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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和生活的路》是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孙犁的散文。

作品欣赏

——同《文艺报》记者谈话

《文艺报》编辑部希望我谈谈如何艺术地反映生活,谈谈有关艺术规律方面的一些问题。我没有资格谈这个问题。我在创作上成就很小,写的东西很少。这些年,在理论问题上,思考的也很少。但是,《文艺报》编辑部的热情难却。另外,我想到,不管怎么样,我从十几岁就学习文学,还可以说一直没有间断,现在已经快七十岁了,总还有些经验。这些经验也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失败的比较多,对青年同志们可能有些用处。所以我还是不自量力地来谈谈这个问题。

我感觉《文艺报》这个题目:“如何艺术地反映生活”,是指文学作品的艺术性。一部作品,艺术的成就,不是一个技巧问题。假如是一个技巧问题,开传习所,就可以解决了。根据历史上的情况,艺术这个东西,父不能传其子,夫不能传其妻,甚至师不能传其徒。当然,也不是很绝对的,也有父子相承的,也有兄弟都是作家的。这里面不一定是个传授问题,可能有个共同环境的问题。文学和表演艺术不同,表演艺术究竟有个程式,程式是可以模拟的。文学这个东西不能模拟、模拟程式,那就是抄袭,不能成为创作。我的想法,艺术性问题,至少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生活的阅历和积累,生活的经历是最主要的;第二是思想修养;第三是文艺修养。我下面就这三个问题漫谈,没有什么系统,谈到哪儿算哪儿。

生活的阅历和积累,不是专凭主观愿望可以有的。人的遭遇不是他自身可以决定的。拿我个人来说,我就没有想到我一生的经历,会是这个样子。在青年的时候,我的想法和现在不一样。所以过去有人说:青年的时候是信书的,到老年信命。我有时就信命运。命运可以说是客观的规律,不是什么唯心的东西。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是受这个客观世界,受时代推动的。学生时代我想考邮政局,结果愿望没达到,我就去教书。后来赶上抗日战争,我才从事文学工作,一直到现在。就是说生活经历不是凭个人愿望,我要什么经历就有什么经历,不是那样的。从事文学,也不完全是写你自己的生活。生活不足,可以去调查研究,可以去体验。

说到思想修养,这对创作、对艺术性来说,就很重要。什么叫艺术性?既然不是技巧问题,那就有个思想问题。你作品中的思想,究竟达到什么高度,究竟达到什么境界,是不是高的境界,这都可以去比较,什么东西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来。文学艺术,需要比较崇高的思想,比较崇高的境界,没有这个,谈艺术很困难。很多伟大的作家、作品,它的思想境界都是很高的。它的思想,就包含在它所表现的那个生活境界里面。思想不是架空的,不是说你想亮一个什么思想,你想在作品里表现一个什么思想,它是通过艺术、通过生活表现出来的,那才是真正的作品的思想高度和思想境界。

第三是文艺修养。我感觉到现在有一些青年人,在艺术修养这方面,功夫还是比较差,有的可以说差的很多。我曾经这样想过,“五四”以来,中国的大作家,他们读书的情况,是我们不能比的。我们这一代,比起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郁达夫,比起他们读书,非常惭愧。他们在幼年就读过好多书,而且精通外国文,不止一种。后来又一直读书,古今中外,无所不通,渊博得很。他们这种读书的习惯,可以说启自童年,迄于白发。我们可以看看《鲁迅日记》。我逐字逐句地看过两遍。我觉得是很有兴趣的一部书。我曾经按着日记后面的书账,自己也买了些书。他读书非常多。《鲁迅日记》所记的这些书,是鲁迅在北京做官时买的。他幼年读书的情况,见于周作人的日记,那也是非常渊博的。又如郁达夫,在日本时读了一千多种小说,这是我们不可想象的。现在我们读书都非常少,读书很少,要求自己作品艺术性高,相当困难。借鉴的东西非常少,眼界非常不开阔,没有见过很好的东西,不能取法乎上。只是读一些报纸、刊物上的作品,本来那个就不高,就等而下之。最近各个地方办了读书班,我觉得是非常好、非常及时的一种措施。把一些能写东西的青年集中起来让他们读书。我们现在经验还不足,还要慢慢积累一些经验。前几天石家庄办了个读书班,里面有个学生,来信问我读书的方法。我告诉她,你是不是利用这个时间,多读一些外国作品,外国作品里面的古典作品。你发现你对哪一个作家有兴趣,哪个作家合你的脾胃,和你气质相当,可以大量地、全部地读他的作品。大作家,多大的作家也是一样,他不能网罗所有的读者,不能使所有的读者,都拜倒在他的名下。有的人就是不喜欢他。比如短篇小说:莫泊桑、都德,我也知道他们的短篇小说好,我也读过一些,特别是莫泊桑,他那短篇小说,是最规格的短篇小说,无懈可击的。但是我不那么爱好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我喜欢普希金、契诃夫、梅里美、高尔基的短篇小说。我感觉到普希金的短篇小说和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合乎我的气质,合乎我的脾胃。在这些小说里面,可以看到更多的热烈的感情、境界。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我都读过,我非常喜爱。他的长篇小说,是真正的长篇小说,规格的,无懈可击。它的写法,它的开头和结尾,故事的进行,我非常爱好。但我不大喜欢他的短篇小说《猎人笔记》,虽然那么有名。这不是说,你不喜欢它就不好。

