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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1996年3月，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谢尔曼驱车前往亚力克站报到。
亚力克站是中央情报局的第一个“虚拟”情报站，在组织结构图上，这个站点被标为“恐怖分子资金链”，隶属于中情局反恐中心。实际上，它的工作就是追踪一个人的活动——奥萨玛•本•拉登。
亚力克情报站已经搜集了35卷有关本•拉登的资料，这35份卷宗描绘了一个以救世者自居的亿万富翁。他出身的家族规模庞大且极具影响力，与沙特王国的统治者关系密切。他自己也因为在阿富汗发动反对苏联入侵的“圣战”而名声大噪。
1996年8月，本•拉登在阿富汗的一个山洞里向美国宣战。之后的时间里，谢尔曼独自一人继续对他进行调查。谢尔曼绘出了基地组织的网络分布图，他发现组织的很多同伙都和美国有关，他断定这是一个以摧毁美国为宗旨的国际恐怖组织。可是，当谢尔曼想与上级讨论此事时，上头却连个电话都不回。
无人理睬的谢尔曼，只能独自思索那些日后每个人都会去想的问题：这个组织从何而来？它为什么单单选择攻击美国？怎样才能阻止它？
他就像是一个观察着载玻片的实验室技术员，那上面是一种前所未见的病毒。在显微镜下，基地组织的致命特性开始显露出来。这个组织很小（当时只有93名成员），但它是更大规模的激进运动的一部分；这种运动遍及伊斯兰世界，尤其是阿拉伯国家。
最可怕的一点是，几乎没有人重视它。它太怪异、太原始，也太遥远。然而，基地组织绝非只是来自7世纪阿拉伯的古董，它已经学会了如何利用现代工具和现代思维。这并不奇怪，因为基地组织的故事，其实是不久前从美国开始的。
作者简介
劳伦斯•赖特(Lawrence Wright)，毕业于杜兰大学，曾在埃及开罗的美国大学执教两年。他是《纽约客》杂志的正式撰稿人，也是纽约大学法学院法律与安全中心的会员。著有5部非虚构作品——《城市孩子，乡村夏天》、《在新世界》、《圣人与罪人》、《回忆撒旦》，《双胞胎》；还写有小说《上帝的宠儿》，并与人合著了电影《全面围攻》的剧本。他与妻子长年居住在得克萨斯州奥斯汀。2007年，他因《末日巨塔》一书获普利策奖。
原文摘录
使塔利班日益壮大的三股力量，以惊人的速度在阿富汗全境蔓延开来。第一是来自沙特阿拉伯与巴基斯坦的物质支持 金钱和武器。有些塔利班成员曾就读于图尔基王子的幕僚长艾哈迈德·巴兹卜在战争期间设立的职业学；因此，从一开始沙特情报部门就和这些年轻的叛乱分子有着密切的关系。 第二股力量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边境的另一侧，是挤满了阿富汗难民子弟的宗教学校（如艾哈迈德·巴兹卜建立的职业学校）。这些学校是亟需的教育设施，因为巴基斯坦是全世界文盲率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其公共学校体系连教育本国儿童都力有不逮，更不用说苏联入侵后逃往巴基斯坦的300万阿富汗难民的子弟了。（伊朗境内还有300万阿富汗难民）。这些宗教学校的资金通常由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的慈善机构筹集，再通过当地宗教团体分发到各个学校。因此，本地原有的许多苏菲派清真寺都被关闭，并改为传授瓦哈比派教义的学校。自然，这些宗教学校为当地的瓦哈比派团体创造了一大批政治支持者，因为它们不仅提供免费膳宿，居然还每月发放津贴 对于许多学生的家庭来说，这是一笔至关重要的收入来源。 学校里的男孩子们成长在一个只有男性的世界之中，很长时间都不能与家人相见。祖国的传统、习俗和知识与他们天隔地远。他们被指为乞儿和娘娘腔，常沦为那些接触不到女性的男人的猎物。这些学生埋头于严格围绕《古兰经》、沙里亚律法和歌颂圣战的学习之中，脑海中想象着一个完美的伊斯兰世界；而与此同时，他们身边却充斥着无法无天、野蛮残暴的行为。他们生活在打垮了超级大国的父亲与兄长的阴影之下，渴望着为自己赢得荣誉。一旦塔利班的军队需要增援，白沙瓦与部族地区的宗教学校就会直接停课，学生们则坐上送他们过边境的大巴，一边赞美真主一边奔赴战场。坎大哈投降6个月之后，塔利班的战士已达1.2万人；再过6个月，这个数字又翻了一番。 第三股力量是鸦片。夺取坎大哈之后，塔利班立即牢牢地控制了国内鸦片生产的中心赫尔... 汉堡是德国最繁荣的城市，居民中百万富翁的比例在欧洲都市之中高居榜首。1999年的汉堡是小资产阶级和自由意志论者的堡垒。这座城市总是认为自己更具英国而非德国的特点——既高贵，又不失礼貌；既有贵族气派，又在文化上兼收并蓄。它吸引了大批外国学生和政治难民，其中大约有20万人是穆斯林。1992年秋天，穆罕默德·阿塔来到这座城市，报名攻读汉堡哈堡工业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的研究生。德国的外国学生想在这里呆多久都没问题，他们无需支付学费，还可以到欧盟各国任意旅行。 历史留下的伤痕很容易就能发现：它们不仅表露在旧城区重建的部分，也体现在国家法律与德国人的性格之中。新德国小心翼翼地把容忍奉为宪法中的原则，该国的政治避难政策在全世界也是最为开放的。公认的恐怖主义组织在德国可以合法地活动，募集资金和人员——但这仅限于国外的恐怖主义者，国内的可不行。策划恐怖行动不会触犯法律，只要恐怖袭击发生在国外。自然，许多极端分子充分利用了这个避风港。 除了妨碍对激进群体进行调查的宪法屏障，还有德国国内的戒备之心。以前，德国曾遭受过仇外情绪、种族主义和警察滥用权力的伤害；任何可能唤起这些阴魂的行动都被视为禁忌。联邦警察宁愿把力量集中在本土的右翼分子身上，对外国的组织却很少关注。德国害怕的是它自己，而不是别人。德国人与国内的外国激进势力之间达成了默契：只要德国人自己不遭到袭击，就不会有人去打扰他们。出于对本国极端主义历史的恐惧，德国无意间成为了一种新极权主义运动的寄居地。
