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洪灾(蒋九贞)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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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洪灾》是中国当代作家蒋九贞的散文。
作品欣赏
最后的洪灾
1957年的那场突如其来的洪水，使我们的生活一地鸡毛，乱了套。
一连三天瓢泼大雨，下了个沟满河平，平地出水。这天，父亲顶着蓑衣去开会，回来后就动员群众撤离。大伙儿哭爹喊娘，背着包袱，扛着粮食，牵着猪，拉着牛，有亲的投亲，有朋的奔朋，都恋恋不舍的逃离了老屋。
在我的记忆里，那水来得好不蹊跷，刚刚还是歌舞升平，突然之间，洪水来了，那个凶猛，那个急湍，水头卷着树木、柴草、牛羊，浩浩荡荡，一路向西，翻滚而来。我们家是村里最后一批撤离的，那时我们东边的水已经漫过树丛，村外的柳树被冲倒了许多，特别大的树，也在水中颤抖、挣扎，不停地呼号，像濒临死亡人的呼救。那洪水呼啸声音更高，简直如长雷，如飓风，整个天地间只有一片呼呼的啸声，别的声音，爹娘呼唤孩子的声音，人在绝望时发出的声音，即使在对面，也听不清楚，完全淹没在洪水的巨响里了。房屋在我们身后倒塌，一切都在我们身后被摧毁。我们是被水头撵着离开老宅的。
我很害怕，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阵势。我娘抱着大妹妹，拉着我，好像还牵了一头猪。那猪是黑色的，一百多斤，猪不愿意走，父亲就在后边赶，他拿了鞭子，一鞭一鞭的抽，抽得它嗷嗷叫，才夹着尾巴跑几步，再抽，再跑。跑出庄子一里多路，遇上成群结队的人，那时候我不知道，那些人都是来抗洪的。之后，父亲不见了，父亲加入了他们，留在了我们村西。我们继续西行，一直到了八九里路开外的小镇，天已经快黑了，我看见了姥姥，我没有高兴地跳，而是扑上去，放声大哭。
小镇不小，也很古老，据说赵匡胤下河东时曾在这里放养军马，重整旗鼓，还修了寨墙，1958年时寨墙还很顽强的保存着，寨墙边的壕沟很像模像样。寨墙里住着的大都是赵姓，我姥姥家是外来户，当然是小姓。可是，姥姥家有他们一般人家没有的排场，姥姥家的宅院很宽敞，东西两个大门，前后两进院子。当然，那时候舅舅已经回了山东，被分配在济宁地区农科所工作，姥姥一个人只住着最西北角的三间正屋，其余几个院落，各有安排：后院的东跨院，我堂舅住着，同时住着东西屋；前院靠街的一面，以及西边院子的穿堂（堵了后门），是公家的医院；我叔伯舅舅住东边院子的穿堂，也堵了后门，只留出厨房一个通道，后边的门对着中间东西屋的山头，而它们和后院是一样的，都是两面留门，东西通透，住在每个院子里的人都可以自由走动。我就常常在那里钻来钻去，从后院到前院去，到东院去，有时候和石大妮在那里捉迷藏，有时候是去看我叔伯舅妈，看我堂舅和堂舅妈，或者与那些表哥表姐一起玩耍。那时候我不懂，以为公家的医院占用的肯定是公家的地盘，直到“四清”运动，这个古老的镇子建立了人民公社政府（是从别的公社分出来的），公家医院也从这里搬出去，我才知道，原来它占的也是我姥姥家的地方。在我的印象里，老街就是老街，临街的房屋，个个高大威武，青砖小瓦，门首刻着各式花纹，有的门两旁还端坐着石狮子、貔貅之类，十分壮观。大门里边的风景也各有千秋：杂货铺，后边还有仓库；酱油店，里边排满了酱缸；银器行更加神秘，我们最多在前面看看他们对着一盏盏的灯，化银锭，做银器，直到这个行业衰败、消失，也没能进去看一下……总之，街上的店里经营着各不相同的生意，而我姥姥家，做的是白布生意，我姥姥家的白布生意日本鬼子进徐州时好像就不做了，因为我外老爷其时与镇上的退休的旅长起了矛盾，旅长抓住我外老爷抽大烟这一条，把他送进监狱，日本侵略军的飞机轰炸徐州，炸了监狱，我外老爷不幸蒙难，死了，死了连尸首也没找到，家里给他埋了个衣冠冢，——所以，生意就不做了，所以，家也就败了，所以，她便“偏安一隅”，住在最西北角的一处房子里了，那些房子就各有其主，从此不再属于我姥姥一个人了。