每个读者,他的气质,他的爱好,不是每个人都一样。你喜欢的,你就多读一些;不喜欢的,就少读一点。中国的当然也应该读。中国短篇小说很多,但是我想,中国旧的短篇小说,好好读一本《唐宋传奇》,好好读一本《今古奇观》,读一本《宋人平话》,一本《聊斋志异》就可以了。平话有好几部:有《五代史平话》、《三藏取经诗话》、《宋人平话》、《三国志平话》。我觉得《宋人平话》最好。我劝青年同志多读一点外国作品,我们不能闭关自守。“五四”新文学所以能发展得那么快,声势那么大,就是因为那时候,介绍进来的外国作品多。不然就不会有“五四”运动,不会有新的文学。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我主张多读一些外国古典东西。我觉得书(中国书也是这样),越古的越有价值,这倒不是信而好古,泥古不化。一部作品,经过几百年、几千年考验,能够流传到现在,当然是好作品。现在的作品,还没有经过时间的考验和淘汰,好坏很难以说。所以我主张多读外国的古典作品,当然近代好的也要读。

我们在青年的时候,学习文艺,主张文艺是为人生的,鲁迅当时也是这样主张的。在青年,甚至在幼年的时候,我就感到文艺这个东西,应该是为人生的,应该使生活美好、进步、幸福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你的作品要为人生服务,必须作艺术方面的努力。那时有一个对立的口号:为艺术而艺术。大家当时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但是,为人生的艺术,不能完全排斥为艺术而艺术。你不为艺术而艺术,也就没有艺术,达不到为人生的目的。你想要为人生,你那个作品,就必须有艺术,你同时也得为艺术而努力。

现在,大家都在谈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我在读高中的时候,读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也读过《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和《费尔巴哈论纲》。华汉著的《社会科学概论》,是做为一门正式课程,在课堂上讲的。我们的老师好列表。为了帮助学生们理解,关于辩证法他是这样画的:正——反——

合。合,就是否定的否定。经济基础,一条直线上去,是政治、法律,又一条直线上去,是文学艺术,也叫意识形态。直到现在还是这个印象。文艺和政治不是拉在一条平行线上的。

鲁迅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在广州看到了当时的政治和文艺情况,他写了好几篇谈文艺与政治的文章,我觉得应该好好读。他在文章里谈到,“政治先行,文艺后变”。意思是说,政治可以决定文艺,不是说文艺可以决定政治。我有个通俗的想法。什么是文艺和政治的关系?我这么想,既然是政治,国家的大法和功令,它必然作用于人民的现实生活,非常广泛、深远。文艺不是要反映现实生活吗?自然也就要反映政治在现实生活里面的作用、所收到的效果。这样,文艺就反映了政治。政治已经在生活中起了作用,使生活发生了变化,你去反映现实生活,自然就反映出政治。政治已经到生活里面去了,你才能有艺术的表现。不是说那个政治还在文件上,甚至还在会议上,你那里已经出来作品了,你已经反映政治了。你反映的那是什么政治?我同韩映山他们讲,我写作品离政治远一点,也是这个意思,不是说脱离政治。政治作为一个概念的时候,你不能做艺术上的表现,等它渗入到群众的生活,再根据这个生活写出作品。当然作家的思想立场,也反映在作品里,这个就是它的政治倾向。一部作品有了艺术性,才有思想性,思想溶化在艺术的感染力量之中。那种所谓紧跟政治,赶浪头的写法,是写不出好作品的。