书评
任何看完《巨塔杀机》的人都会佩服作者的写作勇气和能量，在这本书里作者事无巨细地追溯了伊斯兰激进势力的发生与演化，同时也梳理了美国过去十多年来各种安全事务的重大失误和弱点，两条线索独立分明而又互相缠绕，尤其是进入1995年后，可以看出机会是如何一步步被两方抓住与丧失的。读罢这本书，不仅会知道911的悲剧是如何一步步地酝酿产生的，更会加深对阿拉伯世界、中东、北非等地的冲突性事件一些背景性知识的了解。然而最让一个完全对政治不敏感的读者印象深刻的，还是对美国国家安全机构的诸多分析与叙述。尤其是联邦调查局的高级特工约翰•奥尼尔会给人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曾经是美国最有可能对付基地组织的人，而最终却死在世贸中心安全总监的职位上，他悲喜剧的一生大约也印了那句老话，再精彩的电影，也不如真实的人生。
1.
在本书的结尾人物简介中，有两段是这样的：
约翰•奥尼尔（John O'Neill）:生于新泽西州大西洋城，1976年7月成为联邦调查局特工，在巴尔的摩办事处工作。1987年4月进入联邦调查局总部，负责调查白领犯罪。1991年被任命为芝加哥办事处的副指挥特工；1995年回到总部，担任反恐分布主管。1997年1月1日被任命为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国家安全分部的主管特工。2001年8月22日从联邦调查局辞职；次日起在世界贸易中心工作，任安全总监。在“9•11”事件中丧生，时年50岁。
拉米兹•尤素福（Ramzi Yousef）：1993年世贸中心爆炸案的主谋。尤素福是哈立德•谢赫•穆罕穆德的侄子，1968年生于科威特；后来在威尔士学习电气工程。曾制定精密计划，企图刺杀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和克林顿总统，并同时炸毁11架美国班机。1995年最终在巴基斯坦被捕，现关押在美国监狱，刑期为终身监禁外加240天。
两者之间重合的时间是1995年，而故事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2.
1995年2月5日，星期天，就在此前不久，奥尼刚刚由芝加哥办事处，调到华盛顿，任联邦调查局反恐分部的主管。刚刚开一整夜车过来，没放行李便直接冲去了总部。星期天，除了保安就是奥尼尔，他本来应该周二正式上班。而就在当天早晨，白宫负责协调全国反恐怖行动的理查德•克拉克到办公室查看周末的情报电文，一份报告说，在伊斯兰堡发现两年前（1993年）涉嫌幕后策划世贸中心爆炸案的拉米兹•尤素福。立即把电话给联邦调查局总部，不过根据他的经验星期天那儿几乎没有人。结果还未正式上班的奥尼尔接到了这个电话。他立即打开战略信息与行动指挥中心，开始打电话，安排“转移”行动。所谓“转移”行动指的是合法地绑架身在外国的嫌疑犯，其过程既复杂又费时，往往要提前几个月准备。奥尼尔除了招集常规的特工人员外，还专调一名指纹专家和医生，来确保是尤素福真身和他的健康问题。同时敦促美国国防部同巴基斯坦政府取得联系，就抓捕行动征得对方同意。另外由于巴基斯坦不允许美国军用飞机在其领土降落，奥尼尔立即下令把喷气机马上漆成民航飞机的颜色，并要求返航必须在空中加油，不得在第三国降落。同时司法部长珍尼特•雷诺和联邦调查局局长路易斯•弗里也来到了指挥中心，通过他们的协助，联邦调查局的权限才能延伸到美国境外，从而转变为一个国际警察机构。奥尼尔把临时组成的特工组送上飞往巴基斯坦的飞机后，火速对巴基斯坦境内的接应特工进行调度安排。于是，2月7日巴基斯坦时间上午9点30分，特工们摸进伊斯兰堡的苏卡萨旅店，敲响了16号房间的门，睡眼惺忪的尤素福刚打开门就被摁倒在地，铐上手铐。
那日在美国正是星期二，奥尼尔正式上任的头一天，而他已经完成了一个俨然007似的华丽出场。在华盛顿，奥尼尔成了一个恐怖主义问题专家小组的成员，这个小组以克拉克为核心，成员来自中央情报局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国防部、司法部和国务院的上层机构。
联邦调查局向来是反恐安全小组中比较麻烦的成员，调查局的代表通常口风很紧，而且不愿意帮忙，无论是否碰到了真正的犯罪案件，他们都会把一切情报当作潜在的证据来处理。在克拉克看来，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大多既愚蠢又迟钝，等这些人升到上层管理者的职位，他们这辈子能拿得薪水也已经到顶，一个个都数着日子只等退休了。奥尼尔也与众不同，他会与其他机构的同僚交朋友，没有官僚作风，擅长随机应变，说话直言不讳，个性复杂又颇有几分神秘感，有领袖魅力。
奥尼尔和克拉克一起，两人为多年来在官场之争中都得不可开交的各个情报机构建立了明确的职责分工。1995年，他们的努力促使总统发布政令，规定无论世界何处存在威胁美国人活美国利益的恐怖主义行动，联邦调查局在调查与防范两方面都拥有最高权威。当年4月俄克拉何马城发生爆炸事件后，奥尼尔组建了一个独立的国内反恐分布，并致力于重组和扩展负责国外的分支。
3.
