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汉君 故乡的名查看源代码讨论查看历史
重定向至：
 |
《故乡的名》是中国当代作家李汉君写的散文。
作品欣赏
故乡的名
从每一个名字中，都能读出时代和文化信息。
故乡的名
国人历来重名，有道“名不正则言不顺”，就是说，名字若来路不正，再说别的，就算说得再怎么好，也都枉然。所以，弄清当地的那些名号，往往能有助于认识和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地理、文化、习俗，甚至名物特产。而作为故乡之子，对于老家历史上那些曾经出现过、或者至今仍在沿用的名号，就更有考察的义务和必要了。
我的故乡位于哈尔滨松花江段左岸，是一座新兴城市，上个世纪初才开埠，而在此之前，这里人烟罕至，榛莽遍地，一片蛮荒。
她是在中东铁路修建的过程中诞生的。
1896年6月，沙俄以共同抵御日本侵占作为借口，与清政府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又称《中俄密约》），取得了东北境内的铁路修筑权。
1898年,俄国人以哈尔滨为中心，东至绥芬河，西至满洲里，南至大连，开始修筑中东铁路。
1901年3月，由哈尔滨至沙俄乌苏里斯克一段铁路竣工。这时，哈尔滨便被确定为中东铁路的附属地，沙俄原驻海参崴的办事机构也迁到了哈尔滨，于是俄国人开始大量涌入，城市建设也随之揭开了序幕。
而三年前，即1898年的4月，俄罗斯铁路勘察队的施德洛夫斯基来到了哈尔滨，他“通过马家沟渡口来到南岗高地(今霁虹街)，看到了这样一番景象：在前方不远处是一条江，沿着这条江伸延着一条比较狭窄的高岗(今兆麟公园至九站一带)，在这条岗上有一座营盘(今空调机厂处)。在今兆麟公园处有三两间草房，在今承德广场附近有一个较大些的村庄(即哈尔滨渔村，后称傅家店)。在南岗高地和江沿高岗之间，是一片宽阔的低洼地，其间有一些漂浮黄草的小岗地，没有任何直接前往岸边的道路。”
这就是120年前的哈尔滨。与哈尔滨一江之隔的左岸，就更加荒凉了，完全是一片不曾开垦的处女地。
1901年，随着哈尔滨开始兴建，一位姓周名冕的人，渡过松花江，踏上了今天昌五镇这片荒原。
周冕时任大清国黑龙江铁路交涉局总办。他是奉命前来放荒开埠的。
朝廷此刻决定开垦由肇州直隶厅管辖的这片土地，也许是为了抗衡俄国人的大量涌入，也许是出于巩固边防的战略需要，总之，这片沉寂的土地，获得到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开发机遇。
那应该是一个秋天的早晨，风清日丽，雪白的云朵从头顶缓缓飘过。一只云雀箭一般直插蓝天，发出一阵悦耳的鸣叫，两只圆滚滚的鹌鹑，带着幼鸟，盘旋在草尖上方。这个季节，甩手无边的大草原，已然呈现出一派老绿色，但各种野花却争奇斗艳，开得正酣，甜根草、益母草、马兰、狼毒、野韭菜、黄花菜、打碗花、曼陀罗，漫山遍野，一片连着一片，一忽，这里花枝招摇，一忽，那边花浪涌动，白的，犹如繁星点点，黄的，好似一地鹅绒，它们恣意地盛开着，疯长着……
这时，一片草地上，早已人马聚集，火具齐备，几十号大清兵丁列好了队伍，一个个扎束停当，神情庄重。周冕身材魁梧，相貌堂堂，虽然已经年过半百，但却不畏秋寒，只在平时穿着的马褂外，披上了一件黑斗篷。他在队伍前巡视了一通，然后立定，讲解了一番注意事项，随后右手一挥，发出了烧荒的号令。很快，人员按照风向四下散开，各就其位，但听得一声号炮，熊熊大火便燃烧了起来。霎时间，荒原上火蛇乱蹿，热风扑面，到处是哔哔剥剥的响声；旷野中火线成阵，浓烟翻腾，四下皆乌乌通通的黑雾。风起云涌，人欢马跃，亘古沉寂的莽原上，燃起了一场从未有过的燎原大火，烧出了一片焦黑的沃土。
百草灰飞，万木涅槃，一方热土即将诞生。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 辰宿列张……”