写大跃进的时候,你写那么大的红薯,稻谷那么大的产量,钢铁那么大的数目,登在报上。很快就饿死了人,你就不写了,你的作品就是谎言。文艺和政治的关系,表现在哪里?

中国古代好多学者,他们的坚毅的精神,求实的精神,对人民、对时代、对后代负责的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这里我想谈一些学术家们的情况。司马迁、班固、王充,他们的工作条件都是很困难的,当时的处境也不是很好的,但都写出了这样富有科学性的、对人民负责的作品。还有一个叫刘知几,他有一部《史通》。我很爱读这部书,文字非常锋利。

他不怕权威。多么大的权威,他都可以批判,司马迁、班固,他都可以指责。他不是无理取闹。他对史学很有修养,他不能成为国家正式的修史人员,他把自己的学术,作为一家之言来写。文字非常漂亮,说理透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非常令人佩服的,当时没有读者,给谁看,谁都不爱看。他把这么长的历史事实,用干支联系起来。多么大的科学!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就不用说这部著作大的方面的学术价值,我举两个小例子,就可以说明这个人非常实事求是,非常尊重科学。对于人参的功能,历代说法不一,李时珍把两种说法并列在这一条目之下,使人对人参,有全面的知识。又如灵芝,这是一种了不起的药,一种非常名贵的药。但李时珍贬低这种药,说它一钱不值,长在粪土之上,怎么能医治疾病?我不懂医学,他经过多年观察,多年实践,觉得灵芝不像人们所吹嘘的那样,我就非常佩服他。王夫之写了那么多著作,如《读通鉴论》,从秦一直写到宋,每个皇帝都写了好多,那么多道理,那么多事实,事实和道理结合起来,写得那么透彻,发人深省。他的工作条件更坏,住在深山里,怕有人捉他。他写了《船山遗书》。我们的文学想搞一点名堂出来,在古人面前,我们是非常惭愧的。我们没有这种坚毅不拔的精神,我们缺乏这种科学的态度,我们缺乏对人民对后代负责的精神。中国的文学艺术和中国的历史著作是分不开的。历史著作,给中国文学开辟了道路。《左传》、《史记》、《汉书》,它们不完全是历史,还为文学开辟了道路。司马迁的《史记》在人物的刻划上,有性格,有语言,有情节。他写了刘邦、项羽,那样大的人物,里面没有一句空洞的话,没有把他们做为神来描写,完全当作一个平凡的人,从他们起事到当皇帝,实事求是。这对中国的文学创作有很大的影响,究竟一个人物怎么写,司马迁的方法,是科学的方法。我主张青年同志,多读一些历史书,不要光读文学书。

我最近给《散文》月刊写《耕堂读书记》,下面一个题目本来想写《汉书•苏武传》。《苏武传》写得非常好,他写苏武,写李陵,都非常入情入理。李陵对苏武的谈话,苏武的回答,经过很高的艺术提炼。李陵对苏武说的,都是最能打动苏武的话,但是苏武不为他的话所诱惑,这已经是写得非常好了。现在我们讲解这篇作品,讲完了以后,总得说班固写这个《苏武传》,或者苏武对李陵的态度,是受时代的局限,要我们批判地去看。我觉得这都是多余的话。每一个人都受时代的局限,我们现在也有时代的局限性,这样讲就是一种时代的局限性。假如班固不按他那个“局限性”,而按我们的“局限性”去写《苏武传》,我敢说,《苏武传》就一点价值也没有了,也不会流传到现在。我们不要这样去要求古人,我们的读者,难道不知那是汉朝的故事?

我们应该总结我们在文学创作上的反面经验。这比正面的经验,恐怕起的作用还要大些。多年以来,在创作上,有很多反面的经验教训。我们总结反面经验教训,是为了什么?

