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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揭露 揭密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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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到底是什麼》是中國當代作家余秋雨寫的散文。

作品欣賞

你們如果到辭典、書籍中尋找「文化」的定義,一定會頭疼。從英國學者泰勒(,1832—1917)開始,這樣的定義已出現兩百多個。那兩百多個定義,每一個都相當長,我敢擔保,你們即使硬着頭皮全部看完,還是搞不清楚文化到底是什麼。請記住,沒有邊界的國家不叫國家,沒有邊界的定義不是定義。

文化定義的這種毛病,讓我想起了美國文化人類學家洛威爾(,1856—1942)發出的嘆息:

在這個世界上,沒有別的東西比文化更難捉摸。我們不能分析它,因為它的成分無窮無盡;我們不能敘述它,因為它沒有固定的形狀。我們想用文字來定義它,這就像要把空氣抓在手裡:除了不在手裡,它無處不在。

文化確實很難捉摸。因此,我們的傳媒在講述文化的時候,也只是說它有可能發揮的效果,如「凝聚力」、「軟實力」、「精神家園」等等,都是比喻,至於文化本身是什麼,還是沒說明白。近來又有不少地方把文化等同於「創意產業」,這又把兩個不同的概念混淆了。因為文化中那些最經典、最高尚的部位,早就在千百年前就完成「創意」,更難以變成「產業」。

按照我的學術經驗,對於那些最難下手的大題目,可以從它的裂縫處下手。你看,文化在這裡就露出了它的一條裂縫:我們身邊有很多跨國婚姻一一離散,離散的原因大多是「文化差異」。然而仔細一問,男女雙方既不在「文化界」,也不是「文化人」。可見,「文化」的含義遠遠大於文化部門和文化職業。這條裂縫,可以讓我們窺知文化的真正奧秘。

我們現在所關注的文化,既不能大到無限廣闊,又不能小到一些特殊的部門和職業,那它究竟是什麼呢?看來,還要想辦法給它一個定義。三年前,我在香港鳳凰衛視的《秋雨時分》談話節目中公布了自己擬訂的一個文化定義。我的定義可能是全世界最簡短的——

文化,是一種包含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的生態共同體。它通過積累和引導,創建集體人格。

對於這個定義中的幾個關鍵詞需要解釋一下。我前面說到不少跨國婚姻因「文化差異」而離散,其中一個例子,就是作為丈夫的華人每年清明節必須從美國的公司請假回故鄉掃墓,使他的美國妻子覺得難以理解。這就在「精神價值」和「生活方式」上,說明了「文化差異」是什麼。

文化是一種時間的「積累」,但也有責任通過「引導」而移風易俗。在這個動態過程中,漸漸積澱成一種「集體人格」。中華文化的最重要成果,就是中國人的集體人格。

瑞士心理學家榮格(,1875—1961)說:「一切文化都沉澱為人格。不是歌德創造了浮士德,而是浮士德創造了歌德。」他在這裡所說的「浮士德」,已經不是一個具體的人名,而是指德意志民族的集體人格,也就是德意志文化的象徵。這種集體人格早就存在,歌德只是把它表現了出來罷了。

在中國,自覺地把文化看成是集體人格的是魯迅。他把中國人的集體人格,稱作「國民性」。他的作品《阿Q正傳》、《孔乙己》、《藥》、《故事新編》等,都在這方面作出了探索。因此,直到今天,他還是高出於中國現代的其他作家。

當文化一一沉澱為集體人格,它也就凝聚成了民族的靈魂。必須注意的是,民族的靈魂未必都是正面的,從歌德到魯迅都曾經深刻地揭示過其間的負面成分。

按照我所擬定的文化定義,今天中國文化在理解上至少有以下五方面的偏差:

第一,太注意文化的部門職能,而不重視它的全民性質;

第二,太注意文化的外在方式,而不重視它的精神價值;

第三,太注意文化的積累層面,而不重視它的引導作用;

第四,太注意文化的作品組成,而不重視它的人格構成;

第五,太注意文化的片斷享用,而不重視它的集體沉澱。

所以,大家看出來了吧,我的定義雖然簡短,內涵卻是不小。這不是我的功勞,而是文化在本性上的必然訴求。

由於文化是一種精神價值、生活方式和集體人格,因此在任何一個經濟社會裡它都具有歸結性的意義。十幾年前,在紐約召開的「經濟發展和文化轉型」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上,各國學者達成了一系列共識,值得我們參考。

例如:

「一個社會不管發達和不發達,表面上看起來是經濟形態,實際上都是文化心態」;

「經濟活動的起點和終點,都是文化」;

「經濟發展在本質上是一個文化過程」;

「經濟行為只要延伸到較遠的目標,就一定會碰到文化」;

「賺錢,是以貨幣的方式達到非貨幣的目的」;

「賺錢的最終目的不是為了衣食,而是為了榮譽、安全、自由、幸福,這一些都是文化命題」。

說這些話的人,大多是經濟學家,而不是文化學者。他們不深刻,卻是明白人。[1]

作者簡介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於浙江省餘姚縣橋頭鎮(今屬浙江省慈谿市),國際著名文化史學者、中國當代作家、學者、文學家、散文家、我國當代著名藝術理論家。現任中國藝術研究院秋雨書院院長、澳門科技大學人文藝術學院院長,曾任上海戲劇學院院長、上海劇協副主席、青歌賽評委。2006年第一屆「中國作家富豪榜」首富,其文化散文集,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大陸最暢銷書籍中占據了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台灣、香港等地也有很大影響。海內外讀者高度評價他集「深度研究、親歷考察、有效傳播」於一身,以整整二十年的不懈努力,為守護和解讀中華文化作出了先於他人的傑出貢獻。[2]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