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书·卞望之传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晋书·卞望之传出自于《晋书》，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唐房玄龄等人合著，作者共二十一人。记载的历史上起三国时期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以宋代晋。该书同时还以“载记”形式，记述了十六国政权的状况。原有叙例、目录各一卷，帝纪十卷，志二十卷，列传七十卷，载记三十卷，共一百三十二卷。后来叙例、目录失传，今存一百三十卷。 [1]
原文
卞望之，济阴人也。望之断裁切直，有名誉。成帝即位，行登基大典，司徒王导以疾不至。望之正色于朝曰：“王公岂社稷之臣邪！大典之际，宁是人臣辞疾之时！”闻之，乃舆疾而至。时上召乐谟为郡中正，召庾怡为廷尉评，谟、怡各称父命不就。望之奏曰：“若人各私其子，则为王者无人。如此则先圣之言废，君臣之道散。谟父广以平夷称，怡父珉以忠笃显，受宠圣世，身非己有，况及后嗣而可专哉！若顺之意，则人皆不为郡中正，人伦废矣。顺之意，则人皆不为廷尉评，刑辟息矣。一切不得以私废公。”朝议以为然。
望之勤于吏事，以褒贬为己任，欲轨正督世，不肯苟同时好，然性不弘裕，才不副意，故为诸名士所少，而无卓尔优誉。或谓之曰：“卿恒无闲泰，不亦劳乎？”望之曰：“诸君恢弘道德，风流相尚，执鄙吝者，非望之而谁！”
时庾亮将征苏峻，言于朝曰：“峻狼子野心终必为乱今征之为大司马笼其心释其权纵不顺命为祸犹浅若复经年为恶滋蔓不可复制此晁错劝汉景帝早削七国事也。”众臣皆无异。望之固争，谓亮曰：“峻拥强兵，多藏无赖，且逼近京邑，若为司马，危及朝廷。宜深思远虑，恐未可仓卒。”亮不纳。后峻果称兵。诏以望之为领军将军，望之率众与峻大战西陵，为峻所破，六军败绩。望之时发背创，犹未合，力疾而战，率数百人，攻贼麾下，苦战，遂死之，时年四十八。二子事亲孝，相随赴贼，同时见害。
及峻平，朝议追谥望之。尚书郎弘讷曰：“死事之臣古今所重。望之正色在朝，见危授命。贼峻造逆，戮力致讨，父子并命，可谓破家为国，守死勤事。”遂追谥望之为“忠贞”。 （取材于《晋书》）
译文
卞望之是济阴冤句人。卞望之（对国事）判断决定恳切率直，有好的声誉。成帝即位，举行登基大典时，司徒王导因为生病没有到场。卞望之在朝廷上严肃地说：“王公难道不是国家的重臣吗？重大典礼的时候，难道此时是臣子因病请假的时候吗？”王导听说这话后，就乘车带病前来。当时皇上征召乐谟做郡中正，征召庾怡做廷尉评，乐谟、庾怡各自表示（遵从自己的）父亲的意思（所以）不去就职。卞望之上奏说：“如果人人各自偏爱自己的孩子，那么（就）为君王（做事的）人（就）没有了。
像这样的话先世圣人的言论就会失去作用，君臣之道就会混乱。乐谟的父亲乐广因扫平蛮夷而被称赞，庾怡的父亲庾珉因忠诚笃实而名声显赫，（这二人）在（如今的）圣明之世受到重用，（他们）本身（都）不属于自己，何况延及到（他们的）后代（怎么）还能（替他们）做决定呢？如果顺应乐谟父亲的心意，就人人都不做郡中正了，君臣关系就会失去效用。（如果）顺应庾怡父亲的心意，那么人人都不做狱官，刑律就会失去作用。一切（人）不能因为私利而使朝廷利益受损。”朝廷上群臣议论（都）认为（卞望之说的）对。
卞望之在政务上很勤勉，把表扬和批评（时政）当作自己的责任，想要矫正监督世风，不肯随便赞同世俗的喜好，但（他）性格不宽宏，才华与志向不匹配，所以被众多名士轻视，没有出众的好名声。有人对他说：“你总是没有闲暇之时，不也太辛劳了吗？”卞望之说：“诸位君子发扬道德，追求美好，做庸俗之事的人，除了我卞望之还有谁呢！”
当时庾亮想要征召苏峻，（他）在朝堂上说：“苏峻（有）小狼一样凶残的本性，最终一定会作乱。（如果）征召他做大司马，笼络他的心，解除他的权利，即使（他）不听从（朝廷的）命令，造成的祸患也会比较小。如果（不这样做）再过一年，（他）作恶滋长扩大，（就）无法再制约（他）了。这（就相当于）晁错劝汉景帝早点削弱七国兵权这件事。”众位大臣都没有不同意见。卞望之坚持争辩，对庾亮说：“苏峻拥有强大兵力，招揽了很多刁蛮强横之人，而且（他的部队）逼近京城，如果（让他）做大司马，（就会）危及朝廷。应该深入思考，长远考虑，恐怕不能仓促（这样做）。”庾亮没有听从。后来苏峻果然发兵。朝廷下令让卞望之做率领部队的将军，卞望之率领部队（在）西陵与苏峻大战，被苏峻打败，军队大败。卞望之当时背疮发作，还未愈合，奋力抗战，率领数百人，攻打到叛贼军队中，苦苦作战，于是为国而死，终年四十八岁。（他的）两个儿子侍奉父母非常孝顺，跟随（父亲）与贼人作战，同时被害。
等到苏峻之乱平定，朝廷商议追赠卞望之谥号。尚书郎弘讷说：“（为国家的）事而死的大臣（是）古今（都）器重的。卞望之在朝廷之上态度严肃，在危急时刻献出（自己的）生命。逆贼苏峻造反，（卞望之父子）合力讨伐，父子共同（献出）生命，可以说是牺牲家庭为国家（做贡献），勤于国事直到身死。”于是追赠望之谥号为“忠贞”。[2]
作者简介
房玄龄（579年～648年8月18日），名乔，字玄龄， 齐州临淄县（今山东省淄博市）人。
唐朝初年名相、政治家、史学家，隋朝泾阳令房彦谦之子。善诗能文，博览经史。十八岁，举进士出身，授羽骑尉、隰城县尉。晋阳起兵后，投靠秦王李世民后，积极出谋划策，典管书记，选拔人才，成为秦王府得力谋士之一。在随李世民征战时，凡王府书檄，驻马即成，言简意尽，不需起草。唐武德四年曾被招为“十八学士”之一。
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封房玄龄为梁国公。官任中书令、尚书左仆射、司空等职，总领百司，掌政务达20年。参与制定典章制度，主持律令、格敕的修订，监修国史，又曾与魏徵同修唐礼；调整政府机构，省并中央官员；善于用人，不求备取人，也不问贵贱，随材授任；恪守职责，不自居功。同时负责国史馆，先后监修成《高祖实录》、《太宗实录》、《晋书》。去世后，谥号“文昭”，后配享太宗庙廷。
武德九年（626年），谋划“玄武门之变”，随同杜如晦等五人居于首功。执政期间，房玄龄善于谋略，杜如晦处事果断，并称“房谋杜断”，成为良相典范，累迁尚书左仆射、司空，受封梁国公，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病逝，追赠太尉，谥号文昭，配享太宗庙廷，陪葬昭陵。[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