就是教我们青年人,更忠实于现实,求得我们的艺术有生命力,不要投机取巧,不要赶浪头,要下一番苦功夫。蒲松龄说,“书痴”的文章必“工”,“艺痴”的工艺必“良”。这是经验之谈。蒲松龄为写《聊斋》,做了很多的准备工作。《蒲松龄文集》可以说是写《聊斋》的准备,下了多大的苦功!我们要养成认真思考,认真读书,认真修改稿件的习惯。我觉得我别的长处没有,在修改稿件上,可以说是下苦功的。一篇短稿改来改去,我是能够背过的。哪个地方改了个标点,改了个字,我是能记得的。长篇小说每一章,当时我是能背下来的。在发表以前,我是看若干遍的;在发表之后,我还要看,这也许有点孤芳自赏的味道。搞文字工作,不这样不行。

我曾经把这个意思,给一些青年同志进过,有的青年有兴趣,有的没有兴趣。

我们的生活,所谓人生,很复杂,充满了矛盾和斗争。现在我们经常说真美善和假的、邪恶的东西的斗争。我们搞创作,应该从生活里面看到这种斗争,体会到这种斗争。我现在已经快七十岁,我经历了我们国家民族的重大变革,经历了战争、乱离、灾难、忧患。善良的东西、美好的东西,能达到一种极致。在一定的时代,在一定的环境,可以达到顶点。我经历了美好的极致,那就是抗日战争。我看到农民,他们的爱国热情,参战的英勇,深深地感动了我。我的文学创作,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的作品,表现了这种善良的东西和美好的东西。我也遇到邪恶的极致,这就是最近的动乱的十年。我觉得这是我的不幸。在那个动乱的时期,我一出门,就看见街上敲锣打鼓,前面走着一些妇女,嘴里叼着破鞋;还有戴白帽子的,穿白袍的,带锁链的。我看了心里非常难过,觉得那种做法是一种变态心理。

看到真美善的极致,我写了一些作品。看到罪恶的极致,我不愿意写。这些东西,我体验很深,可以说是镂心刻骨的。

可是我不愿意去写这些东西,我也不愿意回忆它。

我们幼年学习文学,爱好真的东西,追求美的东西,追求善的东西。那时上海有家书店叫真美善书店,是曾孟朴、曾虚白父子俩开的,出了不少的好书。幼年时,我们认为文学是追求真美善的,宣扬真美善的。我们参加革命,不是也为的这些东西吗?我们愿意看到令人充满希望的东西,春天的花朵,春天的鸟叫;不愿意去接近悲惨的东西。刚解放时有个电影,里面有句歌:“但愿人间有欢笑,不愿人间有哭声。”

我很欣赏那两句歌。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的生活里面,总是有喜剧,也有悲剧吧。我们看过了人间的“天女散花,”也看过了“目莲救母”。但是我始终坚信,我们所追求的文学,它是给我们人民以前途、以希望的,它是要使我们的民族繁荣兴旺的,充满光明的。我们民族是很伟大的。这一点,在这几十年的斗争生活中看到了。

凡是伟大的作家,都是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毫无例外的。

他们是富于人情的,富于理想的。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他们对于现实生活的这种态度。把人道主义从文学中拉出去,那文学就没有什么东西了。我们的作家,要忠诚于我们的时代,忠诚于我们的人民,这样求得作品的艺术性,反过来作用于时代。

作家不能同时是很有成就的政治家。我看有很多作家,在历史上,有时候也想去当政治家,结果当不成,还是回来搞文学。因为作家只能是纸上谈兵,他对于现实的看法可以影响人,但是不能够去解决人民生活的实际问题,一个时代的政治,可以决定一个时代作家的命运。

我认为,要想使我们的作品有艺术性,就是说真正想成为一个艺术家,必须保持一种单纯的心,所谓“赤子之心”。

有这种心就是诗人,把这种心丢了,就是妄人,说谎话的人。

保持这种心地,可以听到天籁地籁的声音。《红楼梦》上说人的心像明镜一样。文章是寂寞之道,你既然搞这个,你就得甘于寂寞,你要感觉名利老是在那里诱惑你,就写不出艺术品。所以说,文坛最好不要变成官场。现在我们有的编辑部,甚至于协会,都有官场的现象,这是很不好的。

