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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时期为何圣人涌现？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一直写到鲁哀公14年(公元前481年)，人们把这段历史称之为春秋时期。有人说，之所以叫“春秋”，是因为孔子写了本名为《春秋》的书。[1]
春秋时期为何圣人涌现？
现在我们说的春秋时期，的确与孔子的《春秋》有很大的关系。从时间段的确定，以及对春秋这段历史的评述，都与《春秋》有所关联。不过，这并未指明“春秋”一名与当时人们观念变化之间的关系。
要知道，春、夏、秋、冬在夏商周三代是天时的观念。四时的运行和变化，对古人来说，体现着上天(上帝)的意志，那是极其神圣的。而历史是记人事的，在三代一般称为“史”“书”“典”，但不可能称为“春秋”。“春秋”是天时、天条，怎么可以与人事混为一谈呢？
“三句话”
西周王朝灭亡后，天道观衰微，人道观普遍得到提升。老子不提天道而只提“道”，实际上他讲的“道”就是人道。孔丘也强调，“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郑子产更是公然对天道观叫板，他的名言“天道远，人道迩”，公然说天道没什么了不起的，它与人们的生活离得远着呐！
正是在这种观念大转变的情况下，人们把反映天时的“春秋”嫁接到人事上，还美其名为“以天时纪人事，谓之春秋”。在此大背景下，我以为，春秋时期可以用三句话来概括和解析：
第一句话：春秋是大战乱时期。
春秋初诸侯国140余国，到孔子周游列国时“面70余君”，说明那时至少还有70多个国家，而到了春秋结束时只有14、15国了。200多年间，见于史乘的大小战争有483次。不过，有人细细统计说不止这个数字，而是大约有1000次。孟子说的“春秋无义战”，基本上是对的。
当时的春秋就是这样一个大乱局，战乱让数百万无辜百姓丧生。根据各方面资料的综合核算，夏禹初(前21世纪)的人口是1355万，治水成功后应有所增长，当在1500万人上下。到周成王时(前11世纪)为1371万人，周庄王时(前7世纪)只有1184万人了。由此可以推断，在三百年的战乱中至少有上百万人死于战乱。
第二句话：春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时期。
这句话可以从三个维度来加以说明。
一是世界的维度，这一时段在世界上被称为“轴心时代”。这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他认为，公元前500年前后是“奠定人性精神基础”的时代。东西方出了一大批大师级的人物，东方有孔子、老子等，西方有苏格拉底、柏拉图等。
二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发展的维度。五千年文明史，发展到公元前五世纪时，刚巧走了两千五百年，钱穆先生称为“中华文明发展的半程期”。他在《孔子传》开头有一段话：“孔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大圣人。在孔子以前，中国历史文化当已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而孔子集其大成。在孔子以后，中国历史文化复又有两千五百年以上之演进，而孔子开其新统。”这叫继往开来。
三是春秋时期本身的维度，即春秋时期本身就体现了承上启下的精神。从战乱不断到“弥兵”，从政界混乱到季文子的“相三君而无私积”，从普遍的无所作为到叔孙氏“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观念的提出，都说明春秋后期正在从消极走向积极。
第三句话：春秋是思想解放、朝气勃勃的时期。
春秋时期的一个极为重大的文化现象是，“学在官府”局面的打破和“学术下移”局面的形成。“学术下移”促成了“士”阶层的形成。士就是读书人，《荀子·儒效》称“彼学者，行之曰士也”。学术一旦走向民间，就会显现出巨大的力量和生机，而“春秋四圣”正是那个伟大时代的伟大产儿。
“四大圣”
在中华文化中，智慧和道德都极高尚的人，被称为圣。春秋时期是个需要圣人并涌现圣人的伟大时代。
一是“智圣”老子。
老子的一生有三件事，一直被人津津乐道。第一件事是“老子师商容”。商容对老子实行“不言之教”。他张开嘴，让老子看，口中一颗牙都没了，老了，没办法的。商容指了下自己的舌头，很好，而且伸缩自如。商容说，能教给你的就这些了。老子回去想了又想，懂了——这就是“刚弱柔强”之道，“刚”的东西看来很强，但长久不了，像牙齿一样；“柔”的东西没多少锋芒，但久远，像舌头一样。商容是教老子哲理的。第二件事是老子当“周守藏室之史”。这是一个闲职。鲁迅甚至说，老子只是来图书馆当差的。但不管怎样，老子在这几十年间“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第三件事是“出关”。说是出函谷关，入秦了；有的则说他隐居去了。