周冕在大地上早已划定了井田格，从南至北，依照《千字文》命名荒段；由东而西，用数字排列一方方“井”号。当大火烧至“荒”字第五井时，周冕忽然锁紧了眉头——“荒字不吉啊！”他的心中，这片土地，未来该是一片兴旺之地，将要立起的，应为一座繁华之城。他想了想，决定将“荒”字更换为“昌”字，“昌字五井”——这便成了后来昌五镇的名字。不久，肇州直隶厅在昌五镇确立四门，设置了“肇东分防经历衙门”（俗称“肇东分防所”），负责管辖肇州直隶厅所属的东部一带，包括今天肇东全境以及哈尔滨、呼兰、安达的一部分地域。昌五四角设有炮台，城内棋盘街布局，中间十字主街分别为拱辰街、昌明街、升平街、紫气街。民国元年（1912年），肇东分防所改制为设置局，民国三年，升格为县。康德四年（1937年）十二月三日，已是满洲国的伪政府，将县衙迁到了中东铁路上的“满沟站”，也就是如今肇东市府的所在地。
肇东，虽说辟于蛮荒，但开埠之初，却有了一个非常好的名字。其肇者，始也，正也，寓意万有之起始，万物之发端，而其内里，则又包含了一股凛然之气。也许正因如此吧，故乡自“周冕放荒”、开衙建署以来，人口四方汇聚，居民五音杂厝，但始终民风质朴，百姓良善，一直都以淳厚方正为习尚。但实际上，当初为肇东命名，却是极随意的，不过因为她位于肇州直隶厅以东罢了。这个“东”字，本意只是用作方位词的。但我却更愿意接受《说文解字》上的另一个义项：“东，动也”。所谓动者，显然就是说：凡事之起始，都要靠行动，基业是创出来的，好日子是干出来的，有所作为，方可立足于这片土地上，创造出属于自己的辉煌！“肇东”二字作此一解，该是一个多么好的名字啊，它似乎预示着，这里将会有一个开天辟地的未来。
确实，肇东的开埠，在本地史上，真可算得上是一场“破天荒”了！
原来，此地过去归属于哲里木盟，并无正式的名号，当地有人称之为“满沟”。 按照字面解释，无非是说此里地势低洼，一下雨，到处积水，沟满壕平。而有的人却认为，“满沟”这个名字，只是“蒙古”二字的谐音。还有的人，将这里称呼为“甜草岗”。这是因为，此地盛产一种“甜根草”，就是中药里的“甘草”。甘草被医家陶弘景尊为“国老”，说“此草最为众药之王，经方少有不用者。”甘草遍地皆是，拿把铁锨，随处都可挖到。但如今，随着草原变为了耕地，“甜根草”已经难得一见了。
蛮荒之地，自然少有人文史迹。至今仍能见得到的，只有两处遗迹：一处是肇东城区西南四十五公里，踞松花江边五公里处，有一座古城池，相传是金兀术的妹妹为驻防而兴建。因城池周长八里，故而俗称“八里城”。据年长者说，解放前夕，城内仍有遗存的庙宇，但现在，却只剩下土城基依稀可见了。二是清光绪九年（1883年），蒙古郭尔罗斯后旗的扎萨克府（旗公府），由公营子迁到了“八里城”东北十几公里处。因札萨克旗长有“辅国公”的爵位，此地便被呼为“公爷府”，老百姓则叫它“老爷屯”。到了伪满康德二年（1935年），因施行县旗分治，旗公府迁走了，当年的那些建筑，不久也就无影无踪了，只剩下了一处徒有其名的遗址。
开埠之前，松嫩平原上的这片土地，除了少数几座村落，到处都是荒草甸子。甸子上因为盛产碱草和苜蓿，便成了蒙古郭尔罗斯后旗的牧场。那个时候，荒原上狼奔獐跃，榛莽丛生，行走几十里甚至上百里都杳无人烟。但因没有文字记载，这里荒凉的程度，却不得而知。但清初有一本叫做《研堂见闻杂记》的书上，却描述了宁古塔一带的情况，可作参考：“宁古塔在辽东极北，去京七八千里。其地重冰积雪，非复世界……说者谓至半道为虎狼所食，猿狖所攫，或饥人所啖，无得生也。”（转引自李兴盛《东北流人史》98页）宁古塔康熙朝便有将军镇守，为清代著名的流放地。余秋雨曾写过一篇《流放者的土地》，追思清代来此的那些南方人的悲惨命运。宁古塔今名宁安，距肇东城四百二十公里，两地相距并不算特别远，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年这里蛮荒的程度，甚至可能过于宁古塔。
自从肇东建县以后，便有了“三肇”一说。所说的“三肇”，即指肇东、肇州、肇源三县。肇东居于中东铁路线上，肇源紧临松花江，而肇州，在这两县之间，却仅靠公路相连。“三肇”之中，肇东因得铁路之便，在后来的发展中，一直居于首位。
肇东迁来“满沟站”，已是伪满时期了，因而，当初城市的规划和设置，据说还有日本人参与其中。