一定的政治措施可以促进文艺的繁荣,也可以限制文艺的发展,总起来说政治是决定性的。文学的职责是反映现实,主要是反映现实中真的美的善的,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都是这样。它也暴露黑暗面。写阴暗面,是为了更突出光明面。

我们有很多年,实际上是不准写阴暗面,没有暗的一面,光明面也就没有力量,给人感觉是虚伪的。文学作品,凡是忠实于现实的,忠实于人民的,它就有生命力。公式化、概念化和艺术性是对立的。但是,对公式化、概念化我们也要做具体分析。不是说一切公式化、概念化的东西,都不起作用。

公式化、概念化,古已有之。不是说从左联以后,从革命文学才有。蒋光慈、殷夫的作品,不能不说有些是公式化、概念化的。但是他们的作品,当时起到一定的政治宣传作用,推动了革命。大跃进时有很多公式化、概念化的作品。假如作者是发自真情,发自真正的革命热情,是可以起到一些作用的;假如是投机,在那里说谎话,那就任何作用也不起,就像“四人帮”后来搞的公式化、概念化。

这些年来,我读外国作品很少,我是想读一些中国的旧书。去年我从《儿童文学》上又看了一遍《丑小鸭》,我有好几天被它感动,这才是艺术品,很高的艺术品。在童话里面,充满了人生哲理,安徒生把他的思想感情,灌输进作品,充满七情六欲。安徒生很多作品用旁敲侧击的写法,有很多弦外之音,这是很高的艺术。有弦外之音的作品不是很多的。前几天我读了《诗刊》上重新发表的《茨冈》,我见到好几个青年同志,叫他们好好读读,这也就是小说,或者说是剧本,不只是诗。你读一遍这个作品,你才知道什么是现实主义,什么是浪漫主义。这才是真正的样本。

在理论方面,我们应该学点美学。多年我们不注意这个问题了,这方面的基础很差。不能只学一家的美学,古典美学,托尔斯泰的、普列汉诺夫的、卢那察尔斯基的,甚至日本那个厨川白村,还有弗洛依德的都可以学习。弗洛依德完全没有道理?不见得。都要参考,还有中国的钟嵘、刘勰。

现在还有很多青年羡慕文学这一行,我想经过前些年的动乱,可能有些青年不愿干这行了,现在看起来还有很多青年羡慕这一行。但对于这一行,认识不是那么清楚。不知道这一行的苦处,也看不见先人的努力。一个青年建筑工人,他给我写信,说他不能把一生的精力、青春、浪费在一砖一瓦的体力劳动上,想写剧本、写小说。这样想法不好。你不能一砖一瓦地在那里劳动,你能够一句一字地从事文学工作吗?

你很好地当瓦工,积累了很多瓦工的生活、体验,你就可以从事业余的文学创作。各行各业的青年人,在本职的工作以外,业余学一点文学创作,反映他们的生活,我们的文学题材,不是就很广泛了吗?不是很大的收获吗?我希望青年同志们,不急忙搞这个东西,先去积累本身职业的生活。文学题材是互相勾通的。前些年,文学题材很狭窄。很多人,他不光想知道本阶层的生活,也想知道别阶层的生活,历史上古代人的生活,他见不到听不到的生活。这在文学上有很多例子。专于一种职业,然后从事文学,使我们文学题材的天地,广大起来。