奥尼尔肤色微黑，相貌英俊，背头，一双黑眼睛闪闪发光，下巴宽而圆；说起话来很粗鲁，带着一幅招来许多人模仿的新泽西口音。爱喝芝华士威士忌，加水，放一片柠檬，再来一根上好的雪茄。行为粗率，举止鄙俗，不过指甲却修得干干净净。身上穿的衣服总是无可挑剔，甚至讲究的有点过头，黑色的双排扣西服、半透明的黑袜子，铮亮的便鞋简直和芭蕾舞鞋一样柔软。奥尼尔出身低微，身上还带着一丝泽西街头的气息，刚从大西洋城的高中毕业，就在调查局找了一份指纹录入员的工作，并靠在联邦调查局总部当讲解员挣来的钱读完了美国大学的本科，以及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医学硕士课程。1976年当上了调查局巴的摩尔办事处的全职特工，1991年又被任命为芝加哥办事处副指挥。从在芝加哥工作的时候起，各种外号就跟上了他——撒旦、黑暗王子——形容他没完没了地拼命工作，整夜不睡觉，而且常常让与他共事的人心生畏惧。他的局内生涯自始至终带有那些从底层干起的老派调查员的作风。
对那些符合他要求的年轻特工而言，奥尼尔称得上是一位强有力的恩柱，任何下属的困难，他都想方设法德帮助解决。然而不达他要求的人，也会得到严苛的对待，为了跟上奥尼尔的要求，下属必须牺牲自己的生活，否则，就闭上嘴，不要指望跟他混。
4.
一个像美国这样存在巨大差异的国家，联邦调查局领导层出身的范畴却窄得惊人，人员背景单调得令人匪夷所思，主管调查局的人多是爱尔兰或意大利裔的天主教徒。他们对斗争几十年的敌人——黑手党——或者或许了解一些，但几乎没有人对伊斯兰有切身经历，更别说会阿拉伯语，也很少有人理解究竟是何种怨恨致使他们对世贸中心发动袭击，并策划其他针对美国的阴谋。他们很难相信这些离自己如此遥远人构成了真正的威胁。
奥尼尔在联邦调查局任职期间，恰逢犯罪活动与执法行动走向国际化，而且杀戮成性。奥尼尔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虽然得到的赞同少的可怜。奥尼尔意识到，伊斯兰激进分子对恐怖主义的设想更为宏大，更富戏剧性。而且他发现，操纵着一全球恐怖主义网络的人是一个藏身在苏丹的沙特异见者（本•拉登），而后者的梦想是摧毁美国和西方世界。担任调查局反恐主管没多久，奥尼尔对本•拉登的关注就上升到着迷的程度，连同事们都对他的判断产生了怀疑。
虽然此时联邦调查局虽然权限已经扩展至境外，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阻碍与困难重重。为了工作的顺利，奥尼尔但凡碰到进入自己领域的外国警察或情报人员，都会把他们好好找到一番，借助相互交织的友谊、人情控制局面，总在打电话，不是给别人帮忙，就是奉承联络人，有超强的人脉，几年之内，奥尼尔就成了全世界可能最广为人知的警察。
5.