我姥姥住的三间房子，也都是浑青到底的，青砖小瓦，也很威风，只是房间内多有黄鼠狼子。记得那些黄鼠狼子大白天都咕咕叫着到处乱窜，她大床底下的包装箱，成了它们出没时的“掩体”。那些包装箱，都是很好的木料做的，形状不像包装箱，倒像正儿八经的箱子，是一种扁长的形体，上面有阳文，一个长方形（或圆形）的凹槽里，凸显着“美孚”两个字。我也不知道我姥姥她们家除了白布生意之外还做什么，怎么会有这么多那样的包装箱。
在我姥姥屋山西头，石瞎子搭了间草屋子，一家五六口人住着。据说，石瞎子是那一年从西北乡过来的，他们家乡闹饥荒，就跑来这个古老的镇子谋生。石瞎子会唱“瞎腔”，在街上混口饭吃容易，但是落脚很难，他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哪里都不愿意收留他。我姥姥慈善，就让他在她的屋山那儿打扫了一块地，盖了一大间房子，算是安了家。石瞎子的老婆眼睛也不好使，两个人半只眼，凑合着过日子。因此，他们对我姥姥感恩戴德，直到1957年，他们都像一家人一样，到了1963年，我姥姥回了山东，回了济宁，他们才从我姥姥的老宅上搬走，另外由生产队安排了地方（好像那时他儿子已经当了生产队长）。我没见过石瞎子唱“瞎腔”，可是却实实在在看到了他“卖私馍”——蒸了馒头到市场上卖，这在那个时代是违法的，石瞎子发动他的家人，怀里偷偷揣了几个热腾腾的馒头，逢来赶集的人就像电视里地下党接头似的，碰碰人家，指指肚子，悄声说，要吗？一块钱一个。靠着这个，他们家也过得滋滋润润，风生水起。
石大妮是石瞎子的大女儿，她比我大几岁，见识自然比我多，她教我认识了字，教我玩各种游戏。小镇上的游戏大都是野性的，原始的，只有石大妮偶尔才教我一些文雅的，比如跳绳，比如踢毽子，还比如过家家。跳绳、踢毽子都是一个人就可以玩的，唯独过家家至少两个人。一次，她领了我去镇子北边的寨墙那儿，寨墙很高，顶上很宽，有人在寨墙上刨地种菜，也有人在上边看风景，寨墙内外，都是壕沟，壕沟里水深浅不一，深的地方踩不到底，浅的地方裤腿不用卷就能蹚过去。石大妮在寨墙上找了一块地方，拿根干棒，在地上画。画好了，她说，咱过家家，这是“新房”，你当“新郎”，我……我忽然想起，父亲几天没回家了，那湖里的水到哪里了？我说，我要去找爹。她说，你爹去县里开会了。我说，我咋不知道？她说，你忘了。我说，我没忘。她说，你保准是忘了。我说，我就是没忘。我们争得面红耳赤，我一气，跑下了寨墙，跑回我姥姥家。
跑回姥姥家，我就闹着找我父亲。母亲和姥姥都被我闹急了，拿我没办法，就说，好好好，带你上大堤看看去。我忘记了这中间还有什么过程，反正一下子就到了苏北大堤，这中间的六七里路是飞到的还是走到的，全不记得了，只记得好像有一片树林，松树林，幽深得很，风一吹，树丛哗啦哗啦响，还不时窜出一只两只狐狸或者野兔，有老鸹呱呱的叫，挺吓人的。我们村西凭空出来了一条南北大堤，还有好多人在往上抬土、加固，原先的小河岭变成了大堤坝，这就是苏北大堤。原来，出了我们村，往西一步比一步高，微山湖发来的水一步步减弱，到了这里，加上事先就派了人筑堤，大水就给挡住了。大水拍打着新筑的堤岸，溅起很高的浪花，那水还带了腥味儿，直扑鼻腔。水面上，忽隐忽现地漂浮着几块家具的残骸或者树枝，也有大树被掀倒在水中，在波涛里作挣扎状。我们的庄子基本看不到什么了，只有最高的高台子上的几口房子还像以前一样挺立着。在人山人海里，也能看见我们村上人的踪影，他们有的参加抬土筑堤，有的也像我们一样来看看水势如何，看了都摇头叹气，还有的说，要不是国家有救济，咱就喝西北风吧，晚不了学民国二十四年，淹死、饿死。