老子五千言，归结为三句话：顺乎自然、清心寡欲、脚踏实地。“顺乎自然”：在老子看来，不管是大自然，还是人间世界，都是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人的作为必须顺乎自然才行。“清心寡欲”：道理很简单，欲一多，就破坏了“自然”，结果也必然危害自身。“脚踏实地”：老子主张“君子终日行”，要求人们去行道。一般认为，老子讲虚无，怎么会脚踏实地？其实错了。顺乎自然与清心寡欲都是很高的境界，需要脚踏实地才行。
二是“文圣”孔子。
这里有两句话值得引起重视。一句话是“孔丘，圣人之后”。孔子有一位叫正父考的七世祖，辅三世君，可位愈尊愈谦恭有礼，是历史上极有名的“食粥上卿”。这对孔子一生有影响。另一句话是“吾少也贱，故多能”，《史记》则是说“贫且贱”。孔子当过仓库管理员、会计出纳、牛羊饲养员、吹吹打打的儒者及射击手，而且因贫贱还受过季氏家臣的侮辱。
但是，孔子一生做了四件大事：一是30岁以后创办私学，这是最大的事。孔子说到底是位教书先生，是“万世师表”。二是50岁以后的出仕，据说当过中都宰，相当于首都的市长；当过司空，相当于国土资源部长；当过司寇，相当于司法部长；出席过齐鲁“夹谷之会”，一直到55岁去鲁周游。三是14年的周游列国，从目的论角度讲，我把它定位在“追迹三代之礼”上。四是68岁后归鲁，整理文献。四件事中，最有价值的是开创私学，可以说毕终生之力而为之。
孔子的教育思想有大的创新。他的“学习论”，是创新，在他之前没有这一说法。《论语》的编纂者把“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放在首篇、首章、首句，是很有道理的。孔子告诉人们，做学问除了“学习”这个笨办法之外，没有任何捷径可走。
三是“武圣”孙子。
孙子被称为武圣，也有称为兵圣的。根据作战经验，孙武写出了孙子》十三篇。曹操说：“吾观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所著深矣！”《孙子》现有书注二百多部，版本四百多部，公认为“兵学圣典”“百世兵家之师”“世界古代第一兵书”。二战名将蒙哥马利认为，世界所有军事院校都应把它列为必修课。
孙子的兵家思想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唯人是保”的根本军事思想。孙子认为，战争是血淋淋的政治，又是保护民众的斗争。不只要保护征战国的民众，还要保护被征战国的民众。通过宣传，通过实际的行动，让人民知道你是在保护他们，那必然能锁定胜局。
二是立足于战略取胜的军事思想，包括“将为国之宝”的战略思想；天时、地利、人和综合考虑的战略思想；战备宜足、战事宜速的战略思想；避实就虚的战略思想；以逸待劳的战略思想；“以治待乱、以静待哗”的战略思想；化敌为友、同舟共济的战略思想。美国军事理论家柯林斯说，孙子是古代军人中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
三是提出“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这个伟大的思想。同时提出“两手取胜”：一手是以战取胜，另一手是不战而胜。其中包括和平的手段、宣传的手段、文化的手段、政治的手段、经济的手段，以取胜于敌手。
四是“民圣”墨子。
墨子被称为平民圣人，他的一生都在为民众的利益奋斗。墨子早年学的是儒学，后来发觉儒学有个明显的弱点，就是礼烦而靡财，于是决计“背周道而用夏政”，以大禹的精神创立墨家。他也与儒家一样注重办学，学生达数千人，被后世人称为当时的显学。
春秋时期，战争频频，因此墨家的第一要务是非战。它的非战不只是讲道理，更重要的是付诸实践。墨门弟子有一套攻城略地的本领，而且有“摩顶放踵以利他人”“赴汤蹈火死不旋踵”的精神。一次，楚国要攻打弱小的宋国，他们用鲁国工匠鲁班的云梯攻城，可谓战无不克。墨子带了50多个弟子步行十日十夜赶到楚都，劝说楚王与鲁班放弃攻城。楚王不肯，于是墨子就在那里展示守城的法术，使楚王与鲁班感到的确技不如人。
博爱思想是墨家的显著特点。在“爱”上，墨子比孔子更彻底、更广泛，提倡的是天下大爱。儒家是“别爱”，墨家是“兼爱”“周爱”。墨家提出爱亲人，也爱他人；爱母国，也爱他国；爱上等人，也爱下等人。墨子最有名的话是：“获(女奴)，人也；爱获，爱人也。臧(男奴)，人也；爱臧，爱人也。”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奴隶解放宣言，比林肯的黑奴解放早了1200多年。
春秋“四圣”是中国历史的灵魂。当我们讲到“彬彬有礼”的时候，很自然会想到孔子；当我们讲到勤劳勇敢的时候，很自然会想到墨子；当我们讲到“兵不厌诈”“兵贵神速”的时候，很自然会想到孙子；当我们讲到“清正廉洁”“反腐防腐”时，很自然会想到老子。“很自然”，说明“四圣”已化入我们的血脉和灵魂。[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