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就很喜欢文学。我最早接触的,是民间的形式:河北梆子、各种地方戏、大鼓书。然后我才读了一些文学作品,先读的是《封神演义》,后来在村里又借了一部《红楼梦》。从小学(那时候分初级小学、高级小学),我一直爱好文学作品。在高级小学,我读了一些新的作品:文学研究会的作品,商务印书馆出的一些杂志。我上的是个私立中学,缴很多学费,它对学生采取填鸭式,叫你读书。我十九岁的时候,升入本校的高中,那时叫普通科第一部,近似文科。除去主要的课程,还有一些参考课程,包括一大本日本人著的,汤尔和翻译的《生物学精义》,有杨东蒪著的《中国文化史》,有严复翻译的《名学纲要》,还有日本人著的《中国伦理学史》,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还叫我们学《科学概论》和《社会科学概论》。还有一些古书。在英文方面,叫我们读一本《林肯传》,美国原版的,读《泰国五十轶事》、《伊索寓言》、《英文短篇小说选》和《莎氏乐府本事》。在这两年的时间里,有这么些书叫你读。在中学里,我们就应该打下各方面的知识基础。当然这些知识还不是很深的,但是从事文学创作,需要这些东西。你不知道一些中国哲学,很难写好小说。中国的小说里面,有很多是哲学。你不知道中国的伦理学,你也很难写好小说,因为小说里面,要表现伦理。读书,我有这种感觉,一代不如一代。我们比起上一代,已经读书很少,现在的青年人,经过十年动乱,他们读的书就更少。在中学,我读了一些外国文学作品,那时主要读一些十月革命以后苏联的文学作品。除去《铁流》、《毁灭》以外,我也读一些小作家的作品,如赛甫琳娜的,聂维洛夫的,拉甫列涅夫的,我都很喜欢。也读法国纪德的《田园交响乐》。这些作家,他们的名字至今我还记得很清楚,这说明青年时期读书很有好处。

抗日战争,我才正式地从事创作,我所达到的尺度很低。

我写的那些东西,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一些年轻的同志,对我很热情,他们还写了一些关于我的作品的分析,很多都是溢美之词。我没有那么高。自己对自己的作品,体会是比较深的。在过去若干年里,强调政治,我的作品就不行了,也可能就有人批评了;有时强调第二标准,情况就好一点。我的作品也受到过批判,在地方报纸上,整版地批判过,在全国性的报纸上,也整版地批判过。最近山东师范学院编一本关于我的专集,他们搜集了全部评论文章。他们问我,有些文章行吗?编进去吗?我说,当然要编进去,怎么能不编进去呢。作为附录好吗?我说不行,应该一样待遇。对于作品,各人都可以有各人的看法,一个时期也可以有一个时期的看法。我不把自己的作品看得那么高,我觉得我的作品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可以说个笑话,我估计我的作品的寿命,可能是五十年。当然不包括动乱的十年,它们处于冬眠状态。在文学史上,很少很少的作品才能够永远被别人记忆,大部分的作品,会被后人忘记。五十年并不算短寿,可以说是中寿。

我写东西,是谨小慎微的,我的胆子不是那么大。我写文章是兢兢业业的,怕犯错误。在四十年代初期,我见到、听到有些人,因为写文章或者说话受到批判,搞得很惨。其中有的是我的熟人。从那个时期起,我就警惕自己,不要在写文章上犯错误。我在文字上是很敏感的,推敲自己的作品,不要它犯错误。最近在《新港》上重发的我的一篇《琴和箫》,现在看起来,它的感情是很热烈的,有一种生气,感染着我。

可是当时我把它放弃了,没有编到集子里去。只是因为有人说这篇文章有些伤感。还有一篇关于婚姻问题的报告,最近别人给我复制出来。当时发表那个报告以后,有个读者写了一篇批评,我也跟着写了一篇检讨。现在看起来,并没有多大的问题。

我存在着很多缺点,除去一般文人的缺点,我还有个人的缺点。有时候名利二字,在我的头脑里,也不是那么干净的。“利”好像差一点;“名”就不一定能抹掉。好为人师,也是一患。

我觉得写文章,应该谨慎。前些日子我给从维熙写了一篇序言,其中有那么一段:“在那个时期,我也要被迫去和那些流氓、青皮、无赖、不逞之徒、两面人、卖友求荣者、汉奸、国民党分子打交道,并且成为这等人的革命对象了。”写完之后,我觉得这段不妥当,就把它剪了下来。我们的道路总算走得很长了吧,是坎坷不平的,也是饱经风雨的,终于走到现在。古人说七十可以从心所欲。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很清明,文路广开。但是写文章就是到了七十,也不能随心所欲地写,仍然是兢兢业业的事业。前不久,有人还在威胁,要来二次、三次“文化革命”。我没有担心,我觉得那样的革命,发动不起来了。林彪、“四人帮”在这一场所谓革命中,基于他们的个人私心,几乎把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毁掉,全国人民都看得很清楚。