1996年6月25日，沙特阿拉伯宰赫兰的美国霍巴塔军营大楼发生一起灾难性的爆炸性事件，7月，美国长岛海岸附近便发生环球航空公司800号航班坠毁事件，这似乎是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恐怖主义活动，对于两起事件的调查占用了调查局内可资利用的全部人力。
1997年1月，奥尼尔离开华盛顿，成为纽约国家安全分布的主管特工——纽约办事处是联邦调查局规模最大、名气最响的外勤办事处，这对奥尼尔来说，无疑是全面调查本•拉登的绝好机会。
中央情报局中职位与奥尼尔对应名叫迈克尔•伊朔尔，此人喜怒无常，亚力克站就是以他韩裔养子的名字命名的，亚力克站是设在中情局内主要为联邦调查局提供信息的机构，而在此工作的科尔曼是全美国第一个为本•拉登建立档案资料的人。为了调查上述两起事件，中情局和调查局首次协力，这种合作关系是空前的，也有些尴尬。最专职收集本•拉登情报的是科尔曼，作为一名联邦调查局的特工，科尔曼的使命是搜集证据，并最终证明本•拉登的罪行。但中情局的朔伊尔却是一个急脾气（感觉很像《疯狂的石头》中的黑皮），他一早就认定，对付本•拉登最好策略就是把他干掉。只有朔伊尔和奥尼尔对关于本•拉登的消息感兴趣，然而他们却非常讨厌对方——这种情绪反映了他俩代表的组织之间根深蒂固的敌对状态。两个机构不合，两个头儿还关系冷淡，科尔曼及他的情报，就这样被夹在中间。头儿之间争执不休，部下们基本不敢兴趣。与朔伊尔总想以野蛮手段处理掉本•拉登的想法不同，奥尼尔希望在美国逮捕并审判本•拉登，他认为自己是执法官，不是杀手。
1998年7月，中情局特工在阿塞拜疆巴库一家餐馆外绑架了两名恐怖分子，并拷贝了一份其笔记本电脑离的资料，其中的资料有基地组织的结构图和圣战组织在欧洲成员的花名册，但中情局却拒绝把它交给联邦调查局，在中情局看来，奥尼尔会利用信息，提出指控，甚至公开审判——这样一来，信息就不再是秘密，而是证据、新闻，却不再是情报，对中情局是毫无用处的东西。于是面对强势的奥尼尔，他们把这个重要资料死死地握在自己手里。奥尼尔怒不可遏，直接派了一名调查局特工去了阿塞拜疆，要求该国总统把原来的那台电脑交给美方，结果被拒，然后奥尼尔又说服克林顿区向阿塞拜疆总统说情。联邦调查局最终搞到了这份名单，却和中情局之间的结下了大梁子。
6.
1998年8月，在肯尼亚和坦桑尼亚分别发生美国大使馆爆炸案，造成大量伤亡。奥尼尔急切希望控制局面，而且纽约市对本•拉登的指控已获得批准，如果他真是幕后主谋，调查局纽约办事处有权要求办理此案，但调查局高层基本没有对本•拉登有什么认识，奥尼尔必须向自己的上级证明本•拉登是首要嫌犯。然而此时局长休假中，局内事务由总部犯罪处主任管理，他按照一开始的安排交待华盛顿办事处监管这次调查，拒绝了纽约办事处的请求。奥尼尔动用各种关系，甚至司法部长，反恐安全小组负责人等，最终，调查局不得不向奥尼尔让步，但作为惩罚，奥尼尔本人不能前往肯尼尔亲自监督。这次内部冲突带来的矛盾始终没有平复。
爆炸10天后，奥尼尔得到情报说参与爆炸案的两人在喀土穆，且租了公寓，位置能俯瞰当地的美国大使馆，奥尼尔立刻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克拉克打电话说，想和苏丹人合作。克拉克建议奥尼尔到华盛顿同司法部长谈谈。飞抵华盛顿，部长告诉奥尼尔：想和苏丹人合作已绝无可能，再过几个小时，美国就会对该国发动空袭，以报复东非的使馆遇袭事件。在部署于红海的美国战舰上，发射管中的导弹已旋转起来，进入了待发状态。但就在这一天，白宫前实习生莱温斯基在华盛顿大陪审团面前作证，说自己曾为美国总统口交。于是，此时美国对炸弹袭击事件的任何军事报复，都有可能被视为一种借以惩罚穆斯林、转移人们对丑闻注意力的借口。许多阿拉伯国家的街头都能看到这样一条标语——不要为莫尼卡打仗——但是，由于克林顿的威信大受影响，他几乎没有其他的选择。8月20日，克林顿总统批准向喀土穆发射13枚战斧巡航导弹，作为美国针对使馆爆炸事件的第一轮报复行动，目标是当地被疑为基地组织成员研制化学武器的制药工厂，后来发现，其实根本弄错了，但也因为此机会，两名爆炸案犯就此逃走，从此踪影全无，奥尼尔失去了逮捕基地组织内部人员的黄金机会。
7.
1999年2月，中情局接到线报，称本•拉登和一帮阿联酋王室的放鹰狩猎者正在坎大哈南部的沙漠中宿营。这个谜报来自其中一名阿联酋王子。朔伊尔在侦察照片上能清楚看到营地，但他却找不到本•拉登规模较小的宿营地。虽然对于本•拉登出入王室营地的情况，朔伊尔都能第一时间准确的制，但他却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朔伊尔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干劲十足、要求极严，他建议立即发动巡航导弹袭击，但遭到军方拒绝，因为导弹袭击可能会致使300人丧生，而且附近一座清真寺也被炸毁。这些婆婆妈妈的顾虑让朔伊尔怒不可遏。于是，他直接去找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拉克，企图通过五角大楼下令。但凑巧的是，克拉克刚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回来，拿到一笔价值80亿美元的战斗机销售合同，另外想到和阿联酋王室的私交，再想到导弹过去阿联酋王子们横尸遍野，他当然拒绝了朔伊尔的要求。何况，中情局并不能保证本•拉登在营地之中。朔伊尔狂怒，大发脾气，甚至迁怒于亚历克站一位资历更高的联邦调查局主管，为此事，调查局局长愤然致电中情局局长，旋即，朔伊尔被解除亚历克站站长职务，从此，朔伊尔便只能是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空等着中情局下杀人的决心。
朔伊尔一撤，死盯住本•拉登的就是奥尼尔了。虽然他生活中有致命的弱点，但至少他工作上有责任感，还足够聪明。然而，现实并没有给他这个机会。
8.