那天——姑且算它是旧历的三四月份吧，在一个极寻常的日子里——寻常得没人留意到那是几月几号，一辆进站的绿皮火车车厢里走下来几个人，有两三个身着马褂，头戴黑貂皮帽，手上都拿着一根“文明棍”，一看都有些来头。其中，还有一个西装革履的日本人。这几个人，都是满洲国哈尔滨市政厅请来规划新县城的。他们下了火车，被人引领着，进了一座临时借用的、车站“老毛子”职工的俄式住宅里。第二天，一行人便从火车站出发，向东行至一条河沟边，转天，又从火车站向西，走出去四五里地……他们依据当时的水纹资料，决定将主城区设在铁路以西。
“既是开埠，设置城区街道尤为关键，列位说说，可有什么好主意？”为首的这人宽面厚唇，浓眉大眼，神情不怒而威。他说着话，从衣袋里掏出一盒满洲烟草株式会社的协和牌香烟，举着给每个人递过去，但他们都摆了摆手。“都不抽啊？”他一颠烟盒，将蹿出半截的那支抽出来，叼在嘴上，划了根白头洋火，点着了。他吸了一口，抬眼看了看其他几个人，示意大家说话。
一个脸颊瘦削，蓄着山羊胡子，戴一副水晶石圆片墨镜的老者，先是干咳了一声，又习惯的把怀表上的铜链向衣襟里掖了掖，这才慢悠悠地说道：“建区西向，这固然是不错的。但即为新城，一起始，务必要体现出尊奉天地的意思，以承天地之精华，开万世之福祗。此乃百年大计，万万不可稍有疏忽！”
“那是，那是。”几位纷纷点头。
为首的就拿过铅笔来，在一张白纸上先画了个圆点，说：“这是火车站。”又接着依次画了七道竖线，然后在这七条线中间，又画了一条贯通的横线，与那个圆连接上。画完，他用铅笔指着草图说：“由火车站向西，设街数为七，一来暗指西方，二来，也合于月运二十八天之基数。”
“同意！”那个日本人似乎很兴奋，“七，也是上帝的休息日，是个极幸运的数字……”
“七在佛教，更是圆满之意。”老者瞥了一眼那个日本人，马上接了一句。
“纵者为街，横者为路，新京、哈尔滨也都这样命名街道。据此，这七条就称它为街，这条横的，称之为路，可好？”
大家又都点头称是。
这时，那位老者拿过铅笔来，在第四条竖线处，于那条横线的两侧，各划了一条斜线，然后把那张纸一转，大家立即就看出来了，街道组成了一个“奉”字。
老者接着说：“辟出这两条子午街，便可奉天居地，万福滋生，再设路宽为三，即为一生二，二生三，繁衍生息，万世不绝矣！”大家照例点头称是。
“NoNo。”那个日本人连连摆手，“这座大东亚共荣圈里的城市，大大的，三十米的街宽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看到它未来的发展。”
“一座县城，街宽三十米，足矣！”这是众人的意见。
但那个日本人却说：“我提醒大家不要忘了，我留学欧洲，专业就是城市规划。我的意见是正确的，我不打算放弃自己的主张。”
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
为首的那人头脑很灵活。他眨了眨眼，便说：“一般的街道，三十米宽足够了，但往长远打算也并没有错。这样吧，这条横贯东西的大街作为主街，修得宽些，六十米，这也是个大顺之数……”
于是规划成型，一座县城的格局就确定了下来。
接着，这几个人又为每条街道都取了名字。横贯东西的大街为正阳路，其余的，因为车站前面可能要建有广场，暂不命名，纵向的几条街名分别是：二合、三友、四明、五权、六法、七治。这几个名字，由“合”起始，终达于“治”，中间有友民、开明、赋权、遵法，也算作体现了当时的新思潮。后来设立的学校，也都以街道命名：二合小学、三友小学，四明小学。但解放以后，人们却只呼头道街、二道街、三道街，只以数字代名字了。街道形成不久，许是人们不习惯称呼“正阳路”，于是也叫作了“街”——正阳大街。当时，人们口中的“街”，是念“该”这个音的。如今，人们却无不庆幸那条正阳大街的宽阔，街面主路可画双向八车道，即使城市人口现在已经到了三十多万，路上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但街道一点也不显得逼仄，保证了交通的顺畅。
城市渐渐有了模样。正阳大街两侧的街面上，店铺一家挨着一家。店铺多为红砖墙，但却千篇一律都粉刷成柠檬黄色。那种颜色，在阳光下显得十分明亮而又清爽，看着，让人倍觉温暖。那种颜色成了我童年记忆中抹不去的底色。不独是我，移居瑞士的作家赵淑侠，当她1986年回到故乡的时候，也曾沿着这条正阳大街，找寻记忆中的柠檬黄。