我有幸见到我们国家现在这样好的形势,这样好的前途。

有些人见不到了,比如远千里、侯金镜。“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有人传说我看破了红尘,并且传到北京去。有一次文艺界的领导同志到天津来,问我:你看破红尘了吗?我说,没有。我红尘观念很重,尘心很重。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西天去,我觉得那里也不见得是乐土。你看小说,唐僧奔那儿去的时候,多么苦恼,他手下那两个干部,人事关系多么紧张。北京团城,有座玉佛,很美丽,我曾为她写过三首诗。但我并不羡慕她那种处境,虽然那地方,还算幽静。我没有看破红尘,我还要写东西。

历史证明:文坛上的尺寸之地,文学史上两三行记载,都不是容易争来的。

凡是写文章的人,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传世。能否传世,现在姑且不谈。如果我们能够,在七十年代,把自己六十年代写的东西,再看一看,或是隔上几年,就把自己过去写的东西,拿出来再看。看看是否有愧于天理良心,是否有愧于时间岁月,是否有愧于亲友乡里,能不能向山河发誓,山河能不能报以肯定赞许的回应。

自己的作品,究竟如何,这是不好和别人争论的。有些读者,也不一定是认真读书,或是对你所写当时当地的环境,有所了解。过去,对《秋千》意见最大,说是我划错了那个女孩子的家庭成分,同情地主。这种批评,在强调阶级斗争的时候,是很厉害的,很有些“诛心”的味道。出版社两次建议我抽掉,我没有答应。我认为既是有人正在批评,你抽掉了它,不是就没有放矢之“的”了吗?前二年,出版社又再版这本书,不再提这篇文章,却建议把《钟》、《一别十年同口镇》、《懒马的故事》三篇抽去。理由是《钟》的男主人公有些自私,《一别十年同口镇》没有写出土改的轰轰烈烈、贫农翻身的场面,《懒马的故事》写了一个落后人物,和全书的风格不协调。我想,经过“文化革命”,这本书有幸得以再版,编辑部的意思,恐怕是要它面貌一新吧。我同意了,只是在后记中写道,是遵照编辑部的建议。

现在所以没有人再提《秋千》,是因为我并没有给她划错成分,同情那个女孩子,也没有站错立场。至于《钟》的男主人公,我并不觉得他有什么自私,在那种情况下,我们能要求他怎样做呢?《一别十年同口镇》写的是一九四七年春季的情况。老区的土改经过三个阶段,即土改、平分、复查。我写的是第一次土改,那时的政策是很缓和的。在我写的时候,我已经知道要进行平分,所以我也发了一些议论。这些情况,哪里是现在的同志们所能知道的呢。它当年所以受到《冀中导报》的批判,也是因为它产生在两次政策变动之间的缘故。

至于《懒马的故事》之落后,我想现在人们也会不以为意了。

《钟》仍然保存在《村歌》一书中,其余两篇如有机会,我也想仍把它们收入集内。

过去强调写运动,既然是运动,就难免有主观、有夸张、有虚假。作者如果没有客观冷静的头脑,不作实际观察的努力,是很难写得真实,因此也就更谈不上什么艺术。

文章写法,其道则一。心地光明,便有灵感,入情入理,就成艺术。

要想使文学艺术提高,应该经常有一些关于艺术问题的自由讨论。百花齐放这个口号,从来没有人反对过,问题是实际的作法,与此背道而驰,是为丛驱雀的办法。过去的文学评论,都是以若干条政治概念为准则,以此去套文艺作品,欲加之罪,先颁恶名——毒草,哪里还顾得上艺术。而且有不少作品,正是因为艺术,甚至只是一些描写,招来了政治打击。作家在这种情况下,是不能争鸣的,那将越来越糟。有些是读者不了解当时当地的现实而引起,作者也不便辩解,总之,作者是常常处于下风的。

解放初,我曾和几个师范学校的学生,通信讨论了一次《荷花淀》。《文艺报》为了活泼一下学术风气,刊登了。据负责人后来告诉我:此信发出后,收到无数詈骂信件,说什么的都有。好在还没惹出什么大祸,我后来就不敢再这样心浮气盛了。