奥尼尔的工作成绩有目共睹，但强硬的性格也使他树敌很多，工作中也留给自己的敌人不少口实。
1998年3月，本•拉登接待了记者约翰•米勒和美国广播公司（ABC）的新闻采访，采访之中，米勒问到了在马尼拉被捕的瓦利汗：“美国当局认为他替你工作，从你这里接受资金，并在马尼拉设立训练营……”本•拉登温和地回答说：瓦利汗“是一位亲密的朋友……至于你说他为我工作，我没什么好说的。这件事我们全都参与了。”这一问一答后来出现在了电视转播中，搞得联邦调查局怒不可遏，因为瓦利汗被美国人逮捕一事本应严格保密，但有人把这消息透露给了米勒，而且竟然在电视里直接问了本•拉登！调查局的人知道，奥尼尔和ABC新闻调查制片人克里斯托弗•艾沙姆是好朋友，经常一起喝酒，虽然艾沙姆和米勒都说奥尼尔不是自己的消息来源，还主动表示愿意为此接受测谎仪的测试，而联邦调查局也压住了火儿，没有追究下去，但奥尼尔和记者谈话口无遮拦的说话从此却挥之不去，成了他名誉的污点。
在亚力克站特工科尔曼眼里，公众场合的奥尼尔与私下的奥尼尔之间有一种空缺。在华而不实的西装和修得亮闪闪的手指甲地下，隐藏着一个出身贫寒而并不富有的人。奥尼尔的这幅外表靠政府的工资根本维持不起。奥尼尔又是傲慢无礼且咄咄逼人，但他也很焦虑，没有安全感，常常要寻求安慰，还欠下了一屁股债。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事业有多么岌岌可危，他的私人生活多么支离破碎，而他的灵魂又有多么动荡不安。他在情绪上无比依赖大家的尊重，又在生活中极为慷慨地帮助别人，渴望被人注意，得到关爱。
奥尼尔的办公室位于纽约联邦广场26号15层的东北角，从一扇窗可以远眺克莱斯勒大厦和帝国大厦，另一扇窗则能看到布鲁克林桥。他让自己这间办公室成了联邦调查局独一无二的地方。他把政府配发的监狱制造的办公家具统统扫地出门，然后搬进一张淡紫色的长沙发。火红色的桃心木咖啡桌上放着一本写郁金香的书——《令男人疯狂的花朵》，屋子里摆满了各种植物和时令鲜花。他有两台电话，一台是调查局配发的破烂古董机，一台是自己用的高速个人电脑。这里没有常见的家庭照片，而是装点着一幅幅法国印象派绘画。
调查局没几个人知道奥尼尔在新泽西有一位妻子和两个孩子，没有离婚，却分居多年。1991年，奥尼尔到芝加哥不久遇到瓦莱丽•詹姆斯，一位时装销售主管，离异，自己带着两个孩子，身材高挑，很漂亮，有一双让奥尼尔无法抗拒的眼睛，还有一幅好嗓音，在酒吧偶遇，两人一直聊了个通宵，到次日早晨5点。
奥尼尔追求瓦莱丽的时候，在华盛顿还有女朋友，叫玛丽•琳恩，在五角大楼联邦信用联盟工作。对瓦莱丽和玛丽，奥尼尔都是同一套：等最后几条法律细节谈好，便结束一场婚姻，同她在一起。到华盛顿不久，奥尼尔又认识了另外一个时髦的金发女郎——爱娜•迪巴蒂斯塔，从事国防行业，她已开始就知道奥尼尔是结了婚的，但并没有发现他还有别的女人。在华盛顿，奥尼尔常常会上半夜配玛丽，其余的时间和安娜一起度过。与此同时，他还与芝加哥的瓦莱丽维持着关系。三个女人都以为奥尼尔会娶自己为妻。与此同时，奥尼尔还迷上了司法部一位容貌美丽、大权在握的女性，不过人家已经结婚——这让奥尼尔无限沮丧。
在这出一人多角的情感戏中，奥尼尔的工作为他提供了绝佳的掩护，他总能以执行机密任务为由，一连好几天踪影全无。在他的性格中，也有想从承担义务的情感关系中寻求安慰的一面，这在和瓦莱丽的关系中最明显。奥尼尔迁居纽约，瓦莱丽一同前往，奥尼尔也非常喜欢瓦莱丽两个成年的孩子，瓦莱丽当上祖母后，在需要时，奥尼尔还会呆在家里照看婴儿，生活幸福温馨得叫人羡慕。可这并不是奥尼尔的常态。通常的情况是，奥尼尔和每个女人在一起过的都是不同的生活，他让自己的社交圈子相互独立，每个圈子对应着他不同的女友，而每位女友知道他不同的喜好，瓦莱里以为爵士乐是他的最爱，而在安娜身边，他听的则是安德烈•波伽利。玛丽则让他看起了歌剧。而到了假期，他会回到西泽西的家中探望父母，还要去看妻子和孩子。虽然这里的生活他极少向人提及。奥尼尔生命中的女人们都觉得他不可信任，因此，他所寻求的那种无条件的爱与忠诚，她们也就不可能给。由于自己欲罢不能的欺骗习惯，奥尼尔始终孤身一人。
