到鲁迅都曾经深刻地揭示过其间的负面成分。

按照我所拟定的文化定义,今天中国文化在理解上至少有以下五方面的偏差:

第一,太注意文化的部门职能,而不重视它的全民性质;

第二,太注意文化的外在方式,而不重视它的精神价值;

第三,太注意文化的积累层面,而不重视它的引导作用;

第四,太注意文化的作品组成,而不重视它的人格构成;

第五,太注意文化的片断享用,而不重视它的集体沉淀。

所以,大家看出来了吧,我的定义虽然简短,内涵却是不小。这不是我的功劳,而是文化在本性上的必然诉求。

由于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生活方式和集体人格,因此在任何一个经济社会里它都具有归结性的意义。十几年前,在纽约召开的“经济发展和文化转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各国学者达成了一系列共识,值得我们参考。

例如:

“一个社会不管发达和不发达,表面上看起来是经济形态,实际上都是文化心态”;

“经济活动的起点和终点,都是文化”;

“经济发展在本质上是一个文化过程”;

“经济行为只要延伸到较远的目标,就一定会碰到文化”;

“赚钱,是以货币的方式达到非货币的目的”;

“赚钱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衣食,而是为了荣誉、安全、自由、幸福,这一些都是文化命题”。

说这些话的人,大多是经济学家,而不是文化学者。他们不深刻,却是明白人。[1]

作者简介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桥头镇(今属浙江省慈溪市),国际著名文化史学者、中国当代作家、学者、文学家、散文家、我国当代著名艺术理论家。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秋雨书院院长、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上海剧协副主席、青歌赛评委。2006年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首富,其文化散文集,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大陆最畅销书籍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台湾、香港等地也有很大影响。海内外读者高度评价他集“深度研究、亲历考察、有效传播”于一身,以整整二十年的不懈努力,为守护和解读中华文化作出了先于他人的杰出贡献。[2]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