“街道完全变样了。”她立在街头沉思着说。“什么地方还保留着刷成柠檬黄的那种房子吗？”她转过头问陪同的邓市长。邓市长摇了摇头：“你说的，是很早以前的事了，那些房子现在早都被翻建了，新建筑物的立面上，现在使用的都是新材料，已经没人再刷房子了。”
“那种颜色是我儿时记忆中最漂亮的颜色，去国几十年，却怎么都忘不掉。我也曾在欧洲许多国家里找寻过，却从未见到过那种颜色的房子。这次回来，没能看见，也算作是个遗憾啊……”
赵淑侠一家是日本关东军占领肇东时离开故乡的，几十年都没有回来过。她对家乡的记忆，都是幼时的印象。但无论如何，这次返乡，让她仍然十分激动。数年后，我看到了她在大陆发行的一本名叫《情关》的书，其中有一篇《松花江畔是我家》，所写的，就是这次返乡见闻。其中她写到了正阳街，说：“肇东只有一条柏油路，叫正阳大街——这个名字对我可是太熟悉了，伯父和父亲不知对我形容过多少遍。他们就是在这条街上跑着长大的。正阳街是小城的灵魂，路宽八米、道分三条，中间以两排白杨树相隔，街两边是店铺、机关办公室、两三家饭馆、一家旅馆、一家银行。有些年久失修的老房子，关紧着门，仿佛无人居住的样子。其中有排黄色的房子，破烂不堪，上面‘照相馆’三个字已经模糊，我立刻想起以前从长辈们的口里听到的：‘肇东只有一家照相馆，全县的人都是他的主顾。’当然我家的人也是这家照相馆的主顾，曾踩过这块土地，于是赶快叫小妹给我摄影留念。”
这段文字中，对街宽的记述显然是错的。实测得知，正阳街宽61.5米，二合街宽31.7米。这时的肇东，再也不是她儿时记忆中的那个肇东了。
的确，这座小城开埠时间虽短，但却一直处在变化之中。
解放以后，随着人口的剧增，主城区先是有了南二横街、南三横街，后来，居民区逐渐向西延伸，很快辟出了一大片新地号。新地号上人口稀疏，建房者往往都要在房前屋后圈出一个大园子来，或以树枝编篱，或插柳条为墙，园内种上蔬菜，以能自给自足。大家你圈这儿，他圈那儿，房屋横不成行，竖不成列，形成的街巷，宽窄也都不同，更没办法取直。这里，不要说街巷无名，就连整个这片地方也没有名字，只以“新地号”呼之，等于是无名之名。后来，正阳大街也开始继续向西延伸，但却并没有取直，而是贴着新地号的北边，折向了西南方，街宽也陡然缩窄了大约三分之一。这段后续的正阳大街，两侧形成的南北向街道，很长一段时间也都没有名字，只以数字称呼：八道街、九道街……十六道街、十七道街。直到九十年代成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才开始为这些街道取名，例如福民南路、福民北路，如此等等，原有的老街名，也得到了恢复。
这座小城没有真正的河流。铁东区那条河，起初只是一条排水沟，雨季用来泄洪，平时没有水，所以大家都叫它“东旱河”。七十年代，大庆为了泄洪，把这条旱河加宽、挖深，从青肯泡一直向南，直通哈尔滨呼兰区二道河。于是这条河就有了一个新名字：肇兰新河。“肇”与“兰”，只是两个地名的简单并列，不像江南许多名字那样，含着浓厚的文化韵味，如木渎镇典出吴越之争，甪直镇则借用独角兽甪端；而杭州的“龙翔桥”、“凤起路”、“九溪烟树”、“龙井”一类的名字，则更显出其文化底蕴了。
肇东也没有山。五十年代居民嘴里的“南小山儿”、“北小山儿”，其实根本不是山，只不过是地势略高的土岗子。前些年在城北的郊外堆起了一座土山，高52米，取名“肇岳山”。这个名字令人感到费解的是那个“岳”字。查了一下，历史上只有两处名为“岳山”的地方。一处在陕西宝鸡市宝鸡县新街乡的庙川村。此山之所以以“岳”为名，是因为山脚下有一座隋代兴建的“吴岳庙”，故而也称吴山。另有一处则见于《山海经▪大荒南经》：“帝尧、帝喾、帝舜葬于岳山。”这座山的本名为狄山，因何典故又被称之为“岳山”，如今已经不得而知了。但现在，这个“岳”字，在词典里“泛指高山”，却是毫无异议的。如此一来，说“岳山”，就好比说“茗茶”一样了。“茗”本来就是茶的意思，有人说指晚茶，有人说指茶芽，古代更有劣质茶一说，但不管怎样，“茗茶”二字并用，并无“名茶”之意，倒有“茶茶”之嫌了。
肇东开埠以来，虽然时间短暂，但我们从这些名字的变化上，却可以看出人们的思想观念、文化素养，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仔细琢磨一番，还真能感受到时代的不同。[1]