这支离破碎疲于应付的私生活给奥尼尔带来了大麻烦，他把自己的掌上电脑拉在了扬基体育馆，而那里面全市世界各地警方联络人的信息。虽然很幸运后来被找到了，但不久他又把手机给忘在了出租车上。更为要命的是，1999年夏天，他和瓦莱丽开车去泽西海岸，途中自己的私车坏了，而正巧奥尼尔的调查局用车就停在附近的一个局外秘密地点，于是他就去换了车，没有理会调查局禁止因私人事由使用公务车的规定。原本没人发现此事，关键是奥尼尔还大意地让瓦莱丽用了那里的卫生间，于是他的违纪行为就被告发了。因此而受的经济处罚让奥尼尔几乎无法承受，关键他还爱表现，平时付钱的事大方得很，加上同时交几个女友，自然开销巨大，帮奥尼尔计税的一个特工注意到其信用卡的欠债巨大，而任何欠下这么多债务的人，通常都会被视为安全隐患而受到严密注意。
9.
成功度过千禧年后，奥尼尔和克拉克多次会面，创立了名为“千年行动后总结”的战略计划，通过各种措施明确要加强反恐意识和行动，但任何变革都不足以克服千禧年之后遍布华盛顿的官僚主义怠惰气氛。而也就是此期间，基地组织在全力策划“飞机行动”。1999年底，几位具体执行的核心承认飞抵吉隆坡，这其中有911驾机者米达尔和哈兹米，还有另一行动的执行者哈拉德。这是基地组织一个计划两起行动的两个独立小组成员的唯一一次会面。
国家安全局通过电话监听，听到了与会者的名字，但并没有搜索数据库，更没有进一步追查此事。同时，中情局已经掌握了米达尔和哈兹米两个名字，并且知道他们是基地成员，还对其行踪有大概的知情。中情局请求马来西亚方面对吉隆坡的会议进行了监控。2000年1月5日，会议在一套僻静公寓中进行，公寓主人苏法特是曾与圣战组织头目扎瓦希里合作培育炭疽杆菌的马来西亚商人。没有了朔伊尔的亚力克站锋芒不再，警觉意识也大失，由于没有对会议进行窃听，也就错过了发现基地组织密谋的机会，而这个密谋就是日后“科尔”军舰爆炸案和911袭击。就是会议当天，一位亚力克站的调查局特工请求中情局批准向调查局通报两个情况：一是马来西亚会议，一是近期可能有一名或多名恐怖分子前往美国。但很快他被告知——这不是联邦调查局的事！一个星期后，这位特工继续请求中情局向调查局传递信息提供便利，但始终没有收到回复，那以后，他也便忘了那回事。
马来西亚秘密情报部门的特别分布用相机拍下了十来个进入公寓套间和去网吧上网的基地组织成员，1月8日便通告中情局驻泰国负责人，称参加过会议的三个人——米达尔、哈兹米和哈拉德——即将飞往曼谷。哈拉德将在曼谷见面自己的同伙，一起商议炸弹袭击细节。但，中情局没有警告任何特工对三人进行跟踪，也没有通知国务院将米达尔的名字列入恐怖分子监控名单，如果那样，其入境将被截住，或者被密切监控。
2000年1月15日，哈兹米和米达尔一同飞抵洛杉矶，但中情局却只注意到了哈兹米，因为恐怖分子名单上只有他，而他们并没有查阅乘客名单，于是中情局只知道至少一名已知基地组织人员身在美国，但既没有通知联邦调查局，也没有通知国务院。对于中情局没有通告这一行为有种种原因可能，他们或许担心联邦调查局知道后，自身丧失在国内行动的法律权威，他们或许想把哈兹米这样的人发展过来，因为他们始终没有得到过来自基地组织内部的情报；但最有可能的是，中情局当时已被淹没在铺天盖地的威胁和警告中，而情报分析师们大多是资历浅、年纪轻的人在担任。他们缺乏敏锐的判断，还压力大得难以想象。这种情况下的工作效率可想而知。然而可悲的是，对于已在美国境内的哈兹米和米达尔，中情局是唯一了解其身份，并从吉隆坡、曼谷，再跟踪洛杉矶的政府机构。此时距911还有几个月的时间，而且联邦调查局具有对这俩人调查的一切权限，但中情局却对自己所知的情况藏得滴水没漏。
就这此时，联邦调查局纽约办事处主管退休了，奥尼尔很想接任此职，但此时调查局考察中有两个人选，奥尼尔之外，是波士顿办事处主管莫恩，后者经验丰富。奥尼尔不仅树敌较多，关键是一向完美无瑕的工作记录，也因为上次私用公车而蒙上阴影，于是，这次纽约主管职位落在了莫恩肩上。更郁闷的是，几个月后，奥尼尔去奥兰多开一个退休前人员必须参加的会议，他根本没打算退休，也不得不去参加这个恼人的会，他瓦莱丽也顺道就近过来，想着一起过周末。会议中奥尼尔接到一个传呼，出去回电话，几分钟后回到会议室，公文包不翼而飞，而其他特工已经休会吃午饭去了。奥尼尔马上报警，并告知莫恩，同时承认包内有一些机密电邮和敏感文件。几个小时后，公文包被找到了，除了有点值钱的钢笔、打火机和雪茄剪不见了之外，文件完好无缺，而且指纹分析很快得出结论，文件没有被动过。不过这一事件无疑成为很多看奥尼尔不顺眼的同僚们的绝好口实。
10.