当然，民国二十四年究竟啥样，我不清楚，那年月太早，早到我趴在父亲的背上也望不见影儿。我父亲沾了一身泥水，脸明显瘦了，还可怕的阴沉着，他是看见我和母亲来了才过来看看我们的。他的身边跟着一个文弱书生，干部服的上口袋里别着支钢笔，毫无表情的盯着父亲，唯恐他逃走似的。那时候我不知道，父亲在县里的“三级干部”大会上受了批判，虽然职务暂时没免，可是被监督劳动了，他还负责着这一段工地的防洪工作，所以乡里（当时还是乡建制）派了刚参加工作是学生娃子监视他，美其名曰“联络员”，要求一天两汇报施工情况，实际上就是汇报我父亲的动向。
父亲为什么从乡队长一转下村当了高级社社长？又为什么被监督劳动？以后为什么撤职？这些情况我一概不知，他也从来不告诉我，只是后来从母亲嘴里得知一二，说他不会吹牛，不会欺上瞒下，脾气倔强，在三级干部会上连县长都敢顶，犯了“彭德怀一样的错误”。
父亲阴郁的看着我，叹了口气，说，回去吧，听话！
之后很长时间，父亲在我的记忆里模糊了，我根本记不清他是不是到我姥姥家住过，好像他一直没去，只是到了次年春夏之交，我家另选地方盖新房，他才出现，才赤脚和泥挑墙，还找了西头的木匠合梁。
我和母亲再次回来，已经是春节过后，小镇上的空气里鞭炮的火药味未散，各家各户大门上的春联粘着湿漉漉的浆糊。微山湖畔，田地里还有积水，路也看不清楚，我卷起裤管，穿的胶鞋似乎还透水，脚早已冻麻木了，可是抑制不住我飞回村庄的激动心情。说是我们的村庄，哪里还有去年的样子，除了最高处的几口房屋，其余的仅存“遗址”，都倒塌了。那最高处的几户人家，其实是一家人，他们节前就回来了，待我们到了的时候，他们的院落已经收拾得干干净净，什么东西都井井有条的放着，屋里也升起了炉火，分明有了农家生活的气息。这就是远房大奶奶、二奶奶的家了。
大奶奶长得五大三粗，但是知书达理，人很温和；二奶奶与她恰恰相反，矮而瘦，却也同样温和，还特别勤快。他们见是我们回来，非常热情，招呼我们在他们家吃午饭，还许了我母亲，给我们腾出两间房子来，让我们临时落脚，等盖好了屋再搬走。
我呢，就到处跑，院前院后地转，在高地上拾贝壳，到水边儿上捉小鱼儿。我还注意观察了他们房子的结构：地基很高，砖裙子，上面才是半截土垒的墙，小瓦盖顶，屋顶上还有虎啦鸟啦的屋兽。我当时想，怪不得他家房子不倒，他家的墙结实呢。
墙结实我奈何不了它，可是有一样东西我却能整了，那就是门锁。吃过饭，大人们都只顾了说话，她们半年没见面，那话就多得一箩筐一箩筐的，老是倒不完。我就趁着她们拉呱，他们家的孩子也都出去玩了，悄悄从门鼻子上摘下锁来，跑到一边，找块砖头，砸了，卸下零件，把里边研究得透透的，然后把那些七零八落的零件，连同锁壳，又带回他的屋里，扔在桌子底下。
我不知道他们发现了没有，是不是知道是我干的？反正，以后再没人提起过，我和母亲，还有妹妹，在他们家住了几个月，直到新房子建成，干了，能搬进去住人了，才离开。 1957年的洪灾，是我们家乡最后一次洪灾，那以后，政府对微山湖采取了措施，在微山湖里挨着大运河修了一条防洪大堤，从此把洪水固定在一个“笼子”里，使它再也不敢为害附近的百姓了。[1]
作者简介
蒋九贞，本名蒋广会，又名蒋岚宇，其他笔名兰宇、山风、蒋也谈等，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进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