有竞争,有讨论,才能促使艺术提高。

清末缪荃荪辑了一部丛书,叫《藕香零拾》,都是零星小书。其中有一部《敬斋泛说》,是五代人作的。有一段话,我觉得很好,曾请曾秀苍同志书为小幅张贴座右。其文曰:

吾闻文章有不当为者五:苟作一也,徇物二也,欺心三也,盅俗四也,不可以示子孙五也。今之作者,异乎吾所闻矣,不以所不当者为患,惟无是五者之为患。

所以我不主张空谈艺术。技法更是次要的。应该告诉青年们为文之道。

一九七六年秋季,我还经历了大地震。恐怖啊!我曾想写一篇题名《地震》的小说,没有构思好。那天晚上,老家来了人,睡得晚了一些,三点多钟,我正在抓起表看时间,就震了起来。我从里间跑到外间,钻在写字台下。等不震了,听见外面在下雨,我摸黑穿上雨衣、雨鞋,戴好草帽,才开门出去。门口和台阶上都堆满了从房顶震塌下来的砖瓦,我要往外跑,一定砸死了。全院的人,都在外面。我是最后出来的一个人。

地震在史书上,称作灾异,说是上天示儆。不是搞迷信吗?我甚至想,这是林彪、“四人帮”之流伤天害理,倒行逆施,达到了神人共愤,天怒人怨的程度,才引起的。我这个人遇见小事慌乱,遇见大灾大难,就麻木不仁,我在院里小山上搭了一个塑料薄膜小窝棚,连日大雨,不久,就又偷偷到屋里来睡了。我想,震死在屋里,也还算是“寿终正寝”吧。

所谓文学上的人道主义,当然不是庸俗的普渡众生,也不是惩恶劝善。它指的是作家深刻、广泛地观察了现实,思考了人类生活的现存状态,比如社会关系、社会意识,希望有所扬弃。作家在作品中,通过对社会生活的刻划,对典型人物的创造,表达他这种理想。他想提高或纯净的,包括人类道德、理想、情操,各种认识和各种观念。但因为这种人道主义,创自作家,也常常存在缺点、弱点,会终于行不通,成为乌托邦。人道主义的作品,也不是千篇一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人道主义表现为一种不健康的形式。我只读过他一本《穷人》,别的作品,我读不下去。作家因为遭遇不幸,他的神经发生了病态。

只有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家,才能成为真正的人道主义者。

而一旦成为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他的作品就成为伟大的观念形态,这种观念形态,对于人类固有的天良之心,是无往而不通的。这里我想举出两篇短作品,就是上面提到的安徒生的《丑小鸭》和普希金的《茨冈》。这两篇作品都暴露了人类现存观念的弱点,并有所批判,暗示出一种有宏大节奏的向上力量。能理解这一点,就是知道了文学三昧。

1980年3月27日[1]

作者简介

孙犁(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原名孙振海,后更名孙树勋,笔名有孙犁、力编、纵耕、余而立、土豹、原平、林冬苹、林冬平、芸夫、孙芸夫、耕堂、芸斋、姜化、庸庐、时限等,河北安平人,是一位中国现当代小说家、散文家。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早年曾当过机关职员、小学教员。中国现代作家、散文家,“荷花淀派”创始人,历任天津日报社副刊科副科长、报社编委,中国作协天津分会主席,中国作协第四届顾问,第五、六届名誉副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1940年代发表的文集《白洋淀纪事》是其代表作。1950年代又发表了《铁木前传》《风云初记》等作品。2002年7月11日晨六点病逝于天津,终年89岁。[2]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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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犁(1913年5月11日—2002年7月11日),原名孙振海,后更名孙树勋,笔名有孙犁、力编、纵耕、余而立、土豹、原平、林冬苹、林冬平、芸夫、孙芸夫、耕堂、芸斋、姜化、庸庐、时限等,河北安平人,是一位中国现当代小说家、散文家。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早年曾当过机关职员、小学教员。中国现代作家、散文家,“荷花淀派”创始人,历任天津日报社副刊科副科长、报社编委,中国作协天津分会主席,中国作协第四届顾问,第五、六届名誉副主席,中国文联荣誉委员。1940年代发表的文集《白洋淀纪事》是其代表作。1950年代又发表了《铁木前传》《风云初记》等作品。2002年7月11日晨六点病逝于天津,终年89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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