1995年2月“转移”尤素福时的一件轶事后来成为调查局特工经常说起的段子，当时他们逮捕着尤素福乘一架直升机前往在纽约的都会惩戒中心，飞机沿着哈得孙河飞行时，特警队成员取下了绑在尤素福眼上的眼罩，尤素福过了大约一分钟才看清东西，这时候直升机正从市贸中心旁边果果，特警队的人捅了他一下，说：“你瞧，大楼还立着呢”尤素福说：“要是我们的钱再多一点，这楼就不会是立着的了。”也由此世贸中心屹立不倒，成为纽约反恐联合行动组——由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纽约市警察局、港区管理局以及其他多加地区与联邦机构组成——成功的标志。2000年9月反恐联合行动组选在世贸中心著名的“世界之窗”宴会厅庆祝成立20周年。
欢乐的气氛还没过去，10月停泊在也门亚丁港口的美国海军“科尔”舰就发生了剧烈爆炸。几个小时后，莫恩致电总部要求此事交付纽约办事处调查，他希望让奥尼尔去做现场指挥。但总部婉言拒绝了这个要求，结果莫恩直接向局长陈情，最终搞定此事。不过派奥尼尔去这件事引起的争议却没有消失。
奥尼尔没在意这些，他欣喜若狂，这将是他破获基地组织犯罪集团的绝佳机会，也是他挽救个人事业的最后一搏。在亚丁的工作并不顺利，尤其是同美国驻也门大使博丁之间的合作并不愉快，这名女大使性格中的强硬和直率不输于奥尼尔，且她致力于把亚丁发展为美国的盟友，而且维持和改善两国间微妙的关系，她付出了极大的努力。而奥尼尔带着大批特工的到来，无疑会担扰她的外交工作。不出意外，在调查过程中，俩人的关系不断恶化，以至于奥尼尔的上司莫恩也不得不飞到了也门。直到10月末，也门逮捕了基地组织的摄影师库索，从此人口中，奥尼尔团队获知哈拉德这个人，等于是获得了“科尔”军舰爆炸案和基地组织的一条联系。调查组成员立刻向中情局询问哈立德的信息，以及基地组织是否有可能在曼谷一带举行过会议。中情局就此没有答复。中情局隐瞒了哈立德和马来西亚会议的信息，也就使“科尔”军舰一事迟迟悬而难决。
感恩节前，奥尼尔回到美国，瓦莱丽•詹姆斯见面已经：他足足瘦了25磅，奥尼尔说感觉自己是在一个人打这场反恐战争，得不到政府的任何支持，还担心，自己一离开，也门方面的调查边松懈下来。而事实也就是他担心的那样。奥尼尔2001年1月打算重返也门，博丁拒绝了他的申请。而此时，调查局方面从中情局要不来任何关于哈立德和马来西亚会议的线索，即便他们知道有那事，却搞不到更详细的资料。因此，他们也就不知道和哈立德密切相关连的，是目前已经身在美国的米达尔和哈兹米。如若知道这点，调查局特工便有权对嫌犯进行跟踪、窃听其住所、截获其通讯、拷贝其电脑、调查其联络人——至少有可能阻止911的发生。
11.
2001年新总统布什上任，上任伊始，恐怖主义显然不是新政府急于处理的要务。克拉克曾向新的国家安全顾问赖斯介绍了本•拉登及其组织对美国的威胁，但赖斯好像从未听说过基地组织。并降了克拉克的级，这样有事克拉克就不用直接找赖斯了。同时也建议克拉克留意自己的继任者。克拉克想到了奥尼尔，可接到这个工作邀请的奥尼尔，正因政府对恐怖主义的混乱反应而感到绝望，另外对于个人事业，他其实心仪的是联邦调查局副局长或者纽约办事处主管。但公文包失窃事件很可能阻断了他在调查局内的任何晋升机会。所以几件事交织在一起，奥尼尔迟迟也没下决断。
就在此期间，中情局派驻调查局的一名特工威尔希尔正在调查米达尔和哈立德的关系，因为调查局的信息，他知道哈立德是“科尔”军舰爆炸案的主谋，而他同时直到哈兹米就在美国，而哈兹米、米达尔与哈立德同行。他请求将这一信息告诉调查局，未得到中情局的答复。后来又过了一阵，6月份，威尔希尔向直到联邦调查局已掌握的情况，于是他交给调查局华盛顿总部的一位分析师看三张马来西亚会议的监控照片，并说让几位专案组特工看看。他没说照片的来由，只是说照片上有一位是哈立德。但多方分散占据的信息碎片始终没有机会拼合在一起，信息始终没有全面共享，错过了了解情况最关键的一次机会。以至于在此期间，米达尔得以回到也门，再去了趟沙特阿拉伯，并于7月4日再次回到美国纽约，而且安然无事，因为他的名字始终没上监控名单。面对无法打开的僵局，联邦调查局采取了主动而机变的方式回应，他们想出各种办法，耗费数百万美元、数千小时的人力，通过卫星窃听，试图获取有效信息。只可惜为时已晚。
12.
不久，2001年7月5日，克拉克召集众多国内机构代表包括联邦航空管理局、移民规划局、海岸警卫队、联邦调查局和特共处，通告各方最近要高度戒备，恐有大事发生。而也就是同一天，奥尼尔抵达西班牙，他受西班牙警察基金会之邀做讲演。奥尼尔携瓦莱里一起去的，他打算乘机休息几天，因为公文包丢失、私用公务车、信用卡高额透支等事在局内外传得沸沸扬扬，搞得他压力甚大。去西班牙之前，他见了一架地产公司老板，而这家地产公司刚刚接手世贸中心的管理工作，打算挖奥尼尔来做世贸中心的安全总监。也正是这几日，奥尼尔已干满20年的特工生涯，可以拿到全额退休金，于是在西班牙他决定辞职不干，松了一口气的同时，也不免沮丧，这也等于放弃自己的所有梦想——抓住本•拉登。而就在奥尼尔在西班牙作出决定退休时，基地组织的两位核心成员也在西班牙商议着911的最后细节。
事实上公文包等事件后，奥尼尔始终压力很大，就在2001年春天，他重新投身天主教，每天早上去参加弥撒，开始阅读一些祈祷指南，甚至有日在随意翻书时抽泣起来，让瓦莱里大吃一惊，可见奥尼尔内心挣扎之强烈，直到8月9日，《纽约时报》刊出来关于奥尼尔公文包丢失一事的报道，他的情绪才略有缓和。奥尼尔就是这样一个诸多缺陷的人物，但他的坚强与热切在调查局之中无人能及；除了他，没有人能要求中情局交出其隐瞒的点滴信息，或是在全国范围内发起本可以阻止911事件的拉网行动。调查局是个胆怯的官僚机构，向来憎恶强有力的人。奥尼尔对基地组织的诸多看法是正确的，但他动辄树敌的性格毁了这些，同他对立的人没几个愿意相信他的，他们毁掉了一个本可能扭转局面的人。没有奥尼尔的纽约办事处，更是失误连连。
回到纽约，他决定到世贸中心工作，8月23日第一天上班。一些朋友还祝贺他说：最起码你现在很安全，这地方儿他们已经炸过了。奥尼尔则说，他们还会再试的，不把这两座大厦弄到他们不会罢休。然而无论如何，离开联邦调查局，奥尼尔一下子轻松起来，他告诉安娜，他终于有能力结婚了。还跟瓦莱丽一起参加了朋友的婚礼，并对人说，准备给瓦莱丽买枚戒指，说这话的时候，他还故意让瓦莱丽听见。
13.
2001年9月10日星期一晚上，奥尼尔约一个朋友兼同事到自己位于34楼的办公室谈世贸中心的安全问题，两人还先在更高层的“世界之窗”餐厅喝了一杯，后又吃饭，又聊天，直到凌晨4点才回。瓦莱丽自然没有好脸色，第二天奥尼尔请求她的原谅并主动送她去工作，然后自己则直接驶向了世贸中心。当天上午，一架喷气机径直撞向了世贸北塔，92层出现了一个冒火的大洞。奥尼尔当时已经下到了第一层，忙着把世贸楼内托儿所的孩子们领到安全地带。当时一切还没有乱，大家并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奥尼尔还给瓦莱丽打了报平安的电话。随后，他返回世贸楼里。很快，另一架飞机精准地撞向了南塔，不一会儿，第三架飞机撞进了五角大楼。
直到悲剧发生后，一切证据才得以拼合，然而特工们只能在震惊、悲痛和耻辱中收拾情绪。十天后，救援人员在瓦砾堆中找到了奥尼尔的尸体。而奥尼尔的葬礼则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灾难，他的妻子两个孩子、瓦莱丽和她的两个孩子、安娜等第一次见到对方，所有的秘密子下子都揭开了。同时，奥尼尔也终于得到了救赎。
15.
去看原书，其中更有大量大量的细节描述，丰富异常，看得非常过瘾。虽然可能看后还是无法真正理解伊斯兰的精神世界，但你至少可以对于他们何以同西方世界如此对立有所了解，对于可能避免的悲剧何以最终终于发生有所反思。悲剧在真实历史中的一步步发生，说明魔鬼在细节中；而历史在赖特笔下的一步步还原，则说明上帝